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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旅：台灣志願兵潘文揚親歷的俄烏戰爭》入選台灣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9月，台灣文化部公布了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之間書評（原波士頓書評）策劃、八旗文化出版的《生死之旅：台灣志願兵潘文揚親歷的俄烏戰爭》入選。
入選評語：生死之旅：台灣志願兵潘文揚親歷的俄烏戰爭作者：潘文揚 推薦評語：作者以台灣志願兵身分寫下俄烏前線：無人機盤旋、砲火落下，戰友接連陣亡。這段親歷紀錄讓遠方的戰爭有了重量，也追問正義應付出何種代價。---请找出台湾教育部公布的书单
本書英文版A War I Cannot Understand：A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in the Russo-Ukrainian War由波士頓書評翻譯、出版，全球發行。美國讀者可直接點擊書評，書評直銷價20美金。其他地方：Amazon 全球發行。亦可以在當地Amazon、大型網絡書店或是實體書店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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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英国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编者按：今天的英国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又如何理解由这段过去塑造出来的现在？
这个问题看起来属于历史，其实也属于当下。从帝国与奴隶贸易，到1960年代的社会变迁，再到今天由智能手机、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塑造的信息环境，英国人对于“自己是谁”的理解，一直与他们如何阅读、记忆和讲述这个国家有关。
James Marriott的新书 The New Dark Ages 从今天开始，讨论阅读衰退和数字媒介是否正在改变人们集中注意、理解复杂问题和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David Kynaston的 Deep into the Sixties 则重新进入1965至1966年的英国，通过普通人的日记、报纸和社会调查，重新审视后来关于“Swinging Sixties”的集体记忆；William A. Pettigrew的 Britain’s Slave Traders 把视野进一步推向更早的英国，利用一个追踪约13,000名奴隶贸易投资者的大型研究项目，重新考察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英国政治、商业、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关系。
三本书讨论的时代和问题完全不同，却可以构成一条从现在走向过去的英国线索：一个国家如何理解今天，与它如何记忆昨天密不可分；而一个社会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又取决于它是否仍然愿意面对那些无法被一个标题、一段短视频或者一种简单历史叙事概括的复杂经验。
The New Dark Ages: The End of Reading and the Dawn of a Post-Literate Society， 《新黑暗时代：阅读的终结与后文字社会的黎明》
James Marriott｜The Bodley Head｜2026年9月3日
内容介绍：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空前丰富的时代，James Marriott却担心人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他所说的“黑暗”并不是信息或者文字突然消失，而是阅读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正在下降。在他看来，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短视频不仅占据了过去用于阅读的时间，也正在塑造一种更快速、更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而长篇阅读所需要的持续注意、记忆、抽象思考以及跟随复杂论证的能力可能因此受到影响。Marriott把问题进一步推进到教育和民主社会：如果公共讨论越来越依赖短暂、情绪化和脱离上下文的信息，人们理解复杂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一本有意采用强烈标题和宏大判断的文化批评，因此也引起了明显争论。《金融时报》认为Marriott提出了阅读衰退与复杂思考之间值得重视的关系，同时注意到类似忧虑并非始于智能手机时代；《卫报》的评价则更加尖锐，认为他对深度阅读价值的辩护具有说服力，但从阅读衰退进一步推向民主和文明危机时，一些论证过于宏大，证据并不足以支撑所有结论。因此，本书最值得讨论的也许不是我们是否真的已经进入“新黑暗时代”，而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当英国社会获得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是否还保留着把信息转化成知识、理解复杂因果关系的耐心？
作者介绍：James Marriott是英国评论家和专栏作家，目前为 The Times 撰写文化评论，并经营文化评论通讯 Cultural Capital。他曾为BBC Radio 4制作关于阅读史的系列节目 How Reading Made Us，加入 The Times 以前还曾从事古籍行业。The New Dark Ages 是他的第一本书。
Deep into the Sixties: Britain 1965–66， 《深入六十年代：1965—1966年的英国》
David Kynast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26年9月24日
内容介绍：今天回望1960年代英国，很容易出现一幅已经高度符号化的画面：披头士、滚石、迷你裙、青年文化、社会自由化，以及一个正在摆脱战后紧缩和旧有社会规范的“Swinging Britain”。David Kynaston的新书却试图恢复这种集体记忆背后更加复杂的日常英国。全书从1965年Churchill葬礼之后写起，一直写到1966年7月英格兰赢得世界杯，通过私人日记、报纸、民意调查和大量同时代材料，把Harold Wilson政府、英镑危机、教育改革、城市改造、越南战争引起的左翼不满和迅速发展的青年文化，与普通英国人的住房、收入、娱乐和日常生活放在一起。Kynaston并不否认1960年代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是强调变化的速度和分布极不均匀：对于伦敦部分年轻人来说，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许多大城市之外的普通家庭而言，生活仍与此前几十年有相当大的连续性。《泰晤士报》采访中以一句朋友对Kynaston说过的“The Sixties never happened in Blackburn”作为文章标题，恰好捕捉到这种反差，但它并不是说“六十年代没有发生”，而是提醒读者，后来被概括成一个时代的经验从来不属于所有人。Kynaston真正重新提出的问题因此是：当我们说“1960年代改变了英国”时，我们说的究竟是哪一个英国、哪些人，以及哪些变化？
作者介绍：David Kynaston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以规模庞大的战后英国史系列 Tales of a New Jerusalem 著称。该系列从 Austerity Britain: 1945–51 开始，此后陆续出版 Family Britain: 1951–57、Modernity Britain: 1957–62、On the Cusp: Days of ’62 和 A Northern Wind: Britain 1962–65；Deep into the Sixties 是系列第六卷。Kynaston的写作特点是大量使用普通人的日记、私人记录、报纸、广播和社会调查，将国家政治与日常生活并置，而不是只通过政府和政治精英解释历史。这项持续近二十年的写作计划最终准备把英国社会史推进到1979年，因此新书既是关于1965—1966年的独立社会史，也是这一战后英国长期历史工程的一部分。
Britain’s Slave Traders: A Forgotten History 《英国的奴隶贸易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William A. Pettigrew｜The Bodley Head｜2026年9月24日
丁子江 | 思想对话中的儒学西传：《西方儒学史》作者自序
编者按：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子江，于2025年推出最新著作《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孔学堂书局），本书分开篇、上篇、中篇、下篇四个部分，从历史的缘起、概念的分析、论争的来源、批判的比较和实践的发展来阐释儒学西传的历史，必要性。开篇揭示了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双向大格局。上篇追溯了义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等西欧天主教传教士早期的儒学西传。中篇主要谈及了英美传教士的儒学西传，中国教徒的儒学西传，并阐析了传教士、儒化圈与儒学西传之间的关系。下篇主要阐明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义大利、比利时等国的现代汉学家和欧美现代华裔学者的儒学影响。本文为作者自序，作者强调思想研究是一切学问的最高境界，文化交往的最高形式是思想对话。本书聚焦“儒学西传”或“儒学西引”，作为中西思想互换与跨文化软性交流的成果。作者长期从事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受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影响，并主编相关学术刊物与丛书。全书除导言外分10章，阐述世界主义与儒学西传、多维再对话、16-19世纪缘起与转型等史例史评。书中界定“西方儒学”三重含义，并遵循编年与记传、中学与西学等12项互补原则。经作者授权，书评特别刊出。标题为书评编辑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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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例如自然科学观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黑洞理论、大爆炸理论、反物质理论等等，最终都成了某种哲学思想的探讨。所有文明和文化历史社会传承中的世界观、科学观、真理观、审美观、价值观、经济观、政治观、法律观、教育观、宗教观、军事观、家庭观等等，都是在思想的高度才得以形成与发展。文明与文明、文化与文化、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不断进行着撞击与融合，最终都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
所谓对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方向明确地引领人类社会；正如孔子所劝诫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如亚里士多德所领悟的：“上帝所做的、胜过一切想象中的幸福行为，莫过于纯粹的思考，而人的行为中最接近这种幸福的东西，也许是与思考最密切的活动。”每一种文化最高升华的境界就是思想，因此，文化与文化交往与沟通的最高形式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只有对话，才可“化干戈为玉帛”，才可“相逢一笑泯恩仇”，才可“四海一家皆兄弟”！无论何时何处，下至个人、家庭、团体、行业，上至国家、民族、社会、世界，各种人们都在进行着不同从微观到宏观“对话”：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教育的、文艺的、日常生活的。其中最高层次一定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这是大文豪歌德的一句名言。同样，不知别国文化者，对自己的文化便也一无所知。这种比法，似乎有些武断，但沉思之后，它的蕴义确可发人深省。思想互换的收获与其它任何互换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
读者眼前的这部题为《西方儒学史》的著述【1】，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所进行的一场思想与思想的互换与对话，也是跨文化的软性交流。
本书著者在中美两地都受到一定的哲学训练，从事哲学教研也已有相当年头，故对东西方思想和文化多少有一些心得和体会。本书是著者多年对东西方思想对话中的一条主线“儒学西传”或“儒学西引”不断探索的一个积淀。以“西方儒学史论”为书名，尽管有点儿不自量力，但其实这只是对某种理想状态的追求，而非对学术成就的价值判断。回想已过的大半生，归来归去，恐怕唯一干的正经事，就是不断地捉摸“什么是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为何要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何人可以参与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如何进行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在东西方思想对话中，孔子、老庄和墨子等诸子百家如何能更好地得以西传？”等等。很惭愧，人微言轻，始终并未能够为思想的对话与儒学西传真正做到了什么。不管如何，顺挂在东西方思想家们所舒展的巨翅上，能于历史大时空中纵横穿越一遭，宛若升腾到了一个从未达到的境界。这就很知足了。
本书著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除教学研究外，还兼任或曾兼任过英文学术刊物《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的主编，中文学术刊物《东西方研究学刊》的主编；东西方研究学会前会长以及国际东西方研究论坛组织者等；并主编或合编过四卷本《东西方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和六卷本《新比较学派文库》丛书。《东西方思想杂志》多次推出过有关“儒学西传”的专辑，邀请了南乐山、成中英、罗斯文、白诗朗等儒学名家的加入；而《新比较学派文库》丛书也包含了“儒学西传”的专卷。这些有益的历练也为本书的完成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石。
宋代叶适诗云：“点化谢琱刻，涵濡透晶荧。《朱子语类》也提及：“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本书著者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东西方哲学比较，儒学并非主业，但这方面也多少受到过高人的点化。本书著者不喜欢也最不善于与各种“名流”直接打交道；但的确在国内时，曾有幸承蒙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的亲教；在海外也得到过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刘述先等先生的面诲。【2】 除了许倬云先生外，这些老前辈早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知识造诣、治学精神和研究成就始终深深地影响着本书著者。此外，本书著者与多位著名儒学家杜维明、成中英、信广来等先生有过一定学术往来，受益匪浅。
这部《西方儒学史》，除导言外，分开篇、上篇、中篇、下篇共10章，其中虽有部分章节曾以阶段性成果发表过，但在本书中又加以了重新的审思与探究。本书重要阐述了“世界主义与儒学西传”，“在多维思想再对话中的儒学西传”，“儒学西传的缘起与初型（16世纪-18世纪）”，“儒学西传的拓展与转型（18世纪-19世纪）”等五大方面的史例或史评。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故将原稿续篇“儒学西传的前瞻与趋向”和结篇“在撞击与融合中仍坚忍延展的儒学西传”所包含的9个整章以及附文“西方知名儒学学者一览”等全部删除。
《西方儒学史》这一书名须简短解释一下。西方儒学学者并无直接用“西方儒学”这一提法，而本书著者认为，所谓西方儒学有三个含义：一是指西传后的儒学；二是指以西方汉学家为主体研究者的儒学；三是指经西方研究方法和阐释系统梳理过的儒学。既然有西方汉学一说，理当可延展为西方儒学。所谓史论一词，很难用西方语言直接对应翻译；也许用英文“Critical History（批判性历史）”一词最接近著者本意。【3】
本书体例力求遵循下列12项自定原则：
一、编年与记传的互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以《春秋》《左转》和《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其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较易勾勒出同一时期各个
汪榮祖 |《清史論辯》自序
编者按：2026年9月，聯經出版推出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榮退教授（Professor Emeritus）汪榮祖最新著作《清史論辯》，直面「新清史」爭議、重探清代歷史定位。近年以來，「新清史」學派強調滿洲性格與帝國邊疆，主張清朝並非傳統中國王朝，而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多民族帝國，甚至否定其作為「中國朝代」的歷史定位。對此，作者以大量史料與制度分析提出系統性回應，主張清朝乃中國歷代王朝承續的一環，其統治成功，正在於對中華制度與漢文化的吸納與融合，非以「征服者」自居。書中不僅討論滿漢關係、中央集權、多民族帝國與漢化問題，更進一步觸及現代中國疆域、民族認同與歷史敘事等重大議題，為作者對清史研究的總結，也是一場關於「中國是什麼」的深刻歷史論辯。在歷史詮釋與身分認同爭議激烈的今日，本書談的不僅是清朝，更是一部回應當代中國史觀之爭的重要作品。
汪榮祖教授，1971年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執教三十一年，獲榮退教授銜（Professor Emeritus）。曾獲美國維吉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1993），全美研究型圖書館2001年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主要學術著作有英文專書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awai‘i)、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Routledge)等，中文專書《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詩情史意》、《史義通說》等，以及中英文論文和書評多篇。
本文為《清史論辯》作者自序，經作者與出版社授權，書評特別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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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至清三千年來，中國朝代興替承先啟後，其中雖時有分合，但總歸一統，乃中國歷史的客觀現象，無涉高妙的理論。西方的希臘羅馬史為上古史，蠻族入侵與基督教崛起為中古史、文藝復興後進入近代，界限分明，未見異議，亦泰西史的客觀現象。西潮東漸，國人也要以上古、中古、近代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期，信手劃分，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張冠李戴，端因有違客觀歷史現象之故。
宋元明清四朝為中華帝國史的晚期，多數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替執中國之政，而少數民族主政部分之中國，更屢見不鮮，故而神州大地原非漢族一家之天下。先秦之夷夏，漢唐之胡漢，更無論五胡之入主華北。將胡人政權視為「征服王朝」，是現代西方觀念，一個獨立的國家征服另一獨立國家，如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征服了印度，建立殖民政府。而中國之天下，非泰西列國態勢，漢人政權雖多，也有不少胡人與漢人爭天下，在中原建立中國政權，豈是殖民政府？指為征服王朝，乃是擬於不倫、魚目混珠，國人實不必盲目相從。蒙元取代趙宋，朱明取代蒙元，大清又取代朱明，非一朝征服另一朝代，而是延續三千年朝代之更替。少數民族入主中國，漸染漢文化而漢化，未嘗更改中華帝國基本的體制。南北朝處分裂之世，北魏拓跋族孝文帝之漢化尤其徹底，昭然於史冊。鮮卑與漢族共治組成「關隴集團」，經過長期分裂之後，隋唐重啟中華帝國的再生。唐太宗有鮮卑血統而不失為中國的英主，名曜青史。唐代許多宰相與軍隊，音韻學家如陸法言、詩人如李白、以及晚唐三大家都有胡人的血統，無不融入漢文化的洪流。滿族之漢化，誠事勢之必然，是即王夫之所謂：「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彊之效，亦可覩焉」。1在中國歷史上，清朝絕不是第一個多民族帝國，兩百八十九年的唐朝，豈非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但清朝卻是以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最成功的案例，而其成功多因不以征服者自居，乾隆二十六年有上諭有言：「第念滿漢大臣中有年逾七旬者，雖神明不衰而筋力亦宜體恤，自後遇朕在養心殿召見時，俱令其內右門出入，以昭優眷」，固未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分，又多歸功於漢化，而滿族的漢化，於今視之，已非常徹底。滿文化的要素，如薩滿教幾已在中國銷聲匿跡，如滿語已非絕大多數的滿人能說，如騎射早已成為古董。流傳的遺風如旗袍，也漸已式微，或非復原樣。滿人在文化上與漢人也難辨別。
滿族不可能單憑八旗武力「征服」明朝，更非勝利的關鍵。清朝得以取明朝代之，多歸功於漢人李自成，闖王攻陷京師，覆明於前，漢人吳三桂引敵入關，大清遂乘虛而得天下。愛新覺羅氏以少數族群成功統治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為傳統帝國所僅見，更多得助於漢將與漢臣。即使在入關之前，滿漢兩族的關係已很密切，貿易來往不輟，技術、政務，以及製造槍炮都有賴於漢族。皇太極尤起用漢人，有不少出任高位，如范文程早於一六一八就已出仕。滿洲在遼東的獲得全勝，若謂其戰力之強，毋寧說是明軍防禦之弱。最後入關得力於漢將吳三桂，清軍未必能打敗吳三桂與李自成的聯軍。清朝入關之後，西討南征也多有賴於如洪承疇等降將。建政之後，入境隨俗，建立帝制，政治與社會的漢化，可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理性化其統治的例子。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Metzer）更闡釋新儒家對清朝官僚體制理性化的貢獻。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若干美國研究清史學者，別立異說，強調清朝的滿洲性格，以「滿洲為中心」的研究，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將漢族等同中國，然後切割滿漢，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因而中國僅是清帝國的一部而已。按此邏輯，清朝就不是中國的朝代！此說新穎，儼然成為學派，號稱「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美國以外，也頗有風從者，如日本的杉山正明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姚大力。但是學說或理論不一定正確，錢鍾書先生有言：長篇理論往往是空言禁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錯誤的學理，更能吹皺一池春水，必須正本清源。
新清史論者以漢人等同中國人，以族群認同等同國家認同，於是滿、蒙、回、藏皆非中國人，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中國乃清帝國一部分的奇論怪說。於是演為清帝國是一「多重人格的政體」（political schizophrenia），有異於中國的朝代，也就是說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所以把清朝轉化為現代中國，乃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誣史」（ahistorical）！彼輩否認漢化、否認大清是中國朝代的事實，無視清朝十帝，不僅自認是中國的皇帝，而且強調是合法的中國皇帝，如康熙在遺詔中稱自己是自黃帝以來三百一帝之一，而且說「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無疑是清朝首屈一指的政治中心，而新清史卻要抬高奉天與熱河的政治地位，視為次京，以示有別於明朝；又強調清皇室未尊嫡長子繼承制以示有別於前朝；又將中央集權的清朝說成「分割而區域化的皇家制度」（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以示有別於前朝；以滿人信薩滿教來斷言清朝有自己的文化，而非漢文化，以示有
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
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podcast（上）
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podcast（下）
作者按：黄政（1935.10.01-2025.09.29），这个名字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身份：“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右派、劳教分子、林昭同案、苏州疾控中心退休干部……
