融山之處

洛杉磯有一棟紅色的博物館，外牆用一條一條銀色的不鏽鋼帶纏繞著，像有人把速度的軌跡直接凍在建築表面。它叫 Petersen，彼得森汽車博物館。一棟講汽車的館，外觀本身就在講速度。

走進去，有兩台車讓我站了很久。一台是 Ferrari Enzo，以創辦人本人命名的旗艦。另一台，是 1968 年的 Lamborghini Miura P400，很多人認為它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義的超級跑車。我看著那個低伏的車身，第一次懂了「一台車可以是一件雕塑」是什麼意思。

先說清楚我的位置：我不是車主，不是賽道玩家，沒開過超跑。我是一個欣賞者。但這兩台車背後那場六十年的對決，是我聽過最精彩的商業故事之一。它的起點，是一台壞掉的離合器。

《冰與火之歌》讓杜布羅夫尼克的旅遊人次比開拍前多了 70%。代價是：1991 年舊城住了 5000 個居民，今天剩不到 1000。遊客來看一座「活的中世紀城市」，而正是遊客讓它死去。拉古薩共和國——一個沒有軍隊的小城邦——在 1377 年發明了「檢疫」，1418 年廢除奴隸貿易，比英國早了將近 400 年。你走進一個影集場景的真實空間，大腦會同時調出兩份記憶：一份是你真正走過的，一份是影像替你預先安裝的。旅行有時候，是去驗證一段你其實沒經歷過的記憶。

從高威市區往西開一個多小時，到半島的盡頭。海邊有一棟房子叫 Renvyle House，面對的方向，下一塊陸地是美洲。

1917 年，Oliver St John Gogarty 買下它。他是耳鼻喉科外科醫師，同時是詩人、作家、運動員、飛行員，後來當上愛爾蘭自由邦的參議員；而他最有名的身分，是喬伊斯《尤利西斯》裡 Buck Mulligan 的原型。他在這棟房子裡招待過葉慈、畫家 Augustus John，還有邱吉爾。

房子裡還有別的住客。僕人回報：門自己開關，半夜走廊有腳步聲，床單在人睡覺的時候被看不見的手扯開。僕人區有一個房間裝了鐵窗，名聲壞到沒有人肯進去睡。裝鐵窗通常有兩個理由——防止外面的人進來，或者防止裡面的人出去。

我每天刷牙，從來沒想過我在做什麼。擠出一條牙膏，刷個兩分鐘，漱口，結束。這個動作佔了我人生大概一萬個小時，我從來沒停下來想過那條白色的東西從哪裡來，為什麼是那個味道，裡面到底有什麼。

改變這件事的，是一次在紐約的度假。我們住在一間五星飯店，某天早上我走進浴室，看到洗手台上擺著一支小小的牙膏，是飯店附的，我沒多想，擠了一點刷牙。然後我愣住了。那個味道，不是我熟悉的那種薄荷，是肉桂，是某種辛香料，後面還帶著一點點木質的尾韻。膏體的質地也不一樣，比較濃，比較細。我把那支牙膏翻過來看——是一個義大利牌子，金色的管蓋，復古的設計，叫 Marvis。

那天我用手機查了一下，發現我手上這支幾公分的小東西，背後有一整個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一整個把「牙膏」這件最廉價、最被忽視的日用品，重新做成精品的世界。這一集，就是那次研究的結果。

我們從一件大部分人沒聽過的事開始。

1850 年代的芝加哥，是一座沼澤上的城市。整座城市坐在密西根湖旁邊的低窪平原，海拔比湖面只高一點點。下雨的時候街道會泡水，幾天不會退，馬車卡在泥裡，豬隻掉進泥坑淹死，市區到處是霍亂、傷寒，因為沒有排水系統。芝加哥人說，那個年代下雨之後走路，泥巴真的會吃掉鞋子。

工程師面對這個問題，想出了一個聽起來像瘋子才會做的解決方法：把整座城市抬高。1858 到 1860 年，芝加哥的工程師用了上千個千斤頂，把整個市中心的建築物，連同人、家具、客人吃飯的餐桌，一起抬高了 1.2 到 4.3 公尺。整棟六層樓的飯店被抬起來的時候，客人還在裡面吃晚餐，廚房還在出菜。