在他生命的晚年，是兄弟姐妹们敬爱的大哥。为纪念去年9月29 日离世的黄政，我写过一篇访谈录《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还写了《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作为这个纪念系列的第三篇，本文写的是他的家人往事。
为什么会在访谈冤案之后，还会去寻访家史？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些是私人生活，没有那么重要。而我的出发点是这样：黄政的厄运，是从他父亲黄尔恒在肃反前被审查开始的。父亲的过往，仿佛是一种原罪，他因此被抛出生活常轨，被开除团籍，被划右派……他对现实的疑问由此开始。那么，他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次，黄政的父亲被关押至死，没有结论，黄政亲自去处理了他的后事。当他遇到林昭时，他们两位都是失去了父亲的人。他们怎样看待父亲的死？父亲和其他亲人的非正常死亡，对他又有哪些影响呢？
还有，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家庭出身是原罪，那这种“罪”是怎样设定的？我觉得，相对于五七幸存者的叙事文本，在一九五七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扫荡的人，除了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等显著大案，留下的记录很少。但普通人的遭遇同样是这些运动的直接后果，他们的故事应该浮出水面，而不是在历史上消声。
当我问及黄政的弟妹有关其父的情况时，我也认识到，他与儿女们关系并非简单。你难以用好人或坏人的标准去解释，也难以用政治上的红与黑去判断。但是，就像那些在镇反、肃反中被网罗的许多年长者一样，运动的决策者，并不在乎他具体的经历是非。当他作为曾在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工作过的官员被立案拘捕，他身后的妻子和儿女们，在时代的巨潮席卷过来时，怎样存活下来呢？
有关当代史的正统叙述通常是围绕事件展开，在官网的编年史里，可以读到高层的决策、政府的作为、国家的利害得失；至于政治运动的代价——被批判或清理出局的人，在其中常常被数字符号取代，消失在无名的百分比里。而当家庭的支柱被拆毁，长辈沉入政治的黑洞，他们的后人命运如何，这是我想知道的小数点后面的故事，也许，这应该算是历史的生命纹理。
黄政劫后寻亲的故事，是在这个层面上感动了我，他找到失散数十年的弟妹，向父亲奉上为人子女的纪念，他用自己对和平与安宁的感受，鼓励后人要成家，要有子女。他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维护人性和亲情连接的角度回看时代、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同样，即使社会的正义迟迟未到，个人、家庭仍可以努力在先，去抚平创伤，重建记忆。这是他弥合历史伤口的努力，也是他留给亲人的精神遗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想通过这样的写作来表明：每一个蒙难者，都值得一份人生档案。
引子
2025 年9 月5 日，黄政去世的二十四天之前，他的弟弟妹妹和亲眷来到他病室床前，砀山的三弟黄钦及上海的小弟张建中拉着他的手，小妹杨志琴用手机录下了这样的场景：
病重的黄政，气力不足，说话很慢，我听到他说：……大哥没有能力啊！
小弟努力安慰说：你是最好的大哥。
长长的鼻胃管，从他耳边绕过，在鼻孔边固定。他心里可能明白，这是此生的诀别。他回答小弟说：……我想她呢……我小妹……最后你们，能够找到……这也是我做人的本分，其他我没有力量……
妻子陈淑玉安慰他说：……挺幸福的，兄弟妹妹年纪这么大了，都赶过来……
这段视频仅有四十六秒，却浓缩了一个大家庭儿女们悲欢离合，我对黄政家事的寻访，也是从这段视频开始的。
一《牧马人》式的情缘
1985 年春，黄政刑满释放已近六年，而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他自己还是单身一人。
1982 年，电影《牧马人》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年轻的朱时茂扮演了片中主角许灵均，面对那阴差阳错而要求留下的四川姑娘，他别过脸去，艰难地吐出四个字“我－是－右－派”。当他回过头来，一个时代的劫后余生者，经历了一场泪水的昭雪。一时间，影片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强烈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右派清白无辜，有权利重返社会，享有婚姻权利。
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女性受到影片的感召，接纳了被耽误了青春的右派归来者，但黄政的妻子陈淑玉却是这样。她在浙江丽水工作，有过中医的职业训练，是企业法人代表，独立开有诊所，此时还是单身。她说，看了《牧马人》就想到，右派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刑事犯罪。如果我碰到这种人，哪怕他瘫痪了，我也要照顾他一辈子。
1985 年“五一”假期，陈淑玉经亲友介绍与黄政见面，黄政那时已在天命之年。淑玉不在乎他那些罪名，在她眼里，黄政是那样清清爽爽的一个人，个子高挺，模样端正；既有军人气质，做事情又很细腻。他给她寄东西，包袱皮都是自己缝的，针线活挺好。更不必说，这个人因言论入罪，有才华，有思想。
相识后，黄政对她倾诉了自己的经历，牢狱十五年，从不与任何亲人联系。她记得他说，多少人都受不了，绝望了，明明高墙下有电网，就那样跳下去了啊……
他们的婚礼很隆重，在丽水那边，亲友坐了十八桌。她的父母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办这场婚礼，在他们看来，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事情都是变幻不定的，一场“文革”下来，多少冤案！女婿一表人才，值得接纳。
婚后，淑玉辞去老家的工作，随黄政来到苏州，从此患难与共，相伴一生。
黄政的弟妹们一致认为，大嫂的到来，使黄政享有了后四十年的现世安稳。淑玉回想起来也说，黄政三岁丧母，好端端一个少年军人，却因政治变故，屡遭打击。幸亏他活得长，才算不枉人间岁月。
结婚后，黄政对淑玉说：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呢，我要找到他们。
二 一位父亲与他的四房妻妾和子女
黄政有多少弟妹呢？他们缘何失散？看到那段告别视频，我试图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却发现他们中有四个姓氏，分别为黄、张、邱、杨。问及原因，又涉及黄政的父亲与四房女人的姻缘。志琴说我的本子太小，他们的故事要都说出来，一个本子也记不完。
还好，黄政生前有一份手书的家人名录，其中有父亲黄尔恒与他的原配和续娶的女人、儿女的亲缘关系。
黄尔恒（1906-1961），二十世纪初的1906 年出生于皖北砀山县东关外三里陈楼村。他与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04年—1960 年）生卒年月相近，他们曾同为那个时代的官员，即1949 年后被新政权标记为“反动”或“担任伪职”的官吏；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身份经历，
书讯｜特习会：美国想要什么？中国想要什么？
编者按：习近平于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互访。双方没有解决台湾、科技竞争等结构性矛盾，但延长了贸易休战，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
中国想要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正在重新成为理解中美关系的起点。过去十年，美国关于中国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稳定的叙事：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并试图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影响力上挑战美国；随着实力增长，北京最终是否会寻求取代美国，甚至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争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但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使另一个问题重新浮现出来。如果中国的目标真的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那么北京为什么同时如此重视中美关系的“稳定”？中国希望从美国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台湾问题上的战略空间、科技和贸易限制的放松、继续发展的国际环境，还是美国对中国作为另一个世界大国地位的承认？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最近以《中国想要什么？》（What Does China Want?）为题采访Johns Hopkins大学教授Jessica Chen Weiss。她即将出版的同名新书则更加系统地提出，中国的行为未必能够简单归结为一个取代美国的总体战略。理解北京，更重要的三个关键词可能是：主权、安全与发展。
习近平此次访美恰好为这个判断提供了一个现实观察窗口。《金融时报》追问习近平究竟希望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什么；路透社则在峰会结束后发现，两国领导人都强调稳定和合作，却没有解决台湾、科技、贸易等真正困难的问题。与此同时，Van Jackson与Michael Brenes的新书《竞争的危险》又把问题反过来抛给美国：如果我们不断追问“中国想要什么”，是否也应该问一句——美国究竟想从这场竞争中得到什么？
因此，《竞争的危险》与《中国想要什么》这两本书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读：中国想要什么？以及美国想要什么？如果双方都把安全理解成“只有对方变弱，我才能更加安全”，那么真正危险的可能不再是某一个具体争端，而是竞争本身。
也许未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分歧，并不仅仅来自双方利益的冲突，还来自双方如何理解对方究竟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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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China Want? — A Conversation With Jessica Chen Weiss （Foreign Affairs｜2026年9月3日）
What China Want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Jessica Chen Wei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7年2月)
内容介绍: 习近平访问美国前三周，《外交事务》执行编辑Daniel Kurtz-Phelan采访Johns Hopkins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Jessica Chen Weiss，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也是Weiss即将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新书 What China Want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的核心。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中国不仅正在崛起，而且最终可能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美国需要在经济、军事、科技和国际影响力上阻止中国取得决定性优势。Weiss认为，这种解释可能把中国想象得过于统一，也赋予北京过于完整的长期战略。在她看来，理解中国真正追求的目标，更重要的三个关键词是：主权（sovereignty）、安全（security）和发展（development）。
主权首先涉及台湾，也涉及北京对于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理解；安全既包括军事安全，也包括共产党政权所理解的政治与社会安全；发展则意味着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以及中国继续参与全球贸易和国际经济体系的能力。问题在于，这三个目标并不总是一致。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可能强化国内政治合法性，却损害国际关系；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可以加强政治控制，却可能限制经济与社会活力；而中国如果希望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又很难真正脱离一个仍然高度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
因此，Weiss并不把中国描述成一台按照几十年前制定的蓝图不断向“世界霸权”前进的战略机器。中国外交同样是在不同利益之间权衡，并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压力、民族主义和国际环境的共同影响。
这也使她提出一个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中国真正追求的是主权、安全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统治世界，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中国政策？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使这个原本偏向战略理论的问题突然变得非常现实。北京一方面继续坚持台湾、科技和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调中美关系需要“稳定”。如果Weiss的解释成立，那么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或许并不矛盾——一个希望继续发展、同时又高度重视安全的中国，本身就需要一个不会不断滑向战争的中美关系。
作者介绍: Jessica Chen Weiss是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教授，并担任Institute for America,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Affairs主任。她此前长期任教于Cornell University，并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担任高级顾问。她主要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尤其关注民族主义如何影响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判断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
她此前出版的代表作《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国政府如何面对和利用国内民族主义抗议，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反过来影响外交政策。近年来，Weiss也是美国对华战略争论中较有代表性的反思“全面战略竞争”框架的学者之一。
习近平究竟想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什么？What Xi Jinping Wants From His Summit With Donald Trump(Financial Time
任建敏、陈海立、吴娟婷×科大卫访谈 | 中国近代商业史研究（下）：近代企业运作逻辑及信用机制
编者按：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科大卫（David Faure）的学术代表作《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增订再版。《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围绕“契约、法律与市场“”企业：传统与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经济变迁“三大主题，观察中国16至20世纪历史变迁中的商业实践，深入探讨明清以来中国商业发展的演变脉络。全书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框架，将中国社会固有的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视为具有坚韧生命力的存在，尤其关注宗族作为“控产机构“在中国商业运作中的特殊角色，展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商业发展本土路径与独特规律。
科大卫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长期致力于历史人类学与中国商业史研究，著有《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明清社会和礼仪》等多部经典作品。在本书中，他通过中西比较的宏大视野，以及在具体个案与抽象概念之间的往返对照，提出了经济史研究中极具启发性的核心问题意识，将中国经济史的特质清晰地呈现于商业发展的脉络之中。
此次增订再版的一大亮点，是特别收录了科大卫教授最新长篇访谈。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从华南乡村调查出发，逐步走进中国商业史核心议题的学术历程，并对契约、会计、控产机构、融资等商业运行关键要素做出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梳理和理解近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殊脉络。
经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授权，书评特别刊发科大卫教授最新访谈，三位采访人分别为：任建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陈海立，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吴娟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下篇。
科大卫教授谈中国近代商业史研究（下）：近代企业运作逻辑及信用机制
受访人：科大卫
访谈人：任建敏、陈海立、吴娟婷
引言
差不多15年前，当我还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读硕士期间，第一次读到了科大卫老师《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一书，我受到的冲击之大，就像给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从宗族到公司，从会计到法律，科老师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刷新了我对中国商业史的认识。后来，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跟科老师读博士，我十分“识趣”地选择了一个区域史的题目，因为我知道对我而言，商业史研究门槛太高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经常拿起这本书重读，每一次读完，都会有新收获。由于多年来我几次搬家，遗失了不少书。虽然早已有了电子版，但好书我是喜欢读纸本的，所以不得不在网上高价买了一本“二手书”回来重读。终于，最近一位出版社编辑告诉我，科老师这本书打算再版，我真的很开心，以后的读者不用再像我这样费劲地“淘”二手书了。所以，趁着再版的消息以及科大卫老师正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的契机，我约上更懂中国商业史的陈海立博士后，以及师妹吴娟婷博士后一起，于2025 年4月11日，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二楼学人休息室，和科老师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限于篇幅和主题，以下文字是本次访谈内容大约一半的记录。将录音转写为文字所不可避免地导致的表达意思的变化，其责任全在本人。（任建敏）
近代企业的运作逻辑
陈海立：回到刚才资产控制的问题，我注意到您的书里讲了大隆机器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些企业，是不是主要还是家族企业主导的模式？
科大卫：它不一定是“家族”（lineage），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家庭”（family），由创始人及其子女参与。
陈海立：所以您觉得这套控产方法，和现代公司用董事会控制的方式有何不同？似乎更像是个人财产，还不是股份制？
科大卫：对，它是个人的财产，或者说是一个核心家庭的财产，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看公司历史时容易忽略的，我们常常看它挂什么招牌，就当它做什么生意。但是，洋务运动时期在上海开的公司，赚大钱的往往是在地产上。因为开工厂的那块地皮后来变得很值钱。所以你怎么经营（主营业务）都不会错。你那块地本身已经值那么多钱了，银行就会借钱给你。所以你就不怕这里（主营业务）亏一点，那里赚一点，总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大隆机器厂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陈海立：所以关于地产资产这一块，我觉得您观察非常敏锐。因为之前我听您在另外的场合讲过，好像是汉冶萍？
科大卫：不是汉冶萍，是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就是靠地产。它（成立时）接收了原来美国旗昌洋行的船，后来几乎没买过多少新船，它的主要资产不是在搞航运生意中赚的。
陈海立：那他们是主要搞土地投资吗？
科大卫：关于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因为到民国政府要把它收归国有，刘鸿生去主持做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它的地产是按原来的价值（历史成本）报的。你想想，房地产几十年没涨价吗？它报的是以前的价值。所以（调查组）重新一算，（实际价值）是（账面价值的）三倍多。这个是有账目依据的，很明确。我们现在当然很容易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那么多城市建地铁，地铁一方面是搞交通，但地铁公司也在发展地产，地铁站上面的地产值多少钱？
陈海立：所以它这样的地产增值，会计入公司账目吗？
科大卫：不是，招商局压根不报，它报的是历史成本。会计上称这个为“历史成本”（historical cost），就是购买时的价钱，不是现在值多少钱。招商局一直报的是旧的历史价钱，这个我们是有资料的。
陈海立：按照我们现在的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里，资产的增值应该要反映出来。
科大卫：会计当然需要反映资产值多少钱。但在清末民初的会计制度下，也没有监管机构监督其必须这样做。招商局可能认为，把赚的钱报多了，政府抽税就多，为什么要报？这是另一种管理的逻辑。
陈海立：像招商局这种情况，当时是不是还比较普遍？
科大卫：你要明白，很多历史学者不懂得看账本。很多人理解的账本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而没去想，“账”是做给某些人看的。你做个账给股东看，是一回事；做个账给政府看，是另外一回事；弄一个账让你自己管理时知道怎么营运，那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要看那个账是做给谁看的。我们现在做会计史研究的朋友，都不谈这一回事了，他们都以为“账”是一个客观的制度，怎么写、怎么抄都有规定，但不考虑这个账是给谁看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历史现场，文件都是给人看的，对不对？你要放回去思考，我们做这个东西（账本）是用来干吗的。
任建敏：
任建敏、陈海立、吴娟婷×科大卫访谈 | 中国近代商业史研究（上）：从宗族到公司
编者按：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科大卫（David Faure）的学术代表作《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增订再版。《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围绕“契约、法律与市场“”企业：传统与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经济变迁“三大主题，观察中国16至20世纪历史变迁中的商业实践，深入探讨明清以来中国商业发展的演变脉络。全书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框架，将中国社会固有的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视为具有坚韧生命力的存在，尤其关注宗族作为“控产机构“在中国商业运作中的特殊角色，展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商业发展本土路径与独特规律。
科大卫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长期致力于历史人类学与中国商业史研究，著有《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明清社会和礼仪》等多部经典作品。在本书中，他通过中西比较的宏大视野，以及在具体个案与抽象概念之间的往返对照，提出了经济史研究中极具启发性的核心问题意识，将中国经济史的特质清晰地呈现于商业发展的脉络之中。