這件事本身就足夠形容芝加哥的個性。芝加哥人面對問題，不會說「我們繞一下吧」，他們會說「好，那我們在原本的城市上面再蓋一層」。這個基因，從 1850 年代到今天，沒變過。芝加哥就是一座一層蓋一層的城市。

Kering 集團——擁有 Gucci、Saint Laurent、Bottega Veneta、Balenciaga 的奢侈品巨頭——付了 17 億歐元，買下 Valentino 30% 的股份。整個 Valentino 的估值被定在 56 億歐元。協議裡面寫了一個關鍵條款：Kering 有權在 2028 年之前，把剩下的 70% 也買下來。換句話說，全世界已經知道，Valentino 會被 Kering 完整收走。

問題是——這場交易的賣方 Mayhoola，是卡達王室的主權財富基金，由前王后 Sheikha Mozah 主導。他們 2012 年用 7 億歐元買下 Valentino，11 年後賣 30% 給 Kering 賣了 17 億歐元——光這一次交易，他們已經把當年的本金翻了一倍。這代表 Mayhoola 用 11 年的時間，把 Valentino 的價值從 7 億做到了 56 億。8 倍。

更有意思的事還在後面。這場交易宣布之後不到一年，2024 年 3 月，Valentino 把當時的創意總監 Pierpaolo Piccioli 解約。一個給 Valentino 賺了 11 年錢、做出 Pink PP 全粉色高訂系列的天才，突然走人。同月，Alessandro Michele——以前 Gucci 的創意總監——加入 Valentino。整個時尚圈震驚了好幾天。

託我姊姊在維也納實習的福，我在某年夏天可以去這個城市晃晃，在布達佩斯跟維也納之間來往。

我在維也納住的那幾天，每天早上會走去 Café Central 喝咖啡。那家咖啡館 1876 年開業，到現在還在原本的位置，原本的大理石桌子。Trotsky 在這裡寫過文章，Freud 和朋友在這裡辯論，Lenin 坐在那裡讀過報紙。今天我坐在同一張桌子，桌上的拿鐵，跟一百年前差不多。服務生穿白色制服，鞠躬上咖啡，動作跟 Freud 那一輩看到的服務生一模一樣。

二○一四年夏天，我二十，搭上了前往北京的飛機。

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兩個月的建築實習。對不做建築的人，這集可能比較硬一點。但北京這個地方，它的建築、它的歷史、它的權力，是分不開的。我盡量把它說得像個故事。故事從那個夏天開始。

一個最好的時間點

那一年去北京，是一個很特殊的時間點。

二○○八年北京奧運，是中國用建築向世界宣示自己的一次大動員，幾乎召集了當代全球最有名的建築師：Herzog & de Meuron 的鳥巢、OMA 的 CCTV 大樓、Zaha Hadid 的設計、Norman Foster 的首都機場三號航廈。北京在奧運前後那幾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築工地。

到了二○一四年，那批建築都已經蓋完，整座城市正在消化那一輪的巨大建設。我去的時候，那些地標都還很新，帶著剛落成的氣氛。我帶著一雙二十歲的眼睛，走進那座城市，一棟一棟地看。這是一種很難複製的視角——再早幾年，工地還沒蓋完；再晚幾年，那種剛剛建好、要向世界證明什麼的銳氣，就慢慢沉下去了。我剛好站在那個尖峰上。

愛馬仕、LV、香奈兒，大家都知道。

有兩個包款品牌，全球年銷售量加起來，可能還沒有愛馬仕一款包的零頭。但買得到它們的人，不在意這個數字。一個在巴黎，一個在倫敦。兩個幾乎沒有廣告、沒有代言人、沒有社群媒體策略的品牌，客人卻一等好幾年還在等。它們之間，服務過歐洲最挑剔的一雙雙手，也供應了英國女王半個世紀。而它們，都不太希望你知道它們是誰。

這集，我們談 Moynat，跟 Launer London。

丹麥美學背後有一個很難翻的詞，叫 hygge，常被翻成舒適，但不準確。它比較像是把光、溫度、材料、人全部調到一個剛剛好的狀態，讓人想待著不想走。三根蠟燭、一條毯子、一杯溫的巧克力，窗外在下雪，有朋友，那個感覺就是 hygge.