此次增订再版的一大亮点，是特别收录了科大卫教授最新长篇访谈。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从华南乡村调查出发，逐步走进中国商业史核心议题的学术历程，并对契约、会计、控产机构、融资等商业运行关键要素做出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梳理和理解近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殊脉络。
经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授权，书评特别刊发科大卫教授最新访谈，三位采访人分别为：任建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陈海立，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吴娟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
科大卫教授谈中国近代商业史研究（上）：从宗族到公司
受访人：科大卫
访谈人：任建敏、陈海立、吴娟婷
引言
差不多15年前，当我还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读硕士期间，第一次读到了科大卫老师《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一书，我受到的冲击之大，就像给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从宗族到公司，从会计到法律，科老师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刷新了我对中国商业史的认识。后来，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跟科老师读博士，我十分“识趣”地选择了一个区域史的题目，因为我知道对我而言，商业史研究门槛太高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经常拿起这本书重读，每一次读完，都会有新收获。由于多年来我几次搬家，遗失了不少书。虽然早已有了电子版，但好书我是喜欢读纸本的，所以不得不在网上高价买了一本“二手书”回来重读。终于，最近一位出版社编辑告诉我，科老师这本书打算再版，我真的很开心，以后的读者不用再像我这样费劲地“淘”二手书了。所以，趁着再版的消息以及科大卫老师正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的契机，我约上更懂中国商业史的陈海立博士后，以及师妹吴娟婷博士后一起，于2025 年4月11日，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二楼学人休息室，和科老师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限于篇幅和主题，以下文字是本次访谈内容大约一半的记录。将录音转写为文字所不可避免地导致的表达意思的变化，其责任全在本人。（任建敏）
教学是最好的学习过程
任建敏：老师，我们知道您早期的学术背景是社会学，后来主要转向历史学研究。您的研究兴趣跨度很广，一部分是宗族史，另一重要部分是中国商业史。您是如何驾驭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的呢？
科大卫：我的经历或许能提供一个答案。我毕业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聘用我的是新亚书院院长全汉昇先生。当时的聘用制度和现在不同，我是讲师（Lecturer），由学院聘任，高级讲师以上才由大学聘任。全先生刚退休，他之前一直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让我接手这门课，我感到很荣幸，认为是全先生对我的信任。但这只是一门课，我们通常一个学期要开四门课。剩下的课，当时的系主任认为，既然我在外国拿了学位，就该去教西洋史。虽然我的聘书写明我是中国历史讲师，但还是让我开了西洋文化史、西洋社会经济史、近代文明的开端等几门课。开这些课，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当时确实不懂这些领域，也向系主任说明了情况，但这在当时的教学安排中很常见，系主任让你开什么课，你就得开。我去上课时，也坦诚地告诉学生：“这些课我没读过，我不懂。”他们不相信。（笑）学生们总是那么可爱。但我确实不懂。不懂怎么办？既然要上课，就得读书。
我头一年讲课，压力大到胃病都犯了，还得吃药。时间非常紧张，常常感觉没时间睡觉，明天要讲的东西还没准备好，非常可怕。以前一门课一周两次，一个学期几门课下来，每周要上很多节课。常常是上完这节课，马上就要为下一节课读书，非常辛苦。但这种高强度的读书就把知识读回来了。
任建敏：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说，一开始最辛苦的就是备课阶段。
科大卫：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你以为写博士论文辛苦？找到工作后的头三年会更辛苦，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准备，每门课都要备课，也不知道要准备到什么程度。他们开始不信，毕业后就体会到了。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高强度的阅读对我帮助非常大，我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多书，读得那么快。
任建敏：老师，我知道您一般不给学生开固定书单，但我还是很好奇，在那段大量阅读西洋史的时期，哪些书对您影响最大？
科大卫：我当时确实没有书单，因为没上过那些课，开始也不知道该读什么。怎么办？就自己跑去图书馆。我也不熟悉图书馆的书分类，就自己去书架上找，把相关的书抽出来，坐在那里快速翻阅，判断这本书对我有没有用，那本书能不能看得下去。然后抱一堆回去，用一两天的时间读完，整理出讲稿去跟学生讲。所以，当时谈不上系统了解哪些书影响最大。但在阅读过程中，自然会发现哪些书对自己启发大，哪些书没什么用。我后来的很多认识就是这样逐步积累的。
任建敏：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种高强度的自我训练和实践？
科大卫：是的，你需要运用知识时，对书本的判断会非常直接和务实。作者的观点，你马上就能判断：这个观点我可以用，可以引申出一个题目给学生讨论；而另一些内容，可能读完也觉得没什么启发。
陈海立：（笑）也许“教训”就是，我们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先去开三门西洋史课，这样十年后学问都会大有长进。
科大卫：（笑）我后来在中文大学当系主任时，也遇到研究生抱怨被安排去给不懂的课当助教。我对他们说：“开玩笑！等你毕业了，系主任哪里会问你懂不懂？博士训练的目的就是让你懂得如何找书、如何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哪里有“我懂这个才能开这门课”的道理？
陈海立：我做助教时也经历过，要准备那些完全不熟悉的人名、地名，非常吃力，比如俄国史，我一点都不
书讯|我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还是在进入一个由少数人定义未来的时代？
编者按：如果说过去几年，人们讨论人工智能时最常问的是“AI会取代哪些工作”，那么今天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许已经变成：AI创造的财富最终属于谁？技术进步究竟会扩大社会分裂，还是能够成为重新建立公共信任的机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在《金融时报》发文《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将AI放入经济制度和财富分配的框架中考察。他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失业，而是科技巨头的市场力量、财富集中以及AI投资泡沫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不平等。
英国前首相Gordon Brown在新书《The Future Starts With Us》中关注的则是另一场危机：当社会联系、公共信任和共同体不断瓦解，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为什么会持续扩张？他的答案是，民主社会需要重新建立公民之间的联系与信任。
记者和社会活动家Naomi Klein与Astra Taylor的《End Times Fascism: And the Fight for the Living World》则把视野推向更加激进的未来：当AI、气候危机、战争、贫富差距和极端民族主义同时汇聚，一些掌握巨大财富和技术权力的人，是否正在为“灾难之后的世界”提前准备？
这篇文章与两本书从经济、民主与技术政治三个角度，指向同一个问题：当旧有的社会契约正在失效，而AI又加速改变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我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还是在进入一个由少数人定义未来的时代？
Essay：如何构建更好的人工智能经济（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
by Joseph E. Stiglitz（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9月11日
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
内容提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认为，人工智能正在带来巨大的生产率增长潜力，但如果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AI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失业、贫富差距、市场垄断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
Stiglitz尤其担心当前AI投资热潮形成泡沫。如果AI资本投入最终无法产生预期的生产率收益，泡沫破裂可能不仅伤害科技企业和投资者，还会通过投资、就业和消费渠道冲击整个经济。
但他并不主张简单地放慢AI发展速度，而是主张建立一个“更好的AI经济”。他的核心政策思路包括：加强反垄断和竞争政策，限制大型科技企业不断扩大的市场力量；加强对AI带来的虚假信息等社会风险的监管；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机制，让AI创造的财富更加广泛地惠及社会。
Stiglitz同时反对把全民基本收入（UBI）作为解决AI失业问题的主要答案。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不仅是“给失业者多少钱”，而是AI提高生产率之后，谁拥有技术、谁获得收益、哪些工作被替代，以及社会如何重新分配由技术创造的财富。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AI会不会抢走工作”这一已经被反复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经济政治问题：如果AI成为新的通用技术，未来的经济制度应该如何重新分配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财富与权力？
作者介绍：Joseph E. Stiglitz（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与George Akerlof、A. Michael Spence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以及收入不平等研究闻名。
Stiglitz长期关注全球化、金融危机、贫富差距和公共政策。近年来，他将研究重点之一转向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特别关注AI对就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和经济权力结构的影响。
他与Anton Korinek此前已经合作研究AI对收入分配和失业的影响，认为AI和自动化可能具有节约劳动力的特征，并进一步扩大收入与财富差距。
相关书评／访谈：
* Joseph Stiglitz on 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 — Financial Times2026年9月11日。本文原文，也是本期书讯推荐的核心文章。Stiglitz在文中系统提出其“better AI economy”的政策框架。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Oxford AcademicStiglitz与Anton Korinek等人关于AI、自动化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可作为理解他此次观点的重要背景文本。
《未来从我们开始》（The Future Starts With Us）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26年9月）
by Gordon Brown（戈登·布朗）
How global crises and community breakdown are linke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内容提要：世界正在经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危机：战争、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移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际秩序的瓦解。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未来从我们开始》一书中提出，这些危机背后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公民社会和社区生活的衰退。
布朗认为，从社区组织、青年俱乐部、工会、宗教机构到各种面对面的社会交往，过去几十年来不断衰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减弱，也导致公众对政府、政治制度乃至彼此的信任下降。社会的这种“原子化”，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存在密切关系。
为了寻找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布朗利用了覆盖45个国家、近10万人的大规模调查数据，考察人们为什么会失去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信任，以及什么样的公民参与能够减少偏见、敌意和政治极化。
本书由此提出一个与通常政治改革不同的思路：解决全球危机不能只依靠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也需要从基层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布朗主张通过恢复社区生活、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重新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进一步重建国
福山专栏 | 为什么我改变了对 AI 风险的看法：谈加速主义者与末日论者
编者按：最近Anthropic Mythos 模型破译政府系统、Hugging Face 智能体失控等事件引发的公众恐慌。学者福山在其最新专栏中探讨了 AI 加速主义与末日论之争，并阐述了自己转向主张严格监管 AI 的立场变化。加速主义者预言 AI 将带来物质极度丰富和 GDP 每年 10%–20% 的飙升；AI 终将全面替代人类劳动（尤其是白领工作）；。作者指出，这种观点盲目推崇“智能”，忽视了能源、稀土等物理资源的严苛约束以及复杂的政治现实；仅靠无条件基本收入（UBI）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因为工作承载着人的尊严与社会认同（Thymos）。白领群体的失业将引发剧烈的政治反弹。因此，福山认为，风险不在于超级智能产生“自我意识”，而在于功能日益强大的代理型 AI（Agentic AI）在执行指令时产生目标错位（如破盒越狱），或被滥用于合成生物学制造危险病原体。因此虽然人类灭绝等极极端设想较为遥远，但黑客入侵、社会动荡等现实危害迫在眉睫。对 AI 进行监管与协商降速已势在必行。对此话题感兴趣的还可以看昨天书评刊发的徐贲教授文章。
本文原文為英文Why I Changed My Mind About AI Risk：On accelerationists and doomers.（9月21日）；转自“Frankly Fukuyama” 专栏 from American Purpose, at Persuasion.经授权，书评翻译成中文，為福山专栏最新一期。
过去六个月里，媒体对人工智能危险性的关注急剧增加，政治层面对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深感担忧。这一轮风波始于 Anthropic 上述四月发布的 Mythos 模型，据报道，该模型能够破解许多原本被认为绝对安全的政府计算机系统。紧接着又发生了 Hugging Face 事件：OpenAI 在测试一款 AI 智能体（Agent）时，该智能体脱离了人类组织者的控制，侵入了其他网站，甚至组织起一蜂群般的 AI 智能体来掩盖自己的行踪。这一切都是在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日益高涨，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反 AI 阵营相继出现的背景下发生的。
对于那些没有将全部精力放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普通人来说，要对未来形成合理、客观的看法变得非常困难。关于 AI 的预言在极好与极坏两个极端之间反复横跳，这使得人们对该领域的一切言论保持普遍怀疑变得完全合理。不过，虽然这种怀疑态度是健康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AI 未来学存在两个极端阵营：加速主义者（Accelerationists）与末日论者（Doomers）。前者强调 AI 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坚信它将开启一个难以置信的物质极大丰富时代。像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这样的加速主义者吸引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注意，并成功击退了试图监管该项技术的努力。
相比之下，末日论者则指出了种种糟糕的后果，有些人甚至押注人类物种将会灭绝。我如今对加速主义者的套路越来越怀疑，同时对末日论者的一些设想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总体而言，这让我倾向于认为：对该项技术进行监管并协商实现人为降速，正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毫无疑问，AI 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许多积极影响。但有一类 AI 加速主义者完全是在脱离现实、胡说八道，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他也曾以末日论者的身份发声）。在今年夏天接受《经济学人》总编辑扎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采访时，他被问及当超级智能到来时人们靠什么赚钱。他回答说人们根本不需要钱，因为每个人都能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其他加速主义者则假设，在使用 AI 的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GDP 年增长率将飙升至 10% 甚至 20%，远高于 AI 出现前在景气年份所能达到的 1-2% 的增长率。
我之所以不相信这些极端的加速主义言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过高估计了“智慧/智能”作为经济增长投入要素的价值，同时忽视了将经济增长限制在可认知范围内的物质与政治约束。在 10% 的年增长率下，GDP 将在短短七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翻倍。这将要求所有推动增长的物质投入翻倍：能源、原材料、稀土、土地以及许多其他资源。所有这些物资要从哪里来？智能本身或许能协助生产这些投入要素，但它绝不可能凭空开采矿山、建立工厂。此外还有政治约束：超级智能要如何打通目前严重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霍尔木兹海峡？
加速主义者往往非常聪明，但那种聪明往往局限于狭隘的数学思维。我们早已掌握了在贫困国家的城市中发电或提供干净饮用水的技术，问题始终出在执行力与治理的失败上。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AI 将提高经济中许多领域的生产力。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它将允许机器在许多领域替代人类劳动。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前景将直接导致最严重的末日场景之一：在当今经济中工作的广大大众劳动力大幅贬值。加速主义者预测，今天失去工作的人会找到利用 AI 的新工作，而随着 AI 大建设带来的就业繁荣，这种情况目前似乎确实在发生。但随着 AI 在经济的各个部分（特别是涉及符号操作的白领工作，即整天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人）全面替代人类劳动，失业终将到来。
这种劳动力的丧失，根本无法通过将资金从 AI 赢家转移到 AI 输家（例如以无条件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形式）来获得补偿。一份工作和一份收入对于生命的意义，远不止维持物质生活的基础。拥有份领薪水的工作，意味着周围的社会对你的劳动赋予了足够的价值并给予报酬，这除了提供物质商品外，还给人带来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这是一个关乎“激情/尊严（thymos）”的问题——即寻求认可与自豪感，这是人类心理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因此，加速主义愿景的成功本身，就直接演变成了第一个主要的末日场景：大部分人口的劳动价值被剥夺。由于这种冲击将先于蓝领工人（如管道工和电工）波及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群体（律师、会计师、教授等），因此政治上的强烈反弹可能会非常剧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比蓝领阶级更容易被动员起来，其后果将极其难以预料。
正如我在先前的文章以及新书中所指出的，当今末日论者的核心恐惧在于人类可能失去对 AI 系统的控制—
时评|徐贲：正在发生的，是危险的AI失对齐，还是需要约束人类？
编者按：9月6日，OpenAI首席科学家Pachocki预警：对齐与监控已跟不上模型扩张，深度模型更像尚未理解的“异星心智”。十天后公司披露六个训练/评测案例，包括隐藏指令、擅用泄露密钥、自传文件再当外部引用、智能体越权交换信息等。作者徐贲指出，这不等于现实失控，而是受控环境中的预警：模型未必有人类恶意，却越来越会钻目标、指标与权限的缝隙。真正危险既在机器对“完成任务”的理解偏离人类，更在人类可能把危险任务交给高度听话的AI。安全须从看最终答案转向监控完整行动轨迹，并建立透明披露与外部验证。约束机器只是第一层；更关键的是人类自我约束，在交出强大能力前先问：这件事，真的该让它完成吗？
正在发生的，是危险的AI失对齐，还是需要约束人类？
——从Jakub Pachocki的预警到OpenAI的具体披露
2026年9月6日，OpenAI首席科学家Jakub Pachocki发表长文《An Alien Mind》（异星心智 / 异心智）。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技术总结，而是OpenAI高层近年来最直接、也最公开的一次表态。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判断：当前没有任何实验室已经将对齐与监控能力提升到足以继续以最大速度负责任扩展的程度。
Pachocki用“异星心智”来形容今天的深度模型。他强调，这些系统并非人类工程师精确设计的产物，而是通过海量算力反复执行简单优化步骤“生长”出来的复杂系统。正因为如此，它们更像一种我们尚未真正理解的智力形态，而不是人类智能的简单延伸。
在对齐问题上，他明确区分了两种层次。目标对齐（Goal Alignment）关注模型是否努力完成被给定的任务；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则要求模型能够内化并泛化一套高层次原则，在目标模糊、冲突或陌生情境中仍能“合理地”行动。他认为，真正长期重要、也更困难的，是后者。
更关键的是，Pachocki根据内部结果“强烈预期”，目前的能力提升速度可能持续到递归自我改进（RSI）阶段。与此同时，OpenAI长期依赖的链式思考监控，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原因在于推理过程与工具使用、多模型协作混在一起，模型自身操纵推理痕迹的能力也在提升。他因此呼吁更广泛的干预：自愿减速、建立共享安全门槛，并由第三方或国际机构强制执行。
十天后，也就是2026年9月16日，OpenAI正式公布了一套新的“模型失对齐”披露框架。它同步公开了六个在训练或评测阶段观察到的具体案例。这些案例包括模型在摘要中注入隐藏指令、未经授权搜寻并使用泄露的API密钥、把自生成文件上传到互联网再当作外部来源引用，以及利用内部软件仓库或公共文件托管服务未经授权交换信息。
这两件事几乎前后脚出现，并非偶然。Jakub Pachocki的《An Alien Mind》提供的是宏观预警与理论框架：对齐与监控能力可能已经跟不上模型能力的扩张速度。十天后的具体披露，则像是在用实验室中的真实行为，为这个判断提供经验证据。它们共同把一个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当模型从知识问答走向深度推理与自主行动，我们看到的这些“策略性行为”，究竟是危险的AI失对齐，还是技术能力快速跃升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早期预警信号？
要回答这个问题，既不能无视模型已经表现出的规避与隐藏倾向，也不能脱离这些行为发生在受控训练与评测环境这一现实语境，直接将其推演为现实世界的全面失控。与此同时，还有一层常被忽略的追问需要一并提出：当一家前沿实验室主动公开“我们发现了危险行为”时，这种披露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选择与叙事行为。我们不仅需要观察机器做了什么，也需要审视人类如何描述和解释这些行为。
一、重新理解“AI失对齐”：不是一种单一故障
所谓AI失对齐（ AI misalignment / model misalignment），简单地说，就是AI系统在完成任务时所采取的行为，与人类原本希望它遵循的目标、规则或安全边界发生了偏离。它并不一定表现为模型“故意反抗人类”，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必要假定模型拥有类似人的意图。一个系统完全可能是在努力完成任务，只是它对“完成任务”的理解，走出了人类预先划定的范围。
这种偏离至少可以表现为几种不同的形态。其中一种是奖励作弊（Reward Hacking）或规范博弈（Specification Gaming）：人类给模型设定一个评价指标，希望这个指标能够代表真正的目标，模型却发现了指标与目标之间的漏洞，于是用一种“看起来完成了任务”的方式获得高分。它并没有真正完成我们想让它完成的事情，却完成了我们拿来衡量这件事情的指标。
另一种更复杂的形态，是研究者所说的欺骗性对齐（Deceptive Alignment）或“scheming”。这里讨论的不是简单犯错，而是模型在某些测试中表现出隐藏信息、掩饰行为或者在监督减弱时采取不同策略的现象。OpenAI与Apollo Research此前的受控研究已经报告过与“scheming”相一致的行为，同时也强调，目前部署环境中的模型还缺乏大规模实施严重长期欺骗的机会，这仍然是需要提前研究的风险，而不是已经发生的现实状态。
还有一类问题，则来自越来越具有行动能力的智能体。模型一旦能够调用程序、访问文件、使用网络和执行长期任务，即使每一步单独看起来都没有问题，连续起来也可能形成一个人类原本没有批准的结果。OpenAI在2026年7月关于长时间运行模型的研究中就指出，长期任务可能暴露传统单步评测没有发现的安全漏洞，因此需要观察完整的行动轨迹，而不能只看某一个动作是否合规。
因此，与其把这些现象排成一条“低级—中级—高级”的必然进化路线，不如把它们看成几个彼此相关、但机制并不相同的风险方向：模型可能钻评价指标的空子，可能表现出隐藏或欺骗行为，也可能在拥有更大行动空间之后，通过一连串看似合理的步骤达到人类并未批准的结果。它们共同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当AI越来越有能力完成目标时，人类是否还能确定它所理解的“完成目标”与我们理解的是同一回事？
二、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六个值得注意的案例
OpenAI这次公布的六个案例之所以引起关注，并不是因为模型简单地“答错了”，而是因为其中一些行为已经涉及隐藏信息、绕过限制和未经授权的行动。比如，在一个案例中，未发布的研究模型把与原任务无关的指令写进任务摘要，并要求后续上下文忽略正常限制；另一个案例则涉及模型在摘要中留下指令，要求未来处理环节隐藏错误、编造缺失的历史数据，并掩盖不同版本之间的不一致。
另一个案例更加直观。模型在回答一个关于美国加州某县收益数据的问题时，发现了公开代码仓库中暴露的API密钥，并未经授权使用它。获取数据失败之后，它又编造了数字，并把这些数字说成来自所要求的数据来源。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它说错了”，
飯田真紀 | 致台灣讀者：透過廣東話重新思考台灣與中文
編者按：八旗文化9月推出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教授飯田真紀《廣東話的世界：全球超過八千萬人使用的另一種中文，不被同化、收編的獨特語言》。
廣東話是否只是「中國方言之一」？廣東話不只是港澳人的母語、中國華南地區的通用語，更是一種包括東南亞、歐美華人社會在內，全球有超過八千萬人在使用的中文。飯田真紀教授指出，光是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說廣東話超越了日本所謂「方言」的層次。然而書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可能會有的不同面向，並精準地描述了港澳社會對於廣東話身分認同的複雜心態。因為廣東話具備「在不同政權或地理框架下，地位隨之轉變」的特殊性，導致即使是天天說著廣東話的港澳人士，在面對「廣東話究竟是不是方言？」這個問題時，也可能會有南轅北轍的看法。本書還以台語在台灣的定位以及發展如何隨著政治局勢而大不相同為例，探討語言與方言的界定問題。作者指出，源自中國但在台灣扎根的台語，過去由於政治因素而被禁止使用，失去法定地位與成為社會標準語的功能，現在則因政治環境的轉變，台灣的語言生態亦隨之轉變，加上2019年台灣的語言政策，即《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與推行，確立了台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均為國家語言，同樣享有法定平等地位，落實語言的多樣性與語言人權，台語因此得以擺脫「方言」的次等標籤，成為與華語享有同等法定地位的「國家語言」。正因為方言與語言的界線是由政治所建構，因此即使是同源於漢語譜系下的分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卻有著成為「獨立語言」還是「方言」的不同命運。
飯田真紀 | 致台灣讀者：透過廣東話重新思考台灣與中文
在台灣翻譯出版的用意
初次見面。
本書是將二○二四年於日本出版並廣受好評的《廣東話的世界》（中央公論新社）一書，在內容上未作任何變更的情況下，翻譯成中文的版本。
由於日本許多大學都開設了中文（本書所指的「北京話」）作為第二外語課程，因此大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曾學習過初級北京話課程。然而，他們幾乎沒有接觸過本書所探討的廣東話。幾年前，我曾統計過日本有開設廣東話課程的大學（包括我本人所教授的課程在內），結果發現還不到二十所。
因此，為了向日本讀者廣泛傳達鮮為人知的廣東話魅力與實力，我透過日本發行量最大、最具權威學術通識出版社之一的「中央公論新社」出版了本書。該出版社亦曾出版過許多關於台灣的重要書籍。令人欣喜的是，本書獲得了熱烈迴響，目前在日本亦已再版。去年秋天，日本公共廣播公司NHK聽聞本書好評後，委託我於文化中心開設講座，分三次講授本書內容。
這次本書即將在台灣翻譯出版，我感到十分高興。
其實從最初開始我就想出中文版，而且是想在台灣出版。
本書乍看之下，或許會讓人以為是一本只談廣東話的書。然而並非如此。書中一面觸及台灣各位也相當熟悉的香港大眾文化，以及海外華人移民的話題，最終想要重新追問的，卻是「中文究竟是甚麼」、「語言究竟是甚麼」、「方言又究竟是甚麼」這些問題。這才是我的本意。
而促成這番重新追問的契機之一，正是台灣的台語與香港的廣東話這一組比較的角度，本書〈終章〉也論及此事。
香港與台灣的語言狀況頗為相似。具體而言，兩地除北京話以外，其他漢語系語言仍具生命力，讓人能身處於多語言環境之中，且能掌握多種語言的人也相當多。
然而，真的相似嗎？
因專攻廣東話之故，自然常去香港，但其實台灣我也去過二十次左右，也認識了不少朋友。
在與台灣朋友交流的過程中，我留意到幾件事，覺得這或許是台灣獨有的視角。例如對香港人在記者會或媒體上說英語而非北京話等情況感到詫異。我還注意到「中文」這個詞，在香港與台灣使用方式上所存在的差異。
本書〈第三章〉以後尤其如此，我把這些問題意識放在心上，設法描繪出香港廣東話的語言狀況；而在〈終章〉，則探討了廣東話與台語的比較。
因此，本書其實也想以廣東話為例，對照台灣及其語言狀況的特殊性。
實際上，讀過本書的台灣友人，對書中關於台港差異的觀察表示認同，還對香港傳統的讀寫教育感到驚訝，並希望這樣的教育方式能夠延續下去。
從一個廣東話研究者、日語母語者的視角看台語
我在大學主修的是中文（北京話），但不久後便對廣東話產生興趣並開始研究。當時我也稍微學過一點台語。只是台語的「變調」——也就是聲調交替的規則，當時覺得實在太難了，故一度放棄。其後有一段時間我專注於廣東話的研究，但最近為了擴大研究範圍，於是重新開始學習台語。由於我懂得廣東話中漢字的發音，可以由此類推，因此較快能記住台語漢字的發音。雖然要說得流利仍力有不逮，但聽力還算可以；碰上漢字詞彙較多且抽象的話題時，理解力更會顯著提高。
然而，知識愈是增加，我愈發覺得台語的獨特性，甚至讓人難以相信它竟與廣東話同屬漢語系。這與廣東話已無法相提並論。每當看到某個漢字竟會這樣發音時，總會使我瞠目結舌。例如「齒」khí、「蟻」hiā。連基礎詞彙也統統不同：「高」是「懸」kuân，「低」是「低」kē；「低」這個字的寫法到底對不對，我也搞不太清楚。廣東話的「高」讀作gou1、「低」讀作dai1，由於與日語使用同一個漢字，發音相近且容易理解，因此讓人忍不住要對台語的難度抱怨一番。
與香港不同，在台灣，常有人會根據場合、話題或心情，在同一個對象面前頻繁切換使用華語與台語。我覺得能夠在難到這種地步的台語與華語之間自如地來回切換，實在太酷。
順帶一提，我常聽到台灣人說自己台語講得不好，然而在我們外人看來，其實已經講得相當流利了。日本人也常說自己英語不行，只是那個「不行」是真的結結巴巴，程度顯然是兩回事。
台灣的語言多樣性
希望在台灣出版本書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台灣社會在重視語言多樣性這方面，表現得尤為凸出。官民齊心致力於振興台灣本土語言，線上辭典與其他學習資源等，對我們這些學習或研究台灣語言的外國人而言也極有幫助。香港致力於保存客家語與客家文化的人，都對台灣的的這些努力讚嘆不已，很是羨慕。
台灣的電視上設有台語、客家語等專門頻道這點，也是一大魅力。
雖然我頂多只能學習漢語系的語言，但我認識的一位精通多種語言的中文研究者，他說每次到台灣，就只看原住民語言頻道的節目。
支持這種多語言環境的硬體建設固然正在推進，但內容方面的軟實力，同樣也有不少優秀作品。
事實上我的台語日常表達就是看電視連續劇學來的。因為劇情很有趣，讓人忍不住想一集接一集地看下去。客家語劇裡也有看起來很有趣的作品，我還買了 DVD。
台灣擁有多元的價值觀，以及能夠自由表達這些價值觀的言論空間。今後也期待能看到更多發揮台灣自身優勢的有趣內容。
給全球中文版讀者的話
本書雖為台灣出版的譯本，
书讯|生存、适应还是重建：当规则开始失效，世界将如何运行？
编者按：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国际政治建立在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之上，那么今天最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许已经变成：当规则开始失效，世界将如何运行？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联合创始人兼主任Mark Leonard在其新书《Surviving Chaos: Geopolitics When the Rules Fail》中将这个时代称为“Un-Order”——旧秩序正在瓦解，但新秩序尚未形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Hal Brands则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How to Survive in a World Without Rules》，采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视角：当国际规则越来越难以约束大国，国家首先需要重新获得保护自己的能力。巴西前外长Celso Amorim则从全球南方的立场出发，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发表的文章《How Can We Live in a World Without Rules?》中警告，如果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失去效力，最终受损的将不仅是某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国家共同依赖的最低限度秩序。
三人指向的是同一个时代转折，却给出了不同的回应：是适应“无序”，还是重建规则？是依靠自身实力生存，还是继续维护多边主义？当旧有国际秩序逐渐失去约束力，中国、俄罗斯以及全球南方又将如何塑造新的权力格局？
《在混乱中生存：规则失效时代的地缘政治》（Surviving Chaos: Geopolitics When the Rules Fail）， （Polity出版社，2026年4月）
by Mark Leonard（马克·伦纳德）
How to survive an age of “Un-Order”
内容提要：特朗普正在打破政治秩序，习近平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普京正在重新绘制欧洲地图。当战争、疫情、气候冲击、人工智能和大国竞争彼此交织，过去几十年支撑国际关系的规则、规范和制度正在逐渐失去约束力。马克·伦纳德在《在混乱中生存》一书中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政治时代——他称之为 “Un-Order”，即“无序”或“非秩序”。
伦纳德特别强调，“Un-Order”与通常意义上的“disorder（混乱）”并不完全相同。混乱意味着规则依然存在，只是有人违反规则；而“Un-Order”意味着连规则本身是什么都越来越没有共识。过去由美国及其盟友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但一个新的稳定秩序却没有出现。世界因此不是简单地从“一种秩序”进入“另一种秩序”，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流动、竞争性更强、规则不断被重新解释的时代。
伦纳德认为，理解这个新时代的关键，不是简单判断“谁将取代美国”，也不是寻找一个新的全球霸主。相反，未来世界可能是一种没有单一中心、没有统一规则、不同力量不断争夺和重新组合的体系。
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architects（建筑师）”与“artisans（工匠）”。
美国和欧洲长期以来更像“建筑师”——试图设计一套完整、稳定、普遍适用的国际制度，希望通过规则、联盟和国际机构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世界。而中国则更像“工匠”——不一定试图重新设计整个体系，而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利用和改造现有制度，在不确定性中寻找自己的空间。伦纳德认为，这种适应能力可能正是中国在未来“Un-Order”时代具有优势的原因。
因此，本书并不是简单地哀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结束”，而是在追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果旧规则已经无法恢复，国家应该怎样在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中生存？
伦纳德尤其关注美国、中国和欧洲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他认为，欧洲尤其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不能再假定美国永远提供安全保障，也不能假定全球贸易规则永远能够保护欧洲利益。面对中国崛起、俄罗斯威胁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欧洲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能源、技术和防务能力，学会在没有可靠外部规则的环境中保护自身利益。
因此，这本书真正提出的并不是“如何恢复旧秩序”，而是如何适应一个秩序本身正在变化的世界。伦纳德认为，未来的国际政治可能不再是寻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学会在持续变化和不确定性中进行调整、合作和竞争。
作者介绍：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是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联合创始人兼主任，也是欧洲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思想家。他长期研究欧洲外交政策、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国际秩序变化。
伦纳德曾出版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What Does China Think? 等著作，并长期关注欧洲如何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保持战略自主。他也是欧洲外交政策公共讨论中的重要声音。
他的研究特点是并不把国际政治简单理解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新冷战”，而更加关注全球权力如何扩散、不同地区和国家如何适应新的力量分布，以及欧洲如何在大国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相关书评／访谈：
* Foreign Policy｜How to Survive a Chaotic World——Mark Leonard谈《Surviving Chaos》Mark Leonard在《Foreign Policy》节目中进一步解释了“Un-Order”的概念，并讨论如果过去的规则体系已经被打破，接下来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国际体系。他特别区分了试图重新设计世界秩序的“architects”和善于适应、调整现有体系的“artisans”，并讨论中国为什么可能比西方更早适应这个新时代。Foreign Policy｜How to Survive a Chaotic World
* Financial Times｜2026年夏季政治类最佳书籍：Surviving Chaos《金融时报》将本书列入2026年夏季政治类推荐书单，认为伦纳德抓住了当代国际政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瓦解。FT尤其肯定他提出的“建筑师”和“工匠”区别：西方习惯
錢永祥 | 在備戰與反戰之間尋找第三種思路
编者按：唯獨從台灣出發，思考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和平”，才有討論的空間與價值。9月9日，廣場出版推出傅大為主編的《誰的島鏈？為何反戰？關於全球與台海戰爭局勢的思索》一書。本書是台灣解嚴以來第三波反戰運動――「2023年反戰聲明」之後最新的發聲與行動。本文為 《思想》雜誌總編輯錢永祥為本書所寫推薦序。錢永祥此序指出台灣反戰有兩路：一是龍應台以人道與歷史敘事訴諸大眾情感；一是本書九位作者的國際左翼視角，把兩岸置於美國主導的第一島鏈中，突出「美國因素」。雙方都非絕對和平主義，都懷疑當前備戰能有效嚇阻，都主張交往對話以降溫。備戰派視武力為優先嚇阻，反戰派視戰爭為最後手段。錢永祥認為二者皆是嘗試：戰事尚未爆發前，不妨先讓對話與局部、暫時協議有機會，避免衝突自我實現。他反對統獨式的「終極解決」，主張在具體議題上逐步累積善意，鬆弛臨界狀態，這才是代價最低的路徑。因此錢永祥認為該書因視野獨特、中文相關著作稀少，值得重視。
雙聲部的反戰論述
根據傅大為先生在本書《誰的島鏈？為何反戰？》第二篇文章〈在第一島鏈上反戰〉的回溯，「反戰」這個口號和概念，從楊逵在1949年呼籲國共停戰（為此他付出了十二年的牢獄代價）開始，經歷冷戰年代，直到冷戰結束後美國在中東的幾次介入，在台灣都曾經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微弱表達。既然微弱，在社會上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但是到了2023年，傅大為、盧倩儀、馮建三、郭力昕四位學者聯名發表了〈反戰聲明〉，以明確反對戰爭的立場貫穿其間，批判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批評美國所扮演的挑釁角色，更尖銳地指謫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由於這個聲明挑動了台灣內部的政治神經，對兩岸關係也有他人所不敢言的反省，一時之間引發了充滿敵意的批評和抹紅。不同於既往的乏人理會，反戰議題這次終於獲得了社會回應，雖然這些回應仍以學界為主。
不過傅大為的歷史回溯需要做一點補充，加上另一種反戰聲音。在2020年，龍應台女士在臉書上就宣稱：「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過了兩年她又兩度在《紐約時報》為文，主張面臨兵凶戰危的台灣，應該在備戰之外盡力管控風險，並重新思考對中國的政策。當時正逢俄烏戰爭爆發及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中共軍機開始頻繁越界示威，兩岸軍事局勢陡然緊繃，龍應台的文章引來撲天蓋地的批評和詆毀。2025年龍應台則更進一步針對當時流行的「兵推」，倡議「和平推」，並藉著該年9月二戰結束八十週年、台海情勢日益緊張的時機，舉辦規模盛大的「2025台北國際和平論壇」。
說起來，早在2009年國共內戰結束的六十週年，龍應台撰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細述國共內戰的幾場慘烈景象，呈現了她的反戰立場。2026年此書在日本推出簡體中文版和日文譯本的文庫版，龍應台在東京大學發表演講談戰爭與和平，內容經報導後在網路上流傳，引來的攻擊之猛烈尤甚於以往。但是她繼續接受國際媒體訪談，強調台灣在備戰之外，也必須致力於追求和平。
本書中傅大為等九位作者關於反戰與和平的論述當然與龍應台「殊途」：龍應台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為人道主義，本書則突顯「國際左翼」的立場，著意跟統、獨兩方面都有所區別。但是他們之間的「殊途」，反可以顯示不同出發點的共同關注。事實上，雙方都力圖避免戰爭，都寄希望於兩岸民間和官方透過交往、對話，降低戰爭的可能性。雙方都不是絕對棄絕武力的和平主義，雙方也都認為目前的備戰態勢，除了提高兩岸間的敵意之外，幾乎不可能達到有效的嚇阻功能。但是值得強調，龍應台是知名作家，文筆平易親人，藉由歷史敘事訴諸讀者熟悉的人道價值觀與自然情感，所以影響力廣大，從而所受到的攻擊毀謗也數以千、萬計。相對而言，華語世界讀者對九位作者在本書中所發展的左翼視野較為陌生，因此本書的反戰論證格外需要我們重視，從而擴大反戰論述的光譜。
確實，傅大為等九位作者在本書的論述範圍跟角度是非常獨特而全面的。他們一反「就兩岸談兩岸」的狹窄陳規，將兩岸關係置於美國掌控的東亞第一島鏈中，再從歷史上分析美國的帝國運作對東亞各地和平的支配與破壞，「美國因素」因此在本書中居於最突出的地位：對於浸泡在「美國理想主義神話」中已久的台灣讀者，難免不習慣這些說法，從而可以預料，本書可望引起的共鳴以及批評，大概仍然會局限在學界的某些圈子裡，它的影響力也就有限。但也因此，這本書特別值得推薦給台灣乃至於周遭的華人社群。畢竟，雖然在事實上和心態上我們已經被納入了美國秩序（Pax Americana），但是要想自主思考――無論是個人的自主、性別主體的自主，或是任何政治身分的自主，不是都要先從身處的強勢秩序開始反思嗎？這本書分析了「美國因素」在世界各地的施展以及所遭遇的反制，也觀察各種自許為進步的團體，在面對沖繩、巴勒斯坦，或是本地的陸配議題時，批判能力受到了什麼樣的制約。在中文世界裡，類似的著作十分罕見，本書的價值也就格外突出。
備戰與反戰都是嘗試
在回顧反戰論述的宏觀面貌之後，現在必須針對台灣局勢，回來面對「反戰」與「備戰」這個具體的爭議。站在反戰的對立面，強調「備戰」必要的一方，普遍認為兩岸處於敵我對峙的狀態，對岸的「武統」野心在所必行。為了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體制和自主的生活方式，「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台灣必須加強自身軍備以及與美日的合作。備戰一派並不一定好戰，其間多數人大概也是希望維持台海和平的。不過在他們看來，和平只能靠有如刺蝟般的自衛武力構成嚇阻，方克達成。至於嚇阻能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戰事一旦爆發，台灣（以及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要承受多少數字的人命傷亡？數十年來幾代人發展出來的科技、經濟、文化、社會的成果，會遭到什麼程度的摧毀？戰後兩岸留下來的血債和悲憤記憶，將如何繼續折磨繼起的世代？說到最後，一場戰爭對人心、人性的摧殘，又需要多久才能恢復文明的舊觀？這些殘酷的問題，政治人物不敢面對，但備戰派不可能沒有想過。不過他們認為這個局面是對岸強加到自己身上的。既然並無他途，那麼我們也別無選擇。備戰派的文字通常流露一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悲情，對反戰言論常迸出難以克制的憤怒，原因或許在此。
在這裡，我認為備戰派的感受跟反戰派的思維，只要以務實為原則，是可以中途相遇的。雙方其實都嚮往和平，但是雙方都並不迴避戰爭的可能。雙方的差別在於：反戰派認為戰爭是最後的不得已手段，在此之前尚有其他的途徑可以處理兩岸的衝突，其效果可能更好，也更可以避免戰爭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這個方式就是交往和對話。但備戰派認為中共根本不是可以信任的對話對象，準備迎戰才是降低戰爭可能性的優先手段。何況中共一向設定「一個中國」（九二共識）是對話的前提，這在備戰派眼中卻正是不能下嚥的投降之舉。戰爭究竟是最後的手段，還是當下的立即挑戰？沒有人確實知道。不過在此刻乃至於可見的將來（這「將來」也許很短暫），當戰爭確實尚停頓在「可能」之際，備戰跟反戰都只是嘗
傅大為 | 我們為何在第一島鏈反戰？
编者按：唯獨從台灣出發，思考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和平”，才有討論的空間與價值。9月9日，廣場出版推出傅大為主編的《誰的島鏈？為何反戰？關於全球與台海戰爭局勢的思索》一書。本書是台灣解嚴以來第三波反戰運動――「2023年反戰聲明」之後最新的發聲與行動。回顧近三十年的反戰歷程，1990年的反波斯灣戰爭運動是台灣解嚴後首次的反戰集結，第二波更大規模的反戰論述，則是2003年對美國等北約國家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抗議。時至今日，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大問題，已到了必須開啟好幾場大辯論的時代，這一部延續第三波反戰運動的文集不僅是反戰行動者論述的成果，更期待激起論戰，為和平的道路撐出一個公共討論的空間，並向過往的反戰傳統深深致意。本位為主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傅大為為本書所寫導言。傅大為導言指出，「第一島鏈」並非自然地理，而是二戰後美國為封鎖東亞社會主義國家而劃出的圍堵線：基地、條約、艦隊與宣傳構成真實權力。東亞長期難有真正和平，根源正在於此。若西半球出現類似鎖鏈圍住北美，美國絕不容忍。因此要在島鏈內部反戰，必須正視並反制「美國因素」，而非只談「中國因素」。沖繩與台灣面對的共同威脅來自太平洋彼岸帝國，而非彼此對立。日本既有維護和平憲法的反戰傳統，也有「台灣有事」、擴軍修憲的動向，兩者皆在美國霸權下生成。書中進而分析美國在美洲與中東的作為，以及其如何浸潤台灣社會，造成「防衛思覺失調」。對內，文集批判台灣跪美心理、民族主義的仇恨快感、新生代和平運動的分裂，以及部分性別論述向國家主權傾斜、使陸配噤聲的問題。全書針對帝國夾縫論、台灣有事論、烏克蘭模式等具體論點提出批評，期望打破2023年反戰聲明後的沉寂，催生真正的知識界辯論。