大概七百多年前，義大利北部的玻璃工坊磨出了第一片可以放在鼻樑上的鏡片，讓視網膜裝反、眼球過長的人，世界重新清晰起來。那是人類第一次用一個工藝品，去修補演化沒有做好的地方。從那個修補的動作開始，眼鏡走過了一條很奇怪的路，從純功能工具，長成了一件關於風格、身份、品味的東西。今天有些人買眼鏡，買的根本不是視力矯正，買的是那副框放在臉上的改變。

今天說三個品牌：柏林的 Kuboraum，洛杉磯的 Jacques Marie Mage，東京的 Matsuda

去年十二月，Frank Gehry 在他 Santa Monica 的家裡過世了，九十六歲。

看到消息的時候，我先沉默了一下，然後打開筆電，看了很久一張照片——他站在畢爾包古根漢前面，1997 年，剛剛完工，那座建築在他背後像一艘停泊的太空船，鈦板在陽光下閃著銀色。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剛做完一件非常困難的案子、然後發現完完全全值得的人。

我先是當他的學生，後來在他的事務所工作過。他說過一句話我記到現在：做建築，永遠是為了人。Always do it for humanity。

這篇我想說兩個人。Frank Gehry，和 Zaha Hadid。同一個時代裡最像彼此的兩個人。一個在洛杉磯長大的加拿大猶太人，用揉爛的紙板找到了建築的靈魂；一個在巴格達長大的伊拉克女人，用畫筆畫出了沒有人相信能蓋出來的空間。他們的職業生涯交叉在同一個時代，彼此尊重，卻從不互相模仿。

我在 DTLA 住過一段時間。買菜、上學、睡覺，早上走出門，聞到那個混著咖啡跟尿味的空氣。

那段時間改變了我對城市的很多想法，因為 DTLA 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它同時裝著全美最密集的無家可歸人口，跟全世界最貴的當代藝術。一棟 Gehry 設計的音樂廳，走路兩分鐘，是一整條街的帳篷。頂級藝廊門口，停著一輛賣三塊錢塔可的小貨車，再往前，一間 Le Labo，一瓶香水三百塊。

這種對照，在別的城市你得刻意去找。在 DTLA，它就在我上學的路上。

我後來想到最貼切的比喻，是一個被遺忘的玩具。小時候玩過某個東西，後來放進箱子，忘了它。過了很多年，搬家的時候翻出來，突然覺得，欸，這個挺好的啊，當時怎麼沒好好珍惜。然後大家開始爭著把它撿回來。

DTLA 就是那個玩具。洛杉磯放棄了它幾十年。有一天，藝術家進來了，開發商進來了，品牌進來了，大家又開始重新看它。

紐約從空中看下去的時候就已經讓人心跳加速。整個曼哈頓島躺在那里 一根細長的錨頭 ，插進哈德遜河和東河的交界。從頂端往南看，越往下密度越高，摩天大樓越密，歷史感越沈重。最南端那一塊是曼哈頓最老的一區。從天空繼續往下俯沖，看到自由女神站在遠處，然 ，兩個方形水池 眼睛一樣盯著天空。 最後是一棟閃著玻璃光的高塔 和旁邊一棟像是奇怪的白色骨頭生物的建築物。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這里，Tribeca Financial District 跟 Battery Park。這不像是一個觀光行程，更像是回到一個很久沒有去的老地方，發現它長大了。