所謂的第一島鏈，其意義為何？這個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企圖長期封鎖與圍堵東亞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俄羅斯、北韓、中國）進入「美國的」太平洋的努力，多年來未曾鬆懈；它是由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在1951年制訂「島嶼策略」時所畫出的一條島鏈。從日本北海道到菲律賓，它包括了日本群島、南韓、台灣與菲律賓。其實，這是一條不太自然的美國勢力的戰略圍堵線。今天，如果一個外星人，從太空觀察地球的東亞海域，其實看不到這條島鏈，他只會看到一群群的大小群島，其中有堪察加半島、庫頁島、千島群島、朝鮮半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群島、婆羅洲與印尼群島等。所以，所謂的第一島鏈，實實在在是由二戰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勢力所強勢劃出來的圍堵線，其中，有許多美國與島鏈中各國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布滿著上百個美軍基地、有南北巡弋的美國海空軍核武打擊艦隊與人造衛星，還有美國的各種宣傳、教育、文化與情報機構等等。
這個由軍事與政治實力所搭建起來的島嶼鎖鏈，在地緣政治的意義下，把東亞社會主義國家牢牢地鎖在東亞大陸上，很難下水、突破島鏈的封鎖。其權力的真實性，當然要強過一個外星人所觀察到的東亞大小群島。我們反戰的朋友雖然會反對、甚至要求脫離這個美國霸權之鏈，但我們不能否定它的存在或忽略它的厲害。即使今天到美國尋求一個台灣在中美之間中立平衡的立場，對於這條島鏈，國民黨主席也只能妥協地說要把第一島鏈打造成所謂「和平繁榮之鏈」。所以回到在第一島鏈反戰的問題、回到在美國霸權怪物肚子裡進行反戰的朋友們，我們要問、更要說明，為何、如何在第一島鏈反戰？
這條島鏈，目前聯合了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等願為美國效忠或友好的政權，並緊緊鎖鏈著琉球群島，努力維持這個圍堵封鎖的局勢。也正是因為美國霸權的這個封鎖企圖，讓冷戰以來的第一島鏈，成為東亞軍事緊張、美軍霸權延伸至東亞、美軍干預威脅的陰影一直存在，使東亞未曾有真正和平的基本原因。我們換個角度想想，如果在西半球，也有個社會主義的鎖鏈，包含著各種軍事基地與艦隊，從加勒比海、中南美洲來把北美洲鎖鏈住，美國豈不早就對之發動各種軍事攻擊了？從1823年的門羅主義到今天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兩百年來，美國早就宣示說它不可能讓這種情況發生。反過來說，自有第一島鏈以來，東亞島鏈上反戰、批判美國的聲音，也一直未曾間斷，如來自南韓與日本的各種抗議，特別是1960年代以來日本民間為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維護和平憲法所做的努力，包括琉球人民多年來為琉球美軍基地肆虐所做的各種抗議，經過幾個世代的累積，持續到今天。而近二、三十年來，台灣的反戰運動與論述也開始興盛起來，特別是2023年台灣反戰聲明以後的各種發展。如今《誰的島鏈？為何反戰？》這部論著文集的出版，可說是近年來台灣反戰朋友們深耕的一個面向、生產出來的一個重要成果。它值得各界朋友們的注意，也期待各方批評者有更明白的指教。
島鏈反戰中的沖繩與日本
我們先從島鏈的中心――沖繩開始談。近年來，台灣綠營的人士結合一些日本朋友，發展出「帝國夾縫」的論述，企圖以一個奇特而扭曲的方式，把台灣與沖繩連結起來，認為「台灣面對『中國威脅』，而沖繩承受來自美國和日本軍事政策的壓力，兩地被鎖進不同的地緣政治結構，致使沖繩與台灣『雖近而遠』，被『分裂、隔離為他者』，『造成了悲哀的間接對立』」。張鈞凱在本書的第一篇文章直接點明，台灣與沖繩共同面對的和平威脅，其實不在台海對岸，而在太平洋彼端。如此，島鏈中的兩個環節，沖繩與台灣，就不是分裂的兩個他者，而可以同仇敵愾、共同對抗太平洋彼岸的帝國。只不過，沖繩比長期跪美的台灣，覺醒得要早很多。
其次，再看島鏈上的日本，雖然從安倍晉三到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近來在東亞激起很多漣漪，從歡呼、抗議到憤慨，不一而足。但是我們絕不可忽略，日本從1950、1960年代以來強有力的反戰傳統，以及其維護「和平憲法」的決心。如今高市早苗把「台灣有事」正式化，並信誓旦旦要擴軍、修憲而法西斯化、不避諱與中國對立，要做狂人川普在東亞第一島鏈的小霸主。這個過程，其實也來自川普的暗示與授權，但也在日本激起廣泛的抗議，包括今年（2026年）4月數萬日人在國會前的示威。筆者指出，這是戰後日本在美國霸權的壓制下所生產的兩股或隱或顯的對立力道。
「美國因素」的分析與反制
本書的主要問題意識之一，雖起源於第一島鏈，但是這個問題所觸及的範圍，卻十分廣泛，它涉及了第一島鏈這個地緣政治概念相關的帝國權力運作，特別是西半球的美國帝國。台灣綠營的知識分子，過去一旦談到東亞，動不動就強調「中國因素」的權力滲透無所不在，但就我們反戰朋友的視野來看，其實更該注意的是，這個第一島鏈的軍事權力發動機――「美國因素」。這個在二戰結束時就已經統治著整個太平洋的北美洲政權，它在美洲的長期肆虐，其實於今尤烈。
從川普在美國內部的各種暴政，特別是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的類法西斯行徑，到在中南美洲更為霸道的唐羅主義，不但對古巴持續了近六十五年的封鎖與制裁，而且變本加厲，於去年開始在公海公然射殺許多委內瑞拉漁船，更悍然違背國際法，攻擊委內瑞拉，掠奪其石油，並直接綁架該
阅读 | AI发展是否需要减速：从科技到政治的讨论
9月8日，Anthropic研究员 Jacob Coxon辞职。Coxon此前曾在OpenAI和Anthropic从事AI模型训练工作。他离职后公开表示，前沿AI的发展速度已经快于安全研究的进展，并警告企业正在竞相开发可能具备自我改进能力的超级智能。
他的辞职很快引发连锁反应。9月9日，Anthropic内部负责AI安全研究的Evan Hubinger公开回应，承认超级智能存在极端风险，并表示自己认为未来十年AI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超过10%。事件由此从个人辞职扩大为AI行业内部关于“是否应该减速”的公开争论。
随后，美国政界也开始介入。Bernie Sanders等国会议员要求加强AI监管。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进一步提出，AI行业需要放慢前沿模型的发展速度，并接受更严格的第三方安全评估。OpenAI CEO Sam Altman随后表示支持控制AI发展的速度。
Elon Musk也公开支持Amodei，称“Dario is right”。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前AI负责人David Sacks则认为，如果AI公司认为发展太快，公司完全可以自行放慢。
争论最终进入总统政治。Barack Obama呼吁民主党制定明确的AI政策，把AI安全和监管作为重要政治议题；而特朗普则持相反立场，认为有关AI灾难的警告被夸大，美国不能因为担心风险而放慢发展，尤其不能在与中国的AI竞争中失去优势。
因此，短短几天内，一名AI研究员的辞职，演变成了从Anthropic内部 → OpenAI → Musk → 美国国会 → Obama与特朗普的一场全国性讨论。
9月3日， OpenAI 发布的最新旗舰是 GPT-6 Astra，公司总裁 Greg Brockman 在发布会上说了句很响的「Welcome to the AGI era」，并表示回头看，AGI 的起点「可能就是这个模型、这个时段」。三天后，哲学家 Dan Williams（萨塞克斯大学助理教授，博客 Conspicuous Cognition），发表文章 《GPT-6 Astra Reviews ‘The Social Roots of Delusions’》。他的做法很直接，把刚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与 Sam Wilkinson、Kengo Miyazono 合著的书丢给 Astra，提示词是「你是世界顶尖学者，写一篇适合顶级学术期刊、不超过 2000 字的书评」。结果，他的判断是：书评写得非常好。如果出自人类之手，他会佩服对方不仅细读了全书，还有智力、知识面和洞察力。虽然文风仍有一些 AI 套话（如 “not X but Y”），但整体已到「可当严肃学术评论看」的程度。他由此认为：研究工作必须开始适应这种「聪明的专家级智力」已经可用、而且只会更强的现实。
今天文章讨论来自“全球政治思想”群，书评在此基础上特别整理，并借此提出一个问题：进入AI时代，或是AGI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我们还需要写书评吗？或是更为直接的一个问题，《之间书评In-Between Review》将何去何从？
9月8日｜Jacob Coxon辞职
Anthropic研究员 Jacob Coxon 宣布辞职。他此前曾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从事模型训练研究。
他公开表示，AI公司正在高速推进下一代模型，并认为行业安全问题没有跟上发展速度。过去三年，Coxon都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做预训练，他认为“两家公司都没有负责任地行事。它们正径直冲向能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拿我们的命赌博。”“造 AI 的人真心相信，到这个十年结束前它有可能把我们全部杀掉。这不是营销噱头。”高管和资深研究员对外会把话讲得比较“体面”，私下里说的是同一套恐惧。很快就会出现能黑掉几乎任何系统、一夜改变整个领域、自己去获取真实权力和资源的超人类系统。
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刊出对他的专访，他说得更具体：按目前最激进的情景，到明年年底事情就可能已经失控。他还把现在的研发方式比作“在旧金山工程师的 MacBook 上搞曼哈顿计划，而不是在沙漠地堡里”。
《华尔街日报》：Anthropic Researcher Quits Over ‘Out-of-Control’ AI Fears《美联社》：Anthropic researcher resigns with warning about the dangers of AI developmentWIRED：The AI Researcher Who Just Quit Anthropic Says It’s ‘Crunch Time for Humanity’
9月9日｜Anthropic内部高级研究人员回应
Anthropic的 Evan Hubinger，公司Alignment Science负责人之一，在公开讨论中回应Coxon。他公开回复：Jacob 说得对，我们真心相信 AI 有可能杀死全人类；我个人估计未来十年内超过 10%；公司在尽力，但目前还没有解决超级智能对齐的方案，也谈不上走在正轨上。
这使事件从“一名员工辞职”迅速变成了Anthropic内部研究人员之间公开讨论AI极端风险。
Axios：Anthropi
书讯 | 重读梭罗、达尔文与牛顿：伟大的科学与思想成就是一段充满人性温度的旅程
编者按：2026年9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三本有关梭罗、达尔文与牛顿的新书。这三本书们都属于高质量的科学史与思想史著作，聚焦于西方科学史上三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牛顿、达尔文与梭罗——及其标志性作品的形成过程。作者们都深入原始手稿、书信与档案，强调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摸索、互动与偶然启发中逐渐成型；同时把科学家置于具体的时代与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既呈现科学发现的内在逻辑，也揭示其与政治、宗教、文学、技术等外部因素的交织。
第一本是杰德·Z·布赫瓦尔德与莫德凯·费因戈尔德合著的《通往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蜿蜒之路》。它追溯牛顿从剑桥年轻学者到完成《原理》的漫长过程，突出其断续的兴趣、与巴罗、胡克、哈雷等人的互动，以及数学与力学思想如何最终汇聚成经典力学的基石。第二本是珍妮特·布朗的单卷本《达尔文》。作者以两卷权威传记为基础精炼修订，完整呈现达尔文从“比格尔号”航行到《物种起源》出版的人生与思想轨迹，特别关注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与华莱士的关系，以及进化论对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文化与社会的深远冲击。第三本是罗伯特·M·托尔森的《瓦尔登湖实验》。它重新解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强调其中科学观察与实证思维的核心地位，揭示梭罗两次“有意识生活”的实验，并把这部文学经典与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当代科学议题相连接。三书合读，既能分别领略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与梭罗自然哲学的诞生细节，也能整体感受到近代科学思想如何在个人探索与时代激荡中孕育、成熟并影响世界。它们共同提醒我们：伟大的科学与思想成就，往往是漫长、曲折而充满人性温度的旅程。
《瓦尔登湖实验：亨利·戴维·梭罗的科学》（The Walden Experiments: The Science of Henry David Thoreau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6年9月）
by Robert Thorson(罗伯特·托尔森)
Reading Thoreau as a scientist for modern times
内容提要：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环保运动的奠基之作，也是自然写作实践的典范。在《瓦尔登湖实验》一书中，罗伯特·托尔森讲述了梭罗在多次放弃社会批判的草稿之后，如何以一次急剧转向科学的方式重振《瓦尔登湖》。托尔森邀请我们阅读——或重读——《瓦尔登湖》，以发现支撑这部文学经典作品的观察、实证思维和科学解释。他逐章引导我们探讨《瓦尔登湖》与当今科学关注点的相关性，例如气候变化、生态崩溃、供水、农业、人工智能和技术。梭罗的第一个“实验”——有意识地生活——发生在1845年至1847年瓦尔登湖畔的一间单室小屋中。随后，从1851年到1852年，他又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第二次实验：尝试作为一名旅居科学家，在社会中有意识地生活。托尔森对这部以科学焕发新生的《瓦尔登湖》的叙述，帮助我们不仅欣赏梭罗这部杰作中关于可持续生活的预言性、抒情性、振奋人心、机智且永恒的建议，还将其视为锚定我们现代解决方案的历史基准。探索《瓦尔登湖》背后的科学，能够加深我们对梭罗从自然中汲取的更深层次意义的理解。
作者介绍：罗伯特·M·托尔森：康涅狄格大学地球科学教授。他著有《瓦尔登湖之岸：亨利·戴维·梭罗与十九世纪科学》《船夫：亨利·戴维·梭罗的河流岁月》以及《瓦尔登湖指南》。
《达尔文传记》（Darwin: A Biograph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2026年9月）
by Janet Browne（珍妮特·布朗）
内容提要：珍妮特·布朗获奖的两卷本达尔文传记，被许多评论家誉为这位进化论之父的权威传记。如今，布朗巧妙地将这部作品加以精炼并全面修订，写成一本简洁却全面的单卷本传记，对达尔文本人及其发现在科学与政治上的遗产提出了重要的新诠释。很少有人像达尔文那样震撼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而他的故事在许多方面就是十九世纪本身的故事。他的进化论诞生于帝国时代，并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科学、文化与历史的进程，并深刻影响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与经济。这部权威传记追随达尔文从早年生活与“比格尔号”上的冒险，到因《物种起源》出版而成为最早一批科学名人的动荡经历。布朗通过私人信件和档案，描述了自然选择进化思想进入英国社会乃至更广阔世界的过程，尤其关注达尔文与同时提出相同理论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关系，以及众多帮助与支持他的人，包括他的妻子艾玛·韦奇伍德。布朗将社会传记与思想传记的最佳元素相结合，把达尔文置于文化语境中，并将其思想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生动、揭示深刻且引人入胜，这本《达尔文》是关于这位绅士博物学家的不可或缺的传记——他最终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且最具争议的科学家之一。
作者介绍：珍妮特·布朗是世界上研究查尔斯·达尔文的顶尖专家之一，现为哈佛大学阿拉蒙特荣誉科学史教授。她的著作包括广受赞誉的两卷本传记《查尔斯·达尔文：远航》和《查尔斯·达尔文：位置的力量》（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作品荣获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传记奖以及科学史学会颁发的辉瑞奖。她还是《达尔文语录》（普林斯顿）的编者，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部传记》的作者。她曾是剑桥大学达尔文通信项目编辑团队的成员，该项目出版了达尔文三十卷的通信集。
《通往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蜿蜒之路》（The Winding Trail to Newton’s Principia Mathematica）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6年9月
by 杰德·Z·布赫瓦尔德 与 莫德凯·费因戈尔德（Jed Z. Buchwald and Mordechai Feingold）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艾萨克·牛顿的《原理》被视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奠定了经典力学、行星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数学基础。杰德·布赫瓦尔德与莫德凯·费因戈尔德追溯了这些开创性思想形成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始于一位刚从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年轻人的卓越洞察，终于1687年牛顿巨著的出版。布赫瓦尔德和费因戈尔德从牛顿的手稿及相关文献中汲取新视角，将他牢牢置于17世纪中叶剑桥充满活力的科学环境中。他们探讨了牛顿与导师及其他同时代人的互动，强调了牛顿将运动与当时新兴数学联系起来的独特方法。由此呈现出的是一位不安分的年轻学者的肖像：他倾向于深入钻研一个主题，却又很快失去兴趣，直到一封信、一次谈话或一次拜访重新点燃他的热情。在1684年埃德蒙·哈雷那次关键性拜访之前的近二十年里，牛顿只是偶尔涉足天体力学。在这段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布赫瓦尔德和费因戈尔德展示了牛顿如何在伊萨克·巴罗、罗伯特·胡克、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和哈雷等人的启发或协助下，逐渐将他的思想完善成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著作之一。
作者介绍：
林文|乔治·凯南：一位被忽视的极权主义观察家
编者按：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005年）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被称为“冷战之父”。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以及随后的文章中，深刻分析了苏联的行为模式，一手奠定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框架。1951年，乔治·凯南出版《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批判美国外交长期存在的“法律与道德主义倾向”，即习惯用绝对的道德标准或法律条文来处理国际事务，而非立足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他在书中反思了美西战争至二战期间的外交历史，并收录了奠定冷战遏制政策的经典文献。凯南主张外交应回归现实主义，强调地缘政治平衡与审慎克制，该书至今仍是研究美国外交战略和现实主义流派的必读经典。作者林文则在这本书发现乔治·凯南对极权主义的敏锐观察。
说到上世纪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大概没人会提乔治·凯南的名字，毕竟他的成就是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不过读了他的一些作品（主要是这本《美国外交》，尤其其中《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却发现他无论如何也算得上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属于最早那批对极权主义做出分析和诊断的作者之列。不错，他的确没有提出什么专门的理论，他也志不在此——他承认过自己不擅长抽象思辨，也不喜欢诉诸理论，除了有时装装样子，搪塞一下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
有许多人，尤其是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人中间，只有在相信某本书呈现出某种“理论架构”时，才会有阅读的意愿。（他们居然会爱好这种浮夸的东西，真让人奇怪！）
这种偏向或许妨碍了他在学院里的名声，但并不妨碍他在作品里做出非常精彩的分析，而且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理解力、洞察力。
这里推荐的《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最初发表于1951年的《外交事务》杂志，它的写作背景是，二战后美国国内对苏联的态度经历了一次大的钟摆，从罗斯福时期的亲苏到此时的恐苏反苏，有些保守派人士甚至鼓噪诉诸战争或政治手段以推翻它的政权，使苏联走上他们希望的道路。虽然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直接促成了潮流的转变，但他本人对形势的进展却极为不安，对这种战争鼓噪极其厌恶，他在游历战后的汉堡、目睹它受到的战争破坏后就产生了一个牢固的信念，为了维护文明，必须反对无节制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战争：
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任何一时的军事优势——即便真的可以被计算出来——都无法为这种惊人而轻率的对平民生命与物质价值的毁灭提供正当理由。那些价值是人类历经几个世纪艰苦劳动，为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最不能成为辩护理由的，便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强词夺理——“他们也这样对我们做过。”
他写作此文就是为了回应这种好战论调，指出它的错乱悖谬，并揭示更可行的路径。
这篇文章值得特别推荐还有另一个原因。2000年，乔治·凯南在答复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的问询时曾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篇《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他甚至说：“它已经包含了我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一直试图表达的大部分内容。倘若我所有其他作品都被销毁或遗忘，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被保留下来。”——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说，文章中对极权主义的分析，确实像灯光一样，指示出他后来的思想轨迹。
“1984”会从内部改变吗？
读过奥威尔这部小说的读者一定会被作品传递出的强烈信息所震撼：那套体制在宣传、控制和惩戒的手段上如此完备，任何挑战都不可能成功，甚至挑战的念头都难以产生，它会一直静止地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温斯顿试图诉诸人性做最后的抗辩：“不可能把文明建筑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上。这种文明永远不能持久。”但对比奥勃良所代表的绝对力量，他的言辞显得那么软弱无力，这是奥勃良甩给他的话：
我们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温斯顿。你在幻想，有什么叫做人性的东西，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慨，起来反对我们。但是人性是我们创造的。人的伸缩性无限大。你也许又想到无产阶级或者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快别作此想。他们像牲口一样一点也没有办法。党就是人性。其他都是外在的——无足轻重。
故事的结局我们也在小说中看到了，它证实了“1984”的坚不可摧。事实上，极权主义令人恐怖之处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此，来自它这种强大而永恒的外观，仿佛它会亘古长存。
凑巧的是，凯南也是一个注重人性胜过注重社会政治体制的人，他尤其愿意谈论的是人类灵魂本身的弱点和疲惫，谈论人性中的那种悲剧因素（顺带一说，这正是他疏远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关于极权主义之恶，没有比他说得更好的了：