在東京有一家餐廳叫做Saitō齋藤。想進去吃，沒有辦法打電話，沒有辦法上網訂，必須由現有的熟客介紹，店主自己判斷，才有可能拿到一個位子。等了幾年的人不在少數。進去之後，那個空間很小，吧台坐了10個人。師傅齋藤孝司每天早上去豐州市場親自挑那天要用的魚。他不用電冰箱，任何一條魚都在他認為最適合被吃掉的那個時間點出現在你的眼前。 人一餐400美金起跳。 同一個時刻，有幾千萬人在某間回轉壽司的吧台前，看著那條輸送帶轉啊轉著，小孩子眼睛發亮，看到一個喜歡的顏色，就舉起手把那個小碟子拿下來一口吃掉，然後繼續看著下一個轉盤轉過來。 這光譜的兩邊都是壽司，這一集我們想談的就是這一件事情。同樣一個食物，怎麼在頂端和底層都同時活得那麼好？

先從一個數字開始：九百一十億美元，華特迪士尼公司二〇二四會計年度的營收。一家公司，經營幾乎所有跟快樂沾得上邊的生意——電影、電視、主題樂園、郵輪、串流、ESPN,還有巴哈馬的一座私人島嶼。樂園一年接待超過一億人次。串流平台有兩億三千萬訂閱。郵輪船隊會在二〇三一年擴張到十三艘。

東京是個活在「羅生門」裡的城市。當你步入其中，你所見到的城市景象，會與身旁之人眼中的截然不同。歷史與未來在此共存，彼此間毫無明顯的摩擦；超自然力量與理性思維共享著同一個郵遞區號；靜謐與喧囂往往僅隔一扇門扉。沒有哪一種解讀是虛假的，但也無一能呈現全貌。

1930年3月13日。下午五點四十五分。

法國坎城，Carlton Hotel 酒吧。

一個叫 Woolf Barnato 的男人，放下威士忌，做了一個任何人都應該攔著他的決定。

他要跟一列火車賭跑。

那列火車叫做 Le Train Bleu。藍色特快車。從坎城往北開，途經巴黎，終點加萊。全法國最快的奢華列車，從來沒有任何汽車跑贏過它。

沒有人接下這個賭，因為沒有人覺得有可能。

Barnato 走出酒吧，坐進 Bentley Speed Six，點燃引擎，往北開走了。

隔天下午三點二十分，那台 Bentley 停在倫敦保守黨俱樂部門口。引擎還在微微作響。

四分鐘後，藍色特快才抵達加萊。

他不只跑贏了火車。他還多開了整個英吉利海峽的距離，然後悠悠坐下來等。

法國汽車製造商協會後來開了罰單，說這是公路非法競速。

Barnato 的回應是：這是我個人的事，跟 Bentley 公司無關。

沉著，傲慢，不在乎別人怎麼定義。這就是 Bentley 的樣子。

塞萬提斯筆下的那個經典角色——唐吉訶德。他騎著瘦馬，拿著長矛，對著原野上的大風車就這麼衝了過去。

他說：「名為生活的大風車啊，我要向你大戰三百回合。」今天，我們想聊聊巴塞隆納。

這句話，簡直就是這座城市的底色。巴塞隆納的所有東西，從街道的幾何形狀到教堂的彩繪光影，都帶著這種跟生活「浪漫」到底的精神。今天我們帶上一副太陽眼鏡，帶著一點點隨性的心情，聊聊這個充滿陽光與野心的地方。

二〇二三年的夏天，電影 Challengers 上映之後，Loewe 的官網塞了兩天。

不是因為 Loewe 贊助了那部電影。是因為飾演 Art 的 Josh O'Connor，在戲裡穿著一件 Loewe 的 polo 衫走出來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同時在 Google 搜尋，然後湧進官網，然後官網掛了。

那件 polo 衫，是一件很普通的 polo 衫。米白色，針織，剪裁乾淨。但穿在 Art 身上，在那個特定的敘事氛圍裡，就成了某種符號。某種不試圖讓人看見的存在感。

這就是 Jonathan Anderson 十一年在 Loewe 做的事。他在建立一種感覺的語言。

在 Malibu 山裡騎馬，有件事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愣住了：馬會自己去找溪流。走著走著，牠步伐微微一偏，往一個你完全看不出名堂的方向走，然後你聽到水聲，然後你看到一條細細的山溪。牠走進去，在水裡踩，甩頭，很享受。那一刻你坐在上面，比較像乘客，不像騎手。後來我才知道，很多在 Malibu 住了幾十年的人會說同一句話：我跟這片土地的連結，是透過馬建立的。那些住懸崖豪宅、有直升機停機坪的人，未必有這個。