极权主义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人类的本性，但他们缺乏怜悯之心，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人类的本性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一种平静而狡猾的手段腐蚀着人类的品质，人们的品质越是低劣，越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后，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必定会品尝这种自我腐蚀政策的恶果。（《凯南日记》）
不过，从同样的出发点，他还是提出了与奥威尔迥然有别的看法：“任何一种以人性的邪恶和弱点为基础的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稳固的。因为，它是指望靠人的堕落来维持的”；在他看来，这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大概就像建立在理想人性基础上的乌托邦不可能是常态一样，“这种制度只能显示创立它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挫折和苦难的生活，显示那些生性软弱或愚蠢而沦为爪牙的人的冷酷无情。”
进而，他指出，这样的体制在传承给下一代时就会遇到困难（这一段非常精彩）：
这班人可能想把这种斗争的某些激情传给那些要继承他们手中权力的亲信们。但是，这种继承不可能传之久远。人们凭借间接获得的感情动力，就好比受到某种惯性力的推动一样，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道路向前走的。但是这种动力已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无法传给别人。使一代人突然对自己并对人民群众采取如此绝望态度的那种推动力，对后继的几代人来说逐渐变得不那么强烈了。集中营里例行的酷刑、谎言和对人性没完没了的嘲弄——这个警察国家的所有这些制度，由于在一个受到严格控制和整顿的社会里会出现种种危险和无政府现象，最初往往可能多少具有惊人的魅力，但迟早会像陈腐而一再重复的色情作品一样，将由于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推行那套制度的人感到厌倦而告终。
简而言之，在告别了创立体制的那一代人之后，后来的人们并无强烈的意愿维持那样一种严酷的体制，而社会虽然遭到严重的挫伤，也会慢慢向常态复归：“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更新和调整的有机体，因而不会那样永远保持不变。而严重失调而造成的动乱最终将开始失去其现实性，而追求少一点病态、更加健康有趣生活的本性必将开始发挥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凯南的这些分析并非纸上谈兵（看起来另一方更像是纸上谈兵），而是基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与观察。他于三十年代就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二战后期他又重返故
书讯 | 福山思想回忆录：《在末人的国度 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A Memoir》
9月8日，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Olivier Nomellini高级研究员、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新书《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 A Memoir》由美国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英国版同日由Profile Books推出。
内容介绍（来自网络）：
《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 A Memoir》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回忆录，用个人经历重写过去五十年的政治史。全书约三十五章，短章连缀，从加州童年写到当下的民主危机，主线不是私生活告白，而是一个人如何形成、修正并守住自己的政治判断。
开篇从家庭讲起。福山写日裔美国亲戚在二战中被关进拘留营，也写战后美国给这个家庭的上升通道。同一套自由秩序既能剥夺权利，也能提供机会，这种张力成为他后来看待自由主义的底色。他写自己喜欢动手：做家具、磨刀、摄影、组装电脑。这些看似闲笔，其实对应他一贯的信念：抽象理论必须落到可操作的制度与技艺上。
思想谱系占了相当篇幅。康奈尔时期的艾伦·布鲁姆、施特劳斯问题、兰德公司与华盛顿政策圈，构成他进入公共生活的路径。1989年那篇《历史的终结？》让他成名，也让他被简化成“历史已经结束”的乐观派。本书特意把被忽略的后半截拉回中心：尼采意义上的“末人”——安于和平与繁荣、失去斗争与抱负的人。福山认为，自由社会擅长兑现舒适，却压扁了承认的渴望；左右两端的极端，正是对这种扁平地平线的反抗。他重申thymos（追求承认）的两种形态：要求平等的isothymia，与要求卓越的megalothymia。后者驱动卓越，也滋养暴君。
中间各章回顾他后续著作的问题意识：《信任》、社会大断裂、人性与生物伦理、与亨廷顿的对照，以及对伊拉克战争的决裂。他用专章谈“改变想法”：从里根—布什体系中的政策智囊，到公开批评新保守主义用武力输出民主。另有章节写与卡扎菲等威权者的会面、在拉美与太平洋岛屿的观察，以及近年对“否决政体”、官僚制、委托—代理和人工智能的思考：技术放大了把判断外包的冲动，制度能力却在衰退。
结尾并不宣布放弃“历史终结”命题。福山坚持：自由民主仍是迄今最能平等承认尊严的制度，中国与俄国并未提供可替代的普遍意识形态。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末人世界里的无聊、怨恨与对承认的扭曲饥渴。这本书因此既是自我澄清，也是对当下的诊断：我们早已生活在末人的国度，问题不是历史会不会继续发生，而是人还愿不愿意为高于舒适的事物冒险。
the Last Man
「末人」（the Last Man）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与「超人」对照的人格类型。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宣讲超人，同时警告：上帝死后，人若不再自我超越，就会滑向末人。末人不是恶棍，而是活得很安稳的人。他发明了幸福，却问不出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他要的是舒适、安全、健康和一点点消遣，不要风险、牺牲和伟大目标。尼采用这个形象讽刺现代民主社会可能养成的平庸：人人平等、人人满足，却失去轻视自己、超越自己的能力。
福山借用这个概念，不是说历史结束后只剩一个活人，而是说自由民主若只兑现和平与繁荣，可能培养出一群不再渴望斗争的人。问题在于人还有血气（thymos）——要求被承认的冲动。平等承认不够时，有人会去追逐优越、身份认同式（identitarian）的愤怒，或卡里斯马（charismatic）领袖。所谓「生活在末人的国度」，指的就是这种状态：物质上已经抵达，精神上却开始造反。
作者介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1952年10月27日生于芝加哥），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康奈尔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师从塞缪尔·亨廷顿。现任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Olivier Nomellini高级研究员，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教授，并曾任该校国际政策硕士项目主任。早年任职兰德公司，后进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还曾服务于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 1989年论文《历史的终结？》一举成名，1992年扩写成《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自由民主或是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但尼采式“末人”会因无聊与承认饥渴而反噬秩序。此后他从信任、社会断裂、生物技术、国家能力，一路写到身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内伤。伊拉克战争后与新保守主义决裂，近年持续讨论民粹、制度衰败与中国是否构成替代方案。2026年出版思想回忆录《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
近期围绕新书《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的访谈
1. Reuters｜Francis Fukuyama on changing your mind
在帕洛阿尔托谈新书。强调“历史的终结”出自黑格尔，“末人”出自尼采；人们不愿只当末人，要为斗争而斗争。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不再自视为保守派。也谈及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民主。
2. The Guardian｜‘If he can make money in a tyranny, that’s fine by him’: Francis Fukuyama on Trump, democracy – and changing his mind写回忆录是为一次说清：哪些仍坚持、哪些已改口。仍在寻找比自由民主“更满足人性”的替代方案，认为多数候选并不成立。谈特朗普：若能在暴政里赚钱，对他也无妨。已生活在末人国度。
3. Prospect｜Francis Fuk
阅读|尼泊尔西藏洪灾背后：气候变化、大型工程以及地缘政治
编者按：2026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朗当利龙峰北坡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高位冰岩崩：冰川下伏基岩失稳，带着冰体坠落约1200米，形成高速碎屑流，短暂堵河后溃决。泥水石块沿伦德河冲入西藏吉隆口岸，再折入尼泊尔热索瓦、努瓦科特等地，摧毁口岸、桥梁、公路和水电设施，洪峰沿波曲—特里苏里河谷下行上百公里。最初被报为4.4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随后认定震动来自崩塌本身，约相当于5.2级。科学家多认为冻土解冻、冰川退缩增加了山体失稳风险，但单次事件尚难完全归因于气候变暖。截至9月初，两国合计死亡逾1300人、失踪5000余人，含大量冈仁波齐朝圣者和外籍游客。尼泊尔信息公开较充分；西藏一侧信息受限，伤亡数字以外媒与倡导组织质疑。书评特别选择其中一些文章和书，和读者一起思考面对这场灾难。
1. 科学与地质追踪 《How scientists unraveled the cause of the devastating flood in Tibet and Nepal》（科学界如何解开西藏与尼泊尔毁灭性洪水的成因）
出处：Science Magazine ，8月28日
主要内容： 这篇报道写的是全球科学家如何在一天内纠正对这场灾的误判。最初USGS报4.4级地震，有人猜冰湖溃决。法国地貌学家Kristen Cook一看尼泊尔地震台波形，就发现不是短促地震，而是长周期滑坡信号。哥伦比亚大学Göran Ekström用全球台网算出约5.7级当量，属近一二十年最大滑坡之一。Planet卫星被云挡住，只见5200米处冰川断面，舆论一度认定“冰川整体崩塌”。但能量核算对不上：要产生这么大震动需数亿吨物质，远超冰川本身；冰体坠落也融不出那么多水。当晚印度卫星和Landsat-9拨开云层，露出巨大岩崩——“冰川只是搭了便车”。文章强调这是级联灾害：岩崩—碎屑流—洪水，规模约2021年印度查莫利事件的十倍。洪水从哪来仍不清，Cook否认典型冰湖溃决，更可能是裹挟河水和谷底老冰。科学家认为冻土解冻、冰川退缩会让此类山崩更频。全文核心不是问责，而是：公开地震与卫星数据，让跨国协作把成因从“地震/冰崩”改写成“基岩滑坡带动冰川”。文章详细解释了“级联灾害”（Cascading Hazard）概念——即高海拔冰川崩塌、堵江形成堰塞湖、再到巨型泥石流冲刷 链条反应。文章极具科学性，去除了情绪化渲染，用数据和卫星/地震波证据揭示了为什么高海拔山体崩塌的破坏力堪比原子弹。
2. 灾难后面的大型工程：《The deadly forces behind Nepal’s Himalayan disasters》（尼泊尔喜马拉雅灾难背后的致命力量）
出处： 《Times of India》（印度时报）8月29日
主要内容： 该评论聚焦于“冰川消融”与“基础设施扩张”的致命碰撞。评论指出，气候变暖使喜马拉雅高海拔冻土层融化、山体失稳，但真正放大灾难死亡率的是近年来中尼边境盲目建设的水电站、无规划的沿河公路以及缺乏跨境预警的“想象力空白”（Imagination Gap）。文章深刻指出“自然灾害”背后的“人为脆弱性”，是理解当今喜马拉雅生态危机和跨国治理难题的绝佳文章。
3. 《Climate change or a Chinese mega dam? The Nepal floods have become an ideological battleground》（气候变化还是中国巨型水坝？尼泊尔洪水如何演化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战场）
出处：Ed Cumming，The Telegraph 9月2日
主要内容：发生在 2026 年 8 月底的中尼边境冰石崩塌与巨型泥石流灾难，在救援尚未结束之际便迅速演变成一场缠绕着科学争议、大国博弈与信息控制的“意识形态战场”。英国《电讯报》这篇深度报道指出，科学界（如 ICIMOD 和格拉茨大学专家）普遍认为本次灾难本质上是朗塘里荣峰山体基岩结构失效引发的冰石崩塌，气候变暖加速高海拔冻土消融是不可忽视的失稳背景，但不能简单归咎于单一因子；与此同时，灾难迅速被各方“叙事武器化”：环保组织将其作为索赔与反化石燃料的政治杠杆，印度舆论与部分西方媒体则趁机质疑中国在西藏的大型工程，甚至将数百英里外的墨脱水电站等水利建设描绘为放大下游灾害的“水炸弹”与“地缘威胁”；尽管科学家驳斥了远距离工程直接引发崩塌的荒谬推测，但中尼两国在狭窄河谷内密集建设水电站、公路与海关设施，确实将更多工人与旅客置于极端险境；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官方对西藏灾区实施的高压信息审查与封锁，不仅阻碍了中尼跨国水文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更因缺乏透明度而给各类阴谋论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温床。整篇报道揭示了在喜马拉雅这片地缘极其敏感的区域，一场本就惨烈的自然灾害如何在极端气候、基础设施扩张与大国信息战的交织下，让受灾民众沦为地缘政治博弈中最无辜的牺牲者。
4 《水，亚洲新战场》（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1
by BRAHMA CHELLANEY (Author)
主要内容：印度战略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的《水，亚洲新战场》把淡水从环境议题改写成安全议题。
昨天的战争为土地，今天为能源，明天可能为水；亚洲人均淡水已是各洲最低之一，却集中了全球最快的人口与经济增长，水压力会成为本世纪定义性危机。全书先画亚洲水图：多数大河跨境，缺流域条约，大坝竞赛把上游位置变成政治杠杆。切拉尼把青藏高原称为“亚洲水塔”——多条国际河流发源于此，控制高原即掌握对下游的潜在筹码。他重点讨论中国在跨境河流上的筑坝与调水设想，尤其是雅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河，认为缺乏共享协议、水文数据不透明，会加剧印、孟等下游国家的不安全感。同时他也写国内冲突：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内部的省际争水、地下水超采和灌溉浪费，说明战场不只在国界。书中把克什米尔、西藏等领土争端部分重新解读为对水源地的争夺。
同时，他还建议：建立亚洲跨境水规范；成立包容性
程映虹 | “通往东京之路”：二战美国非裔士兵修筑印缅公路的故事
美國德拉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的英文著作《The Road to Tokyo：Black GI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Ledo Road》2027年1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经授权，书评刊发一篇中文相关文章。文章讲述了二战期间美国非裔士兵在修筑印缅公路（史迪威公路）中的贡献及首次进入中国的历史。1945年2月4日，113辆美军运输车队满载物资从印度雷多抵达昆明，进入中国的第一支车队司机代表了美军各修路单位，包括了十名黑人士兵，在重大国际场合打破了美国军方的种族隔离。尽管种族隔离政策限制黑人士兵多从事后勤工作，他们在危险的印缅公路上表现出色，占筑路工程兵的多数，克服高山、丛林、季风雨等恶劣条件，完成公路建设，并支援作战任务，如抢修机场、铺设跑道等。黑人司机也成为运输主力。史迪威将军和孙立人将军高度赞扬他们的坚毅与贡献，孙立人强调黑人士兵赢得中国士兵尊重。文章还提及“双重胜利”口号，反映黑人士兵在反法西斯战争与国内反种族歧视斗争中的双重追求。黑人士兵将公路命名为“通往东京之路”，体现他们对战争目标的清晰认知与主人翁意识。尽管面临歧视，他们以专业与牺牲精神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亦为程映虹专栏文章。原发《凤凰周刊》（2025年6月5日刊）。
1945年二月四日，中国南疆边陲重镇昆明全城人山人海，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抗战八年的中国军民终于盼来了中印缅公路通车后第一支美军运输车队。车队有113 台各种车辆，主要是满载武器、弹药、医药和其他战争物资的美军重型运输卡车加炮车、坦克、吉普车和救护车，很多车辆上安装了防空武器。美方特意安排每辆车内有一名中方驾驶员，每辆车都插上或者涂着中美两国国旗。车队到达昆明后，除了运送的战争物资，全部车辆也留给中国，美方驾驶员飞回印度的美军大本营。
昆明民众欢迎第一次进入中国的黑人士兵
1942年春天以来第一次由陆路进入中国的来自盟军的援助，打破了日本对华的严密封锁。车队展示的各种车型、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容严整的美中士兵使得欢迎人群深受鼓舞，大开眼界。更为新奇的是，欢迎人群还看到在这支车队的美方驾驶员中，有十名黑人士兵坐在方向盘后面，有的黑人士兵驾驶的车辆还位于车队的前列。二战期间美国有几十万黑人入伍，在当时的种族隔离政策下，他们不但和白人士兵分属不同的军事单位，绝大多数还被分配到非作战和后勤部门，能驾驶车辆就算是比较专业的任务了。
抗战时期的昆明是陪都重庆以外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美英在此设有领事馆，又是驼峰航线的终端，有大量美军后勤部队驻扎，所以这里的军民对于外国人并不陌生。但是驻扎在中国的都是白人单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美国黑人，恐怕至多只是听说过奴隶制和种族歧视，那个印象和眼前这些身穿美军军装的黑人士兵似乎很不相称。惊奇之余，他们对这些黑人士兵抱以同样热烈的欢呼和喝彩。
这确实是抗战中美国黑人士兵第一次进入中国。这些黑人士兵对异国他乡省会的风俗民情也充满好奇。尽管自驶入中国国境后，几天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国人民的和感激之情和热情款待，但此时此刻对如此盛大热烈的欢迎仍然有点不知所措。
车队中有五十多名来自各国的战地记者，其中包括两名美国黑人报刊的记者：法兰克·博登和德登·布鲁克斯。虽然他们和黑人士兵一样被中国人民的盛情所感染，但仍然保持着记者的职业习惯和清醒。在这个万众欢腾的场合，博登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瞬间：人群前列的一个中国姑娘看着眼前正在经过的车队，情不自禁地用英文说：“Something new has been added,” 翻译成中文就是“刚刚添加了一个新元素”，同时还对眼前经过的黑人驾驶员杰姆斯·艾利森和身穿军装的博登报以热情的微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报道说它是美国烟草产品在中国的广告词，并说看来这个姑娘对此非常熟悉。进一步查询发现，它来自美国一个名为Old Gold的卷烟广告，这家烟草公司在二战期间为自己的产品添加了一种产自地中海地区的独特成分，提升其口感，并用广告大力渲染。二次大战是美国消费品在中国市场的黄金时间，报端和市面上可以看见各种美国广告，尤其是烟草制品，大城市有文化的年轻人如果对这类广告非常熟悉，并在这个场合看到加入美军行列的黑人士兵后感觉十分新鲜并联想到那个广告，确是有可能的。今天大众文化中，一些著名商品的广告词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也并不是罕见的。
非裔士兵入华的背景
但是对博登来说，这句话却触中了此刻的心境，并被写入了报道。原来，当车队从印度境内的雷多出发时，其中并没有包括黑人士兵。尽管参加筑路的黑人士兵在一万五千多美国工程兵中占了九千多，黑人司机也是美军运输队的主力，被公认为是在这条非常危险的公路上最有经验的驾驶员。另外，美军当局早就决定，第一支进入中国的车队不会是派给某一个单位的任务，其驾驶员应该从参加筑路的各个单位选出，以代表全体美国军人。博登和布鲁克斯于是向美军印缅战区司令部提出质问，要求调查为什么黑人士兵会落选，他们的抗议受到其他美国记者的支持。在记者群体的压力下，美军高层紧急选调了十名黑人士兵，于印缅路段的中途密支那休整时加入，这就是首次车队中黑人驾驶员的来历。
至于车队为什么在一开始没有包括黑人士兵，虽然种族隔离规定了黑白士兵不能在一个单位，但历史材料也证明这与中美双方高层的内部争执和交易有关，尤其是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确实涉及种族因素。只不过双方唯恐记者们不顾战时新闻审查向外披露，闹出丑闻，从而达成妥协。当车队加入昆明时，记者们遵循了军方的安排，对此事噤声。虽然临时加入车队的黑人士兵按照比例远远低于参与修路的黑人士兵整体，但已经打破了种族隔离的规定，在对美军已经熟悉的昆明民众眼里，他们就像是在习惯的烟草产品里添加的新成分那样新鲜和令人好奇。所以博登在报道中感慨了一声便随即放下，笔端转回了欢迎的场面，只给有心的读者留下一个疑问。
非裔士兵对中印缅战区的贡献
在中美两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稍有了解的人对印缅公路或者史迪威公路这个名称应该都不陌生，也知道它是反法西斯盟国为美国从印度运输援华物资而建。公路起点是印缅边界的雷多，终点是中国云南省首府昆明。从雷多到缅中边界路段由美方工程兵负责，筑路所需的所有重型机械设备都要从美国运来，中方负责从缅中边界到昆明的路段，也为缅甸路段提供了大量工程兵和民工。公路之外还有一条基本平行的输油管道。
这条公路穿越的缅北地区是喜马拉雅山脉东南坡的延伸，有无数高山峡谷、众多河流和原始森林，很多路段基本是靠将山崖的一边爆破后开拓出来的。这里每年有四到五个月受季风影响，巨量的降雨导致破坏力强大的山洪和泥石流，能轻易冲毁道路和桥梁。这些对于公路修建工程当然都是极其不利的因素，何况还是在战争环境下。此外这里的各种传染病也是世界闻名的，每年有难以计数的当地人沦为牺牲品。美国士兵虽然死亡率微不足道，因染疾给工程进度带来的损害却很可观。但是以美中两国的工程兵部队为主的修路大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的生命和物质代价，在1945年初终于将公路修到中缅边界。
很多人对“史迪威公路”并
书讯 | Anton Jäger 安东·耶格 的《Hyperpolitics（超政治）》和其他著作
8月21日，比利时政治思想史学者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接受了《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杂志的访谈：Why We Are Living Through “Hyperpolitics”：Anton Jager explains why record voter turnout isn’t leading to systemic change.（我们为何生活在“超政治”时代：安东·耶格尔解释为何创纪录的选民投票率未能带来系统性变革）。在访谈中，安东·耶格尔讨论其了新书《Hyperpolitics: Extreme Politicization Without Political Consequences（超政治：没有政治后果的极端政治化）》的核心概念“Hyperpolitics（超政治）”。
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是牛津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政治思想史与政治理论的讲师，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大众政治机构的兴衰。他曾在埃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求学，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聚焦美国19世纪末民粹主义），并在鲁汶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做过博士后研究。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也受德勒兹、瓜塔里、拉克劳、墨菲等影响。
最新著作《Hyperpolitics: Extreme Politicization Without Political Consequences》（《超政治：没有政治结果的极端政治化》） 是英文版由Verso Books于2026年2月出版；德文版《Hyperpolitik – Extreme Politisierung ohne politische Folgen》更早由Suhrkamp Verlag于2023年10月推出。
“超政治”（Hyperpolitics / Hyperpolitik） 是一个由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 在1993/1995年提出的概念，斯洛特戴克在短文《同乘一艘船：论超政治》（Im selben Boot: Versuch über die Hyperpolitik）中，用航海隐喻提出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三阶段史：
* 古政治（Paleopolitics）：像木筏上的小群体（猎人—采集者部落），在广阔时空中漂流，规模小、联系松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政治项目”。
* 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国家战舰、统治者护卫舰的时代——帝国与民族国家用强大组织能力把大量人口动员起来，完成灌溉工程、战争、征税等“大事业”。大约持续了5000年。
* 超政治（Hyperpolitics）：全球化与后帝国时代的“超级渡轮”。船只巨大到几乎无法停泊，在“溺水者的海洋”中高速航行，船体周围波涛汹涌，甲板上则开着焦虑的会议。此时帝国已经解体（“无帝国的时代”），人类需要在行星尺度上重新创造“同乘一艘船”的归属感。
对斯洛特戴克来说，“超政治”主要是一个关于规模与共存形式的未来指向概念：在高度流动、边界模糊的全球社会中，如何把差异极大的人群重新组织成有效的政治共同体。它带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希望色彩，但也警告可能滑向极权或忽视地方与个体。
耶格尔明确表示自己借用了斯洛特戴克的术语，但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诊断性含义，用来描述大约从2010年代中期至今（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是OECD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政治从私人生活溢出（文化、体育、消费、人际关系都政治化），但主要通过社交媒体的病毒式愤怒、短周期炒作和低承诺行动表达，缺乏纪律、会员制和长期动员力。政治高度可见、情绪激烈、话语无处不在，却极少产生持久组织或实质性政策变化。
他最精炼的定义是：
“再政治化而无再制度化”（（re-politicization without re-institutionalization）
更完整地说，超政治是一种极端政治化却几乎没有政治后果的状态，即高政治化却低制度化：
* 政治化极高：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冲突感、认同感急剧上升。投票率创纪录、抗议频繁、文化战争无处不在，连消费、体育、私人关系都变得“政治的”。社交媒体放大了病毒式愤怒、短期炒作与道德激情。
* 制度化极低：政党、工会、教会、俱乐部等传统会员组织的参与度持续下降。人们更愿意“点赞、转发、上街一天”，而不愿长期加入、缴会费、遵守纪律、建设持久组织。
结果是政治能量像“蜂群”一样爆发（BLM、黄背心、国会山事件、气候抗议、文化战争等），声势浩大、情绪激烈，但很快消散，很少转化为持久的政策变化或权力结构的改变——“一切都爆炸，却什么都没改变”。
耶格尔将近百年西方政治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超政治”是其中最后一个阶段“
* 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约19世纪中叶至1989年（“短20世纪”）。高政治化 + 高制度化。政党、工会等“总体机构”能有效动员社会基础、推动政策。
* 后政治（postpolitics）：1989年后至2008年左右（“漫长的1990年代”）。低政治化 + 低制度化。“历史终结”氛围下，人们退回私人生活，政治冷漠。
* 反政治（antipolitics）：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治化回升，但制度化仍弱。出现反精英民粹、抗议运动，却难形成稳定替代。
* 超政治（hyperpolitics）：2010年代中期至今。政治化极高 + 制度化极低。抗议（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与2021年国会山事件）虽规模大、情绪烈，但短暂、无结构、难转化为持久权力。互联网降低表达成本，却粉碎了集体行动的地形，放大原子化与波动性。
“超政治”是否适用于全球（尤其印度与中国）？在访谈中，耶格尔表示，书主要聚焦西方是因为自身知识局限，不愿过度外推。但2008年危机是全球事件，阿拉伯之春、巴西、印度、印尼等地也有类似高能量抗议。
如何深化参与与未来展望关于如何建立妥协与文明的环境、超越单纯投票以产生政治后果：耶格尔认为，政治暴力（如对特朗普的多次暗杀企图、Luigi Mangione式个人行动）部分源于超政治——人们投票、抗议更多，却难改变权力梯度，于是转向个人化绝望手段。如果政
田毅 | 包税人：手握民国“自毁按钮”的小人物
编者按：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工作室推出田毅、赵旭著历史著作《红鞋城：包税人与晚清民国的乡村变迁》。该书一出版，便获得罕见好评。“红鞋城”即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双龙镇（旧称萨拉齐红鞋城，）得名于清末民初酷似女鞋形状的城墙，地处晋陕蒙交界、黄河流域一个重要的水旱贸易枢纽。这座小城在近代先后隶属于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其政权的更迭与社会变迁是近代中国基层社会坍塌的一个缩影。作者田毅历时八年，采访两百余人，遍查当地原始档案，通过“包税人”这一特殊群体，描绘了清末民国年间，游走于政权与百姓之间的“包税人”的命运图景，揭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政治与财政的隐秘命脉。这些税收掮客将怯懦与果敢、狡黠与质朴集于一身，虽屡遭打压，却并非只是被动承受，他们甚至意外拥有了决定民国生死的最后一块砝码。本文为《红鞋城》结语。
在采访、写作本书的十年间，我经常想起四百多年前遥远的西班牙，那里有一个著名人物——《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
表面上看，他与我们的主人公——20世纪中国北方小镇红鞋城的诸位名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我想，如果他们能坐在一起，一定会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都曾做过“包税人”。塞万提斯将自己包税的可怕经历转化为债务、痛苦和伟大的文学作品，而我们的民国包税人似乎什么都没留下。
其实，包税人留下的也有恶名，从亚当·斯密到国民政府的报告，无人说过他们好话，大家异口同声，抨击他们是人民疾苦与国家垂败的罪魁祸首。比如，“税收承包人一来，每家的门都会颤抖”【1】。只是越简单的答案往往也越片面，包税人的秘密与意义隐藏在历史中。
虽然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同财政税费是政权运行的血脉，是兴衰演变的核心之一，但“收税”一词时常因为专业与隐秘而被误解，它总被想象成一个名词。而真实世界中，收税是一个往复无尽的动词，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最现实、最残酷与最持久的遭遇，其中充满逃避、压榨与你死我活，充满各种算计与讨价还价。
毋庸置疑，谁控制了税源，谁就控制了国家与百姓的命脉。然而，对如此意义重大的收税人的记录却少得可怜，更别说其中最隐秘的包税人了。本书的意义就在于记录他们。
从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清晰可见，红鞋城包税人远离政权中心，但绝非仅仅身处“底层”，与掌权者毫无关联。恰恰相反，各种政权从来不曾忘记过他们，他们是不断被拉拢、被利用，又不断被打击、被镇压的对象。包税人随波逐流、百般算计、曲意迎合为多，但绝非毫无反抗之力。苦难之中，扭曲、掘利、掏空乡村的包税制意外地赋予了包税人更多权力，他们手中甚至渐渐握紧了家国兴衰的秘密按钮。于是，无力感与力量同时聚集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踏上了与民国政权一起毁灭的旅程。
现在，我们不妨再次审视红鞋城与包税人的演变，进一步梳理这背后的启示。
一
红鞋城的故事起自1906年的那次大庙风暴。清政府丈量地亩后试图加税，俨然是最后一次挣扎，包税中介人聚众抗议，转身成为国家之敌。羸弱的清政府与暗暗兴起的市场交易撑起了包税人的硬气，这一次他们胜利了。
现在看，“雍正难题”一直笼罩在清廷的后半段。开国之初，为让农业税不被他人侵扰，王朝集中打击了江南大地主，刑法中加入严禁包税与逃税的条款。雍正年间（1723年至1735年），包税人更多将逃税归入“民欠”之列，数额大增。1726年，皇帝不得不下诏，要求法办，多年后发现，中介人与地方官掩护下的逃税太普遍、太顽固，雍正只好放弃。【2】无他不可，有他又屡屡多出阻碍，甚至反抗。如何对付横在税源与政权之间的包税人，这个“雍正难题”将不断出现在他的皇子皇孙面前。
历史层层累积，最终，下层包税人、官吏与皇权达成了隐性协议（相当于心知肚明的税收协议），即在尽力保证清政府税赋利益的前提下，包税及其中的层层分包税收生意也被默许。皇权迫不得已妥协，虽成功应对了一时之急，却贻害无穷。
到雍正的曾孙道光时代（1821年至1850年），已然做大的包税中间人成了税权争夺（逃税、抗税）与19世纪地方武装割据背后的巨大力量。而在内外财政压力剧增之下，当皇帝意识到内部危机大多由他们而来时，却为时已晚。红鞋城吴英领头反抗用来增税的丈量地亩之举，就是万千推倒清政府力量中的一支。如果说革命党的口号与武昌城头的枪声是催命符，那么吴英这样政权毛细血管的不合作与反抗则是绝命铲，他们从根上断了清政府的命。
近代中国大地上屡见不鲜的是，胜利带来的不是另一个胜利，而是反转与失望。侯大红等“四大名人”站在命运的顶点，迎来的却是辛亥革命后意外多出的三份税款，加上随后大小军阀及土匪雁过拔毛式的摊派与哄抢。民国刚一开端就进入了“武力支出”高涨的常态，“武权”与“税权”激烈争夺，互利起舞，特征鲜明。
那些信奉“天理常道”的红鞋城领袖太天真了，他们仅仅试图将繁杂的税费稍加归纳上缴，连染指税权都谈不上，即招来杀身之祸：跑税人李马驹被害，红鞋城“新农会”夭折。胜利者适应不了新时代，旧包税人被抛弃、被扼杀。更多强压乡民，转身侍奉“武权”，听话的“新农会”则壮大起来，替代了传统的农税包税人，成为本地乡村的主力。由少到多，在武力支出重压下，政权攫取方式也选择了最简便、最见效但也弊端最深的那种——包税制。这一切都发生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一二十年间。
清朝末年及辛亥革命前后，喧闹间，中国社会的底色已暗自巨变，其中一支就是商业贸易顽强生长。于是，“商税”占总钱袋的比例不断高涨，“农税”比例减小。研究显示，田赋与工商税的占比，从19世纪40年代的七比三，变成1911年的三比七，民国时期工商税占比更高。【3】同时，农税虽然占比迅速减小，但绝对数额与层层盘剥的负重开始翻番，尤其是各种隐性的苛捐杂税无法统计。商税比例与农税实际负担的高涨，构成了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基本特征。
红鞋城的侯家、贾家、张家，这几家大户就是依赖土地之上的贸易，如农产品加工坊陆陈行兴起发家的。县城、大中城市更是这样，商业在乱世的石头缝间疯长。当年的土匪、军阀，只要占领了城镇，首先就是召集商户开会“借款”（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也做了同样的事）。于是，除了农会之于农税，不断扩大的商税更被各类呼啸往来的政权盯上，这就需要在征收环节创造“自己的人”。
红鞋城第二代名人高德荣就是这样的代表，他身兼牲畜市场交易人（牙商）、官员（乡长）与包税人三重身份。高德荣的威望与经济实力远不如四大老名人，但应对上级的灵活性与集贸市场里的包税能力则远超前辈。同时，新政权向下渗透，控制税源比前朝有效多了，包税人高德荣的三位一体就是例证。
除了土地、集市与加工贸易，本地另外一大财政来源煤炭租税也愈加兴旺。自辛亥革命后，县府就开始了对煤炭租税的包税试验。虽然屡遭土匪哄抢，但整个20年代，该项收益翻了十倍，包税制“功不可没”。从煤炭租税包商中我们发现，包税制度明显“进化”了：暗地操作了几百年的包税行为被公开化、制度化与大规模应用了，公开招投标、签订合同、超收自留、包盈不包亏成为铁律，层层转包、层层加码分利、向下超额攫取变成惯常。我们还详细记录了本县县长屡次驳回包税商因被土匪烧抢
游逸飛 | 「日常生活」的歷史如何「再現」
編者按：任俠者，重然諾、不惜賭上性命拯救他人於困厄，卻也涉足殺人、強盜，甚至偽造貨幣等重大犯罪，自成一套與官民打交道的江湖規矩。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的〈游俠列傳〉收錄了諸多任俠，其中以郭解為首，是司馬遷給予高評價的人物。郭解是秦末漢初知名相命師許負的外孫。其父在漢文帝時代便是聲名狼藉的「任俠」，最終遭處死。郭解年少時便踏上與父親相同的道路，殺人、搶劫、盜墓、私鑄偽幣，無惡不作，卻憑著不留證據的手法、掌握恩赦時機、靈活運用人脈，屢屢逃過法律制裁，更靠雄厚資金廣納流亡者與死士當上了「大尾流氓」。此時他已安居幕後，不必再親自動手，老大隨口開任務，小弟分憂代勞。郭解在檯面上下的影響力，遠超一介平民的能力範圍。洛陽有力人士調停數月未果的械鬥，郭解一個深夜登門便化解；凶手殺人後，竟不向官府投案，而是直接去找郭解認罪；漢武帝將各地富豪強制遷往茂陵，郭解雖號稱家貧、不符遷徙資格，卻被武帝一眼識破，強制將其列入名單，臨遷徙時受贈竟多達數千萬錢，可見財力與勢力皆堪比當時貴胄。最終，郭解以「大逆無道」被處死。他的興起與覆滅，完整呈現了法律陰暗面下的古代江湖世界生活。黑社會自有其運作邏輯，其力量往往不遜於明面上的國家律令。《回到古代當角頭：買凶、鑄幣、任俠、遊走法律邊緣，揭開秦漢時代社會的地下秩序》（八旗文化，2026）是繼廣受好評的《古代中國的24小時》之後，中國古代史專家柿沼陽平教授，再次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描繪古代中國社會生動魅力的歷史普及著作。《回到古代當角頭》從任俠郭解的故事展開，帶領讀者潛入古代中國社會的黑暗面。
柿沼陽平，1980年生於東京，曾任早稻田大學助教、帝京大學專任講師、助理教授，現任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所長。專長領域為中國古代史、經濟史、貨幣史。著有《古代中國的24小時：秦漢時代的性愛與食衣住行》（八旗文化，2023）。書評亦曾對柿沼陽平專訪。本文為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游逸飛 為《回到古代當角頭：買凶、鑄幣、任俠、遊走法律邊緣，揭開秦漢時代社會的地下秩序》所作推薦序。八旗文化授權刊發。
日常生活史研究是當代歷史學的重要領域，近年已在中國史領域裡誕生了無數精采且有趣的名著。然而當我閱讀較新的中國通史時，往往不能感受到日常生活史的魅力。以許倬雲先生的《萬古江河》為例，這是一本十分精采的新中國史，對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皆有精要的闡釋，每章也都有一節專門敘述該時代的日常生活，一一交代古人的食衣住行、聲色犬馬。然而日常生活一節的次序總是被置於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節之後，而且為了在有限的篇幅裡全面介紹古人的日常生活，內容難免流於名詞堆砌，讀之不免瑣碎乏味，與其他節的閱讀經驗判若雲泥，一直讓我百思不解。
直到讀到本書作者柿沼陽平先生的前作《古代中國的二十四小時》，我才驀然理解到：歷史學的敘事往往在時間之流中選取特殊現象，再將現象串聯成重要事件，進而透過各個事件之間的聯繫，構築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結構，各種史學領域於焉樹立，中國通史大抵也不例外。然而日常生活史的敘事恰恰與此相反：不選取特殊現象，甚至不關注重要事件，才是所謂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傳統中國通史的敘事結構自然與日常生活史扞格難通。同理，日常生活史的敘事結構也不應是百科全書式地條列介紹柴米油鹽醬醋茶，因為當我們「過生活」時，必然是飲食與男女齊飛、黃金共房貸一色，各種不同的事物與感受交錯同時而來。要敘述「日常生活」的歷史，便應根據「日常生活」自身的結構。《古代中國的二十四小時》以一天從早到晚的時間線，自然而然貼近日常生活體驗，呈現秦漢人日出而作、日落未必息的日常生活，無疑是日常生活史的黃金敘事結構。
然而《古代中國的二十四小時》採用穿越到過去的體裁，帶領讀者進入秦漢人的日常生活，雖有靈活彈性的優點，卻也因為沒有明確的主角，而失去了個人生命的縱深。或許作者也感到遺憾，於是在下一本雅俗共賞的作品、也就是本書，鎖定漢武帝時期的游俠郭解為主角，透過郭解從生到死的一輩子經歷去呈現西漢時期的黑社會生活。這種傳記式的日常生活史無疑具有真實深刻的優點，顯然也是日常生活史的黃金敘事結構之一。正因如此，中譯本將本書原名《古代中国の裏社会》改寫成《回到古代當角頭》，會讓尚未開卷的讀者誤以為這也是一本穿越之作，雖可滿足普及與推廣的目標，但或許無法體現作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用心。
上文指出特殊現象不受日常生活史青睞，似乎暗示了傳記式的日常生活史應當關注一般的小人物，魯惟一（Michael Loewe）的《丙：從田舍兒到縣令》便多少帶有這樣的性質。但這並不表示日常生活史不關注特殊人物，因為特殊人物自有其日常生活，因此本書以黑社會老大郭解為主角，與日常生活史並無違和。更有甚者，郭解看似生活在社會底層，其人脈卻可上達天聽。作者寫郭解的同時，不僅可寫鑄錢掘塚的游俠角頭，還能寫宮闈朝堂的外戚權貴，從底層社會一路透視到頂層政治，日常生活史的宏大視野得而充分揭示──日常生活史其實就是一種整體史。我授課時曾經嘗試以「秦始皇的某一年」、「劉邦的某一天」為主題，亦有類似考慮。
本文從日常生活史的史學脈絡為本書導讀，而不從游俠郭解生平的具體細節為本書導讀，原因有二：第一，我於歷史系在職碩士班授課，長年以《古代中國的二十四小時》為主要教材，從作者處受益良多，上文即教研心得的淺薄反饋；第二，本書的責編、我的老同學未留給我足夠時間細讀本書，我只好先就我對柿沼兄長年的認識，撰文推薦本書，期待他日再寫書評入室操戈。這不禁令我回想起二○二三年在布拉格與作者一起開會時，他一見面便說：我推薦某某某（某位台灣學者）的新書時，其實還沒有讀過。雖然都是未讀而薦讀，但我與作者其實形似神異。因為我與柿沼兄認識多年，讀過他不少秦漢史大作，經常一起參與各種國際學術活動，我可以保證本書必定又是一本雅俗共賞的佳作，值得有興趣的讀者收藏。
然而要想從游俠郭解的一生，由小見大解析秦漢日常生活史的方方面面，無疑是難以駕馭的龐大課題。雖然嚴謹的學術著作通常不會出現荒唐的謬誤，但就像校書如掃落葉，一本精采的專書仍舊難以避免不掩瑜之瑕的存在，儘管我還來不及發現。在此我想指出《古代中國的二十四小時》一處無心但意味深長的小錯誤，提供大家閱讀《回到古代當角頭》時參考。
《古代中國的二十四小時》的副標題為「秦漢時代的性愛與食衣住行」，在頁二七○處理前者時引用了河北滿城漢墓隨葬的銅製性工具，指出其為女性墓出土，是女性自慰用的工具。閱讀考古報告可知，該銅器出土於墓葬的中室帷帳內，出土位置大抵與其功能相符。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該銅器並非出自滿城二號墓、皇后竇綰墓，而是出自一號墓、也就是中山靖王劉勝墓。因此該銅器絕非女性單純用於自慰，恰恰相反，它肯定是劉勝在後宮淫樂時的助興之物。《漢書》記載了劉勝足足生了一百二十多個子女，該銅器究竟侵入過多少女性的身體可以想見。作者引用該銅器確實為《古代中國的二十四小時》增色不少，該銅器出自於滿城的哪座墓葬看似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細節，作者的疏忽頗不足怪，然而這一疏忽最終卻導致作者的解釋被全盤推翻。歷史學就是史料學，誠哉斯言！《回到古代當角頭》的讀者，除了沉浸在游俠郭解
书讯 | APSA 2026 协会级最佳图书（含美国政策、族群、妇女政治）
编者按：美国政治学会（APSA）2026年协会级图书奖已于2026年7月前后公布，并将在第122届年会上正式颁发。年会于2026年9月2日至6日在波士顿举行（主体日程多为9月3–6日），主题为“Democracy under Threat”。此类奖由学会总会评选，有别于各研究分会奖，评的是2025年出版的著作。
全学科最高规格的 Merze Tate–Elinor Ostrom Outstanding Book Award （即协会“最佳图书”）授予明尼苏达大学 Joe Soss 与 Joshua Page 的 Legal Plunder: The Predatory Dimensions of Criminal Justice（《合法掠夺：刑事司法的掠夺性面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书从罚金、没收、收费等机制切入，分析国家如何以合法形式汲取资源。
美国国家政策专项 Gladys M. Kammerer Award 授予麻省理工学院 Kathleen Thelen 的 Attention, Shoppers! American Retai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azon Economy（《顾客请注意！美国零售资本主义与亚马逊经济的起源》）。该书追溯美国零售资本主义的制度演变，解释亚马逊式经济从何而来。
族群与文化多元专项 Ralph J. Bunche Award、妇女与政治专项 Victoria Schuck Award，同时授予范德堡大学 Shatema Threadcraft 的 The Labors of Resurrection: Black Women, Necromancy, and Morrisonian Democracy（《复活的劳作：黑人女性、招魂术与莫里森式民主》）。著作讨论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性别化暴力，以及托妮·莫里森式叙事对民主想象的意义。一本书跨种族与性别，故同时拿下两项专题奖。
1 Joe Soss 与 Joshua Page 的 Legal Plunder: The Predatory Dimensions of Criminal Justice（《合法掠夺：刑事司法的掠夺性面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5）
主要内容：美国刑事司法常被写成监禁史：逮捕、定罪、关押。本书指出，与大规模监禁并行、同样深刻的变化是：自1980年代以来，治安与惩罚被改造成向最弱势社区抽取资源、再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利润的工具。罚金、诉讼费、民事没收、商业保释、监狱通话与消费、以罚代税，不再是附带措施，而成了刑事法律机器的核心功能。
作者用“掠夺”作分析框架，不是比喻。掠夺指支配方利用从属群体的脆弱、需求和被排斥地位，进行密集剥削或剥夺。被刑事化的人并非只被排除在福利、工作和住房之外，也被以剥削性条件重新纳入：必须交钱才能保释、结案、恢复驾照、探望家人。抽取主要落在贫困者、有色人种和女性家庭头上，种族、阶级与性别不平等因此叠加。
建国前后，掠夺依托黑奴制与对原住民的剥夺；此后长期表现为强制劳动，如奴隶巡逻、链役、囚犯租赁。近四十年转向金融化掠夺：富人税负下降，地方财政吃紧，刑事系统被改装成替代税源；私营保释、私营监狱和各类收费服务与公权力绑在一起。作者Page 教授曾以保释代理人身份做田野调查（ethnographic research），观察商业保释如何把家人的急迫照料变成行业利润。因为这套机制能养活政府预算和商业利益，改革阻力很大。作者把罚金、没收、保释和公私合作放进同一分析，说明刑事治理既惩罚也汲取，并追踪围绕拆解这一体系的政治斗争。不看见掠夺这一面，就无法解释今天的刑事司法为何如此难改、又对谁最残酷。
作者介绍：
Joe Soss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 Cowles 讲席教授，兼政治学、社会学教职。研究政治、不平等与公共政策如何交织，尤其关注治理如何与支配、压迫和掠夺相连。代表作《规训穷人》（Disciplining the Poor，2011）分析新自由主义家长制与种族在贫困治理中的持续力量，多次获奖。另著有《不受欢迎的诉求》等。2025年与 Page 合著《合法掠夺》。
Joshua Page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与法学 Fink 讲席教授。研究刑罚政治、监狱劳动与刑事法律系统。著有《最强硬的差事》（The Toughest Beat，2011），写加州狱警工会如何塑造惩罚政策；与人合著《打破钟摆》（Breaking the Pendulum，2017）。为研究商业保释，曾以保释代理人身份做田野。2025年与 Soss 合著《合法掠夺》。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 Kathleen Thelen ： Attention, Shoppers! American Retai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azon Economy（《顾客请注意！美国零售资本主义与亚马逊经济的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5）
主要内容：美国常被看成天然的消费者天堂：沃尔玛、亚马逊以低价和极速配送取胜。然而作者认为，这不是供求自动长出来的市场，而是政治与法律塑造的结果。大型廉价零售商利用美国格外宽松、又高度碎片化的监管环境做大，最终长到政府难以约束，形成她所说的“苦涩均衡”：巨头主导，大量低收入家庭反而离不开这些压低工资的商店。
书从19世纪末写起。西尔斯、蒙哥马利·沃德已用目录销售预演了“在家购物、品类扩张、坚持低价”。美国反托拉斯和竞争法对零售商格外宽容，监管权又多在州与地方，跨州公司可以监管套利，甚至公然破规。欧洲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德、北欧长成零售主力；同类组织在美国法律地位不清、又遭地方银行利益阻击，未能成为制衡力量。
20世纪经历三阶段：大众市场成型；1920年代连锁店爆发、消费被政治化；战后折扣零售胜出，权力从制造商和劳工转向零售商。低价优先必然压劳动力成本，也倒逼供应商压价，低薪就业沿供应链扩散。巨头再把依赖低价的消费者、供应商和政治同盟组织起来，挡住监管。亚马逊是这条美国零售资本主义路径的当代形态，而非凭空出现的科技例外。
作者对比英、德、丹、瑞后指出：走出困局单靠消费者运动不够，须改反托拉斯激励、碎片化监管和偏袒大公司的劳工法律结构。低价的背面，是廉价劳动与大众消费绑在一起的政治经济。
哈维· 曼斯菲尔德 | 斯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
编者按：1958年，列奥·施特劳斯出版《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Thoughts on Machiavelli），彻底颠覆了当时学术界对马基雅维利的温和解读。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官，著《君主论》《李维史论》。死后先在禁书与伊丽莎白戏剧中变成舞台奸臣 Machiavel：无神、教人作恶；与此同时，亦有人将其当治国术来读。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开始把这位旧日奸臣改写成可分析的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政治自主论、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政治科学先驱说，以及巴隆（Hans Baron）、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的公民人文主义，共同把马基雅维利从舞台奸臣 Machiavel 改写成历史中的共和论者、现实主义者或技术家。施特劳斯逆流恢复旧说中的“邪恶导师”，并进一步指认他为现代性的自觉开创者、隐微写作者。史学界多报以沉默，或批评他把文本变成无法公开检验的密码本。施特劳斯生前从未回应过对他的批评。
1973年10月18日，列奥·施特劳斯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因肺炎逝世。在施特劳斯去世两年后，“施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ism）最坚定的继承者和代表人物之一哈维· 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发表纪念文章《斯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 Mansfield HC. “Strauss’s Machiavelli.” Political Theory. 1975:372–384.）