一個西班牙男人的執念、以及那件讓時尚圈一百年都回不了頭的事

我曾經有一件Balenciaga的黑色羊皮連帽T。穿上去的那一秒，重量從肩膀落下來——厚實的、有彈性的重量。讓我知道這件衣服做起來很難。羊皮有天然延展性，但裁起來非常考技術——剪錯就是廢料，沒辦法像布料一樣拼合修正。連帽的設計要讓皮的重量均衡落在肩頸，拉上hood之後廓形還不能垮。厚實、有彈性、保暖但不悶——一件連帽T要做到這樣，工藝成本已經不在話下了。

在洛杉磯最貴的住宅區跑個步，老實說壓力蠻大的。我們一轉角，可能就會撞見詹皇 LeBron 在散步，或者不小心把一瓶香檳遞給迪士尼的老大，然後自己嚇得轉頭就跑。今天要把座標拉回我時常造訪、非常熟悉的洛杉磯西邊──布蘭特伍德（Brentwood）。

試著想像一種備受孩童喜愛、同時又是浪漫代名詞的物質，在幾百年前，它竟然是交易人類生命的真正貨幣。

今天，我們不聊平庸的糖果。我們將剝開巧克力的華麗外衣，凝視它的真實面目。這是一場屬於可可的英雄旅程：看它如何離開古老神祕的庇護所，乘著大航海時代的巨輪跨越重洋，在工業革命的齒輪下經歷殘酷的商品化洗禮，最終被幾位當代巴黎的偏執狂所拯救，重新奪回靈魂。

驕傲與拿破崙的秘密

我這輩子目前去過 巴黎兩次。

第一次，我十八歲。身上沒什麼錢，但整個人活得很用力，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多克難。第二次是2017年，一個人去，疫情前，訂了一間好旅館，沒有行程，沒有非去不可的地方。兩次之間，隔了將近二十年。

Paris 這座城市，不管你帶著什麼狀態去，它都會反射回來。就是巴黎特有的暖燈，塞納河波光粼粼的，讓人突然很想談戀愛、很想買束花，或是想一個理由多留一個禮拜。

今天，我們來聊 Paris，先聊一點點。

LORO PIANA & ZEGNA 的故事

米蘭郊區，一個巨大的展覽廳。ZEGNA在裡面重建了澳洲牧場的地景——地板上鋪著真正的草皮，巨型螢幕播放著羊群在原野上的畫面。展廳入口，一只玻璃展示櫃。裡面放著世界上最細的羊毛。就那樣放著，像博物館裡的文物。

我們要來分享和這兩個的品牌的邂逅

有一句話，出自一位八世紀的修士，每次落地羅馬我都會想起它。

「只要鬥獸場還在，羅馬就會在。鬥獸場倒了，羅馬也倒了。羅馬倒了，世界也跟著倒。」

他寫下這句話的時候，羅馬帝國或許還勉強算是已知世界的組織原則。他寫的是一種永恆的宣示。兩千年後讓我每次走在聖路上都要停下來的，是這句話至今仍然感覺是真的。

歡迎收聽融山之處

Erewhon 和 Eataly 的故事

這一集，我們要談兩家雜貨店。但請不要把它們當雜貨店看——它們是當代美國最有意思的兩個文化命題，恰好以零售的形式存在。

大家都說巴黎是光之城。但我的答案一直都不一樣。洛杉磯-------你去一次葛里菲斯天文台，就在太陽要沉進聖塔摩尼卡山脈的那一刻之前，站在那裡，看著一條一條大道開始亮起來，像一套神經系統剛剛醒過來。往最左邊看，聖蓋博山脈上還蓋著雪；往最右邊看，太平洋的海面正在反光。就是那個光線、那個角度，你一下子就明白了——明信片從來就不是重點，重點是那個感覺。那個承諾：這是一個讓你追夢的地方，而且，如果你夠幸運，你可以親眼看著它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