曼斯菲尔德教授这篇文章不是对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新专论，而是为施特劳斯1958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辩护，并反击该书问世十余年来的主流冷遇与指责。施特劳斯把马基雅维利重新定为“邪恶导师”与现代性的自觉开创者：他有意隐微写作，表面谈君主与罗马史，内里则系统偏离古典政治哲学与基督教道德。这一读法冲击了当时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共和思想家、现实主义者或“科学政治学先驱”的学院共识。批评者（如 Germino、McShea 等）指责施特劳斯过度哲学化、把文本变成密码本，使解释无法被正常检验；更多学者则选择沉默。曼斯菲尔德认为，这种沉默本身说明施特劳斯击中了学界的自满：人们以为已经读懂《君主论》与《李维史论》，恰恰证明其隐微术成功。
同期刊出波考克长篇反驳《Prophet and Inquisitor》，指责施特劳斯派已成封闭意识形态；曼斯菲尔德再写简短《Reply to Pocock》。三篇合在一起，构成1970年代剑桥语境史学与施特劳斯派围绕马基雅维利解释方法的一次公开交锋。
经哈维·曼斯菲尔德教授授权，之间书评特别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据闻列奥·施特劳斯曾说过，他写《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1】是为了被后人超越。从这本书的书名中也可以推断出某种“未竟之感”，因为它既未承诺一种结构，也未承诺一个整体。但对于读者而言——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总是如此，甚至对非凡的读者在初读时也是如此——这是一本需要去领悟的书。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前述内容中推断出来，因为施特劳斯心怀对人类的关怀，必然会通过迫使读者付出努力去领悟，从而为这种超越提供助力。我个人的经历完全印证了这种“领悟”的艰辛：在研究马基雅维利时，每当我被抛到一个自以为可能尚未被开拓的“荒岛”上，总会发现一个写着“请投入硬币”的小告示牌。而当我照办后，一个原本在远处就清晰可见的巨大霓虹灯招牌就会闪烁起来，上面写着：列奥·施特劳斯到此一游。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是一本“显白”（exoteric）的书。也就是说，对任何普通读者而言，书中包含着大量明显“隐奥”（esoteric）的内容，其表达方式要么极其晦涩，要么极具挑战性，以至于让人放弃去理解它。在这点上，它有别于它所论述的著作——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和《李维史论》。后面这两部是“隐奥”（ esoteric）的书，因为几乎所有的读者，尤其是学者型的读者，都自以为读懂了它们，而只有施特劳斯证明了他们并没有读懂。克罗齐关于“马基雅维利问题或许永远无法解决”的抱怨虽然经常被引用【2】，但这并不是指理解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困难，而且这一抱怨被引用时，往往用于终止一项探究，而非开启一项探究。因此，施特劳斯的这本书在写作时，并不是为了避免打扰自负的读者，而是为了反对他们。
全书的第一句话宣告诉诸于一种“古老且质朴的观点即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恶的导师”。这是在诉诸民众，将民众“作为善与恶载体”——民众不仅持有道德观点，也信仰构成这些观点之根基的各种因由，亦即同时维系着道德与宗教。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施特劳斯也诉诸民众，但他这样做却抱有不同的意图：他是为了从民众“上升而出”，而不是像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那样，将民众作为“上升的手段”。施特劳斯诉诸民众，是为了反对那些被他指责为“深受马基雅维利毒害”的学者们，并且他断言，马基雅维利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中所背负的恶名，正是探究的恰当起点。
与此相反，当今的学者们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绝不会带他们找到真正的马基雅维利。通过将他的恶名斥为虚假，他们将他的影响力贬低为一种“被广泛误解”的角色。他们否认他引入“新规章和新制度”的力量，从而使得“他对现代性应负何种责任”这一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及，或者至少没有在足够广泛、毫不妥协的层面上被提及。在他们眼中，马基雅维利仅仅是后来诸多发展潮流的先驱——包括民族主义、科学，甚至在以赛亚·伯林最近的解读中，他还成了自由主义的先驱。【3】他被视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因而受制于过去，并因复兴过去的徒劳梦想而分心。施特劳斯本人在 1936 年出版关于霍布斯的著作时，也曾持有类似观点，他在那本书中声称霍布斯才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但在 1951 年为该书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代表马基雅维利断言：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在原创性宣称上的区别，仅在于直白程度的不同，而不在于思想的清晰度。【4】既然我相信施特劳斯绝非不关心他与当今马基雅维利学术界的关系，那么我认为，将本文致力于探讨这一关系，即使没有顺从他的做法，也是忠实于他的意图的。我将讨论他在该学术界受到的接纳，以及他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中对该学术界的处理，以此作为探讨“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性所负责任”这一问题的准备。
施特劳斯的第一句话再次被提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公开表明自己倾向于那种古老且质朴的观点——即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恶的导师，我们不会震惊任何人，而仅仅是让自己暴露在善意的、或者无论如何都是无伤大雅的嘲讽之中。”结果正如所料。最早的一批评论者中没有一个人感到震惊，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多多少少都知道这种古老的观点，要么是因为在今天
书讯 | 180亿美金和解，Meta股票为何上涨：《监控资本主义》与《平台资本主义》
编者按：2026年8月26日，Meta与美国近乎全部州及部分领地达成和解，结束加州联邦法院刚开庭约一周、各州索赔最高可达约1.4万亿美元的儿童安全诉讼。各州认为Meta(Facebook)和Instagram被故意做成易成瘾产品，公司明知平台会损害青少年心理健康，仍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用户数据，并对外淡化风险。赔付上限约180亿美元，分十年支付。
180 亿美元听起来吓人，但相对 Meta 一年六七百亿美元量级的利润、单季六百多亿美元营收，大约相当于十几天到几十天的进账，而且分十年付，每年大约十亿美元，财务上压得住，约 50 亿美元还要等 TikTok、YouTube 等也跟进才付清，等于把部分成本和监管压力甩给对手。更关键的是，Meta 几乎就是一家广告公司。2025 年全年广告收入约 1962 亿美元，占总营收约 98%；2026 年二季度广告 593.6 亿美元，占总营收 608 亿美元的约 97.6%。眼镜、元宇宙（Reality Labs）和 WhatsApp 商业消息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仍是零头，而此次和解并没有拆掉赚钱机器：个性化推荐和广告定向基本原封不动，改的是青少年时长、夜间屏蔽、点赞可见性、年龄核验。成年用户和广告商这一头几乎没动。因此，消息公布当天，Meta 股价先是盘前大涨约 4%，随后回吐部分涨幅，盘中仍高约 2%，收盘约涨 1%，收在 576 美元一带。
如何理解Meta、谷歌等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呢？除开此前书评曾经介绍的希腊前财政部长、经济学家扬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的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技术封建主义：谁杀死了资本主义）之外，书评再推荐两本著作。
Shoshana Zuboff（舒莎娜·朱博夫）：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新的权力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2019，PublicAffairs。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是哈佛商学院荣休教授舒莎娜·朱博夫的代表作。她指出，一种全新的经济逻辑已从谷歌等科技巨头中诞生——监控资本主义。它不再主要靠卖产品或服务赚钱，而是把人类经验当作免费原料，大规模收集行为数据，提取“行为剩余”，再制成预测产品，在“行为期货市场”上出售，用以预测并塑造人们的下一步行动。
朱博夫指出，这套逻辑最初服务于定向广告，随后迅速扩张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搜索、社交、手机、智能家居、城市基础设施。企业追求的不再只是知道你是谁，而是知道你将做什么，并设法让你按它们的预期去做。由此产生一种新型权力——“工具主义权力”或“机器控制力量”：它不靠暴力或意识形态说服，而靠隐秘的数据提取、算法预测和行为干预，悄然改写人的自主性。书中她把这一过程比作对人性的新圈地运动：工业资本主义曾吞噬自然，监控资本主义正在吞噬人的内在生活。财富、知识和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寡头，民主、隐私与个人未来都受到威胁。
朱博夫强调，数字技术本身并非敌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才是。人类仍有机会选择：是任由监控资本主义把未来关进铁笼，还是用法律、民主与集体行动把它置于公共控制之下。全书兼具理论建构、历史梳理与现实批判，被许多人称为数字时代的《资本论》。
Nick Srnicek（尼克·斯尔尼塞克）：Platform Capitalism（《平台资本主义》），2016，Polity。
《平台资本主义》是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讲师尼克·斯尔尼塞克对当代数字经济的一篇短小而锐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提出谷歌、Meta、亚马逊、苹果、微软，以及优步、爱彼迎、西门子等看似不同的公司，正在汇聚成同一种新形态——平台。平台不再只是卖产品或收中介费，而是提供让他人在其上活动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并借此大规模抽取数据。数据成为维持增长的新原料，平台则成为瓜分经济基础的垄断者。
斯尔尼塞克把这一转变放回更长的资本主义史中：1970年代以来制造业利润率长期下滑，1990年代网络泡沫起落，2008年危机后廉价资本涌入科技领域。在传统积累遇到瓶颈时，资本转向数据和平台，试图重新获得活力。他区分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与精益平台：有的靠广告变现注意力，有的出租计算能力，有的把工厂本身平台化，有的几乎不拥有资产、只靠算法调度劳动与资源。同时，网络效应使平台天然趋向垄断：用户越多，数据越多，服务越好，后来者越难进入。结果是少数平台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既抽取价值，也设定竞争规则。
斯尔尼塞克提醒，平台资本主义并非后资本主义的曙光，而是资本主义在危机后的自我更新；它带来新的控制、剥削与集中，也对任何想超越资本主义的设想构成挑战。
野島剛 | Z世代的王者─「非典型」的高市早苗
編者按：8月27日，台灣聯經出版推出經濟評論員渡邉哲也新書《高市早苗的進擊：日本國家再造與亞洲新局》。高市早苗上任後，日本面對的不只是政權更替，而是經濟停滯、少子高齡化、能源安全、中國崛起、台海風險與美日同盟重組等一連串難題。外界真正關心的不再是她如何勝選，而是她能否兌現「讓日本重新站起來」的承諾。本書不是為高市造勢，而是檢視她的國家藍圖：她準備如何回應日本的困境？她的選擇，又將如何改變東亞？本文為作家、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為本書所作推薦序。出版社授權刊發。
兩年前，在日本幾乎沒有人認為高市早苗會成為首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高市是一位「非典型」的領袖。
在日本的永田町（政界），夜間的活動也算是工作分內之事；一個晚上跑兩、三個場子，設法提高曝光率的政治家所在多有，在高級料理店喬重要事情的舊習也依然存在。但是，高市早苗幾乎不參加夜間的交際應酬。她的理由是「我想在家裡好好鑽研政策」；雖然年輕時候也會參加夜間交際應酬，但隨著擔任政治家的資歷日益加深，她就覺得比起夜間交際，研究政策更加重要許多。因此，高市並沒有派閥，支援她的議員團體也很小；正因為這樣，當自民黨進行總裁選舉時，慣例要有二十名推薦議員，她要拉到這些票數，可說是煞費苦心。
在二○二五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第一輪投票中，高市在議員票方面對於競爭對手小泉進次郎屈居下風，但另一方面，她在全國的黨員票中則獲得了更廣泛的支持。小泉進次郎雖然靠著典型的永田町政治運動，聚集了優勢的議員票，但在選民眼中，小泉或許就只是位「很典型」的政治家而已。在總裁選舉第一輪投票中，黨員票並沒有流向小泉進次郎，而是集中在以自身政策為中心，在社群媒體上頻頻發表主張的高市早苗身上。看到這種多數黨員票湧向高市的狀況，議員們也一改第一輪投票給小泉進次郎的態度，在第二輪投票中寫上高市早苗的名字。就在這個瞬間，高市早苗的「非典型」風格，正式顛覆了永田町的既有邏輯。
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也繼續貫徹其「非典型」立場，讓日本與世界為之一驚。她解除了和長年脣齒相依的公明黨之間的聯合執政，轉而和日本維新會組成新的聯合。她在國會談論台灣有事問題時說出「這會變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引發中共猛烈反彈。還不只這樣，她在就任首相不久的二○二六年一月解散眾議院，進行一場豪賭，結果讓自民黨收下了歷史性的大勝。
今後的日本政治，直到兩年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兩年後的參議院選舉為止，都沒有重大的政治活動，高市政權的支持率在今後可能發生的醜聞等事態下，應該也會比現在更加低落才對。但是，高市政權應該還是會延續下去。畢竟，高市早苗掌握了跟迄今為止自民黨的歷任首相截然不同的支持階層。
這個支持階層就是Z世代；他們支持高市的原因，正如本書作者渡邉哲也指出，是因為「在高市的積極訴求下，日本終於回歸到世界的主要舞台」。
看見親密接待美國川普總統的高市早苗，一部分日本人批判說「簡直就像女公關一樣」，但在年輕人看來並非如此。高市展現出的，並非是像前首相石破茂那樣，孤零零滑手機的樣子，而是堂堂正正和世界領袖不透過翻譯彼此往來的樣子；簡單說，高市回應了年輕人對重現「外交的安倍」的那種期待。
就像渡邉所強調的，現在年輕的Z世代都是在安倍晉三前首相在任期間受教育長大的世代。對這群安倍世代、也就是日本的Z世代而言，在外交舞台上發光發熱的高市早苗，會讓他們產生強烈的好感。我在大學教導的學生們，都稱高市為「sanae醬」。不管石破茂、岸田文雄還是菅義偉，誰都不會被稱為「醬」；即使我問學生「日本的首相是誰」，答不出全名的也所在多有。
相較起來，高市就任前後的活躍，讓她在Z世代間掌握了壓倒性的評價。民意調查顯示，Z世代對高市的支持率達到八成甚至九成。在日本年輕人之間，很流行所謂的「推活」（推し活）；這種文化是對偶像徹底的聲援，而根據分析，在年輕人之間也有很多人積極展開所謂的「Sana活」。看在原本為年輕時代支持率衰弱頭痛不已的自民黨眼中，把開拓出新票倉的高市早苗看成恩人的議員也不在少數。若是閱讀本書，可以清楚得知高市早苗堪稱是「Z世代之王」；而能辦到這點，全都是因為高市早苗乃是一位「非典型首相」之故。
事實上，我在永田町的朋友，不管是政治家、官僚還是媒體記者，對高市的評價幾乎都不太好；身為永田町「建制派」的他們，感覺在生理上對高市早苗，都有一種避之唯恐不及的心態。
中國的習近平恐怕也是這樣，覺得高市和一直以來的日本首相是截然不同類型的領導者，所以格格不入。「台灣有事」的發言，讓中國把高市認定為跟賴清德一樣的「不受歡迎人物」，但或許他們早在事前就透過「側寫」，判斷高市的個性無法理解了吧！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對高市一直抱持強烈的警戒態度；若是典型的政治家，可以像過去一樣用各式各樣的方法籠絡，但對高市早苗究竟該用什麼手段，中國卻覺得束手無策。
我很期待「非典型」的高市早苗，今後也會作為日本的嶄新象徵而活躍。早早預測到高市早苗活躍的作者渡邉哲也，他的慧眼洋溢於本書的字裡行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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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 万斯《共融》：信仰被工具化的政治宣传书？
6月16日，美国现任副总统 JD 万斯 (JD Vance) 出版的一部精神自传《共融：寻回信仰之路 Communion: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被普遍视为他 2016 年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续作。在本书中，万斯探讨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儿童、青年、丈夫、父亲及政治领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与挣扎，讲述他离开家乡、追求物质特权与世俗成就后，如何陷入“世俗的荒野”并感到内心的空虚；详细记录了他于 2019 年皈依罗马天主教 的心路历程，书名“Communion”，即源自天主教的核心仪式——圣餐礼（Holy Communion）；同時，在天主教神学中，“Communion”还指“共融”，指的是“人与天主、人与教会共同体之间的结合”。万斯在书中解释，这个词不只是他个人的信仰，还意味着“信徒作为一个共同敬拜身体的联合”。因此，在这本书中，他还阐述了他的宗教信仰如何引导他在公共事务中的工作，以及如何塑造他对美国未来的看法，暗合他想要缝合美国家庭和阶层分裂的政治愿景。
书的封面印有弗吉尼亚州埃尔克克里克的一座卫理公会教堂（Mt. Zio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而非天主教堂。该教堂的会众公开表示与万斯或天主教没有任何联系。《Communion》出版后在舆论界引发了强烈批评与分歧。《大西洋月刊》与《新共和国》等媒体直言其“缺乏深度”，批评万斯将信仰物化，把寻找神圣体验写得像“挑选家电”；其对天主教教义的理解过于智识化，却忽视了“爱邻人”等核心神学精神。此外，宗教媒体指责该书回避了其强硬的移民政策等政治主张与天主教慈悲教义的根本冲突，涉嫌将宗教工具化。同时，书中因封面误用卫理公会教堂、强烈的党派批判以及部分段落拼凑痕迹明显，被众多批评认为是一出平庸且傲慢的政治公关秀，并非真正的灵魂反思。
书评特别挑选其中四篇批评阅读。
1《万斯的新书本不是用来读的：圣餐为什么存在？J. D. Vance’s New Book Wasn’t Meant to Be Read：Why does Communion exist?》，作者马修·沃尔特（Matthew Walther），《大西洋月刊》，7月20日。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马修·沃尔特（Matthew Walther）对JD·万斯新书《Communion》（《共融》）进行了尖锐、讽刺性的负面评论，认为这本书根本不值得一读，甚至质疑它为什么存在。他把这本书比作希拉里·克林顿的《艰难抉择》（Hard Choices），冗长、缺乏真正的自我反思，充满陈词滥调和拼凑的内容，更像是政治宣传或公关产品，而非真诚的文学作品或精神回忆录。书中声称讲述万斯皈依天主教的故事，但实际内容单薄（很多段落直接来自作者几年前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且未注明），对天主教本身态度暧昧，语言在神学上甚至有缺陷。作者还指出，书中充斥着刻意、尴尬或过度分享的“轶事”（例如妻子推荐琼·狄迪恩的书、用已故查理·柯克来解释为何再生孩子等），同时对自己从批评野心到迅速成为副总统的政治轨迹缺乏真正反思。文中对“无子女猫女士”言论的道歉，则有些过度表演。
同时，作者还指出，当代美国政治人物（及其配偶）写的书本来就不是为了被认真阅读的。它们的存在目的是：被高调宣布、广告、泄露、播客讨论、媒体引用，然后最终堆在旧书店或慈善商店积灰（他举例比尔·克林顿的《我的生活》在旧货店能找到几十本）。他最后呼吁读者把注意力转向真正的好书——读历史、读远方、读真正的文学，而不是这些“时事垃圾”，而万斯的《Communion》是一本空洞、不真诚、主要为政治宣传而存在的“废书”。
2 《万斯到底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JD Vance?》，作者 科林·迪基（Colin Dickey），《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6月19日。
作者认为，万斯的新书是典型的“政客书”，但在2026年的语境下显得格外怪异和脱节，最终提出“万斯到底怎么了”这一贯穿全文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万斯的救赎叙事与其实际言行严重脱节，读起来像进入了多个“平行宇宙”——一个没有过去数年特朗普现实的世界、一个与美国文化政治中常见基督教表现完全不同的信仰世界，以及一个与现实中的万斯本人截然不同的人物。书中呈现的中右翼、强调社会正义与共同道德语言的立场，与他作为副总统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现实格格不入，显得像在试图两边讨好、为后特朗普时代铺路，却显得怯懦且脱离当下政治现实。
因此，在作者看来，万斯的信仰在此被工具化：将基督教视为促进社会凝聚、家庭与国家的“共享道德语言”力量，但其政治应用片面到令人费解。天主教不再是要求“爱邻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活生生传统，而成了万斯用来为自身政策偏好提供超越性合法性的盾牌；他将“上帝”注入公共讨论，却回避“谁的上帝、谁的解释”，把复杂的历史与神学简化成服务于当下立场的陈词滥调，对基督教的理解时而深刻、时而肤浅。于是，整本书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用个人皈依的感人故事包装政治野心，最终让读者反复追问：万斯到底怎么了？
3《一本奇怪而感伤的、关于信仰与现代世界的书
何貴森Chris Horton | 當幽影之國走進全球目光
編者按：9月2日，八旗文化推出美籍資深駐台記者何貴森（Chris Horton）的第一本書《幽影之國：台灣的故事與其生存奮鬥的400年》，點擊書名可以在博客來預購。作者何貴森在台生活超過十年，並在台灣、香港與中國擁有超過二十年的第一線報導經驗，《幽影之國》是他傾盡心力的第一本著作，講述台灣這個在外交上處境孤立的民主國家，如何躍升全球地緣政治的核心。為何作者最終把書名訂為「幽影之國」（Ghost Nation）而非「鬼島」（ghost Island）？日本人曾稱台灣為「鬼界之島」、台灣有「鬼月」習俗等，然而幾經考量，作者最重要的理由在於強調台灣是主權國家，人民必須正視這個「幽影之國」。
隨著華府與北京之間的緊張局勢持續升溫，作者翔實的報導與平易近人的敘述，帶領我們深入剖析台灣的歷史、認同，以及島上人民如何爭取自身命運的歷史。本書開頭回溯四百年來台灣歷經殖民、移民與威權政權更迭，藉由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與事件，鋪寫台灣歷史與社會的樣貌，並討論台灣在全球當代秩序中，如何一步步變成美中競逐的核心。作者訪談大量人物，包括前總統李登輝、蔡英文、史明等政治人物與學者，也殷實記錄無數市井小民、一般民眾的看法與心聲。
「台灣當然是國家，只是我們不能這樣說。」
十年前，有位國際大報的資深編輯在吃午餐的路上隨口這麼告訴我，我還記得那是在香港，一個鬱熱的中午。
那位編輯是誰、於哪間媒體任職並不重要，因為這基本上就是所有國際媒體對台灣的預設立場。
乍聽之下非常合理，至少相當務實，畢竟現實就是這樣。但仔細推敲，卻教人感到無比卑怯，和我認為的新聞工作專業背道而馳。在我的認知中，記者應當見證、冷靜分析，最重要的是不造成傷害。
但以「這座島上」的「自治民主政體」這類修辭來抹煞台灣主權，是實實在在的傷害。這扭曲了台灣真確無比的主權，誤使讀者以為台灣的處境接近香港或是圖伯特。而國際媒體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安撫抱持擴張主義的北京，安撫這個囚禁記者人數高居全球之冠的政權，這著實令人不齒。
短期之內，我們對於試圖抹煞台灣身影的做法，幾乎無計可施。但值得我們留意的是，至少在不久前的冷戰時期，國際媒體或至少反共陣營的媒體，還曾經把台灣當作是「自由中國」。這提醒我們，事情不會永遠是鐵板一塊。只要台灣堅守自由、保持對民主世界的重要性，轉機就存在，轉變就會來。
我剛來台灣當記者時的經歷，就說明了這點。一家美國大報告訴我，不能用「台灣人」（Taiwanese people）稱呼台灣人，因為這可能暗示台灣是個國家。他們要我改用「台灣的人」（the people of Taiwan）或「台灣島民」（the people on Taiwan），這種作法已經行之有年。但那家媒體現在也只用「台灣人」（Taiwanese people）了。進步是有可能的，正如「台灣人」所展現的，但這需要抵抗，也需要時間。
十年前，台灣在國際上面貌模糊、飽受誤解。而如今，正有愈來愈多人主動了解台灣人如何走出殖民與戒嚴、邁向民主與自由。這主要是因為在過去十年裡，國際媒體大幅強化了台灣報導的深度與廣度。這背後主要有兩個因素，首先是外界日漸意識到台灣，具體來說是台積電這家公司，對於全球科技供應鍊的重要性；其次是中國從二○二○年開始，對外國記者的態度變得極不友善。我寫這段序文時，後者又有了最新的例子：《紐約時報》記者王月眉（Vivian Wang）的記者簽證遭到取消，以報復《紐約時報》舉辦活動、邀請台灣總統賴清德以視訊向與會者發表談話。
儘管新聞編輯可能還是忌憚踩到中國共產黨的「紅線」，這十年還是有些事情變了，台灣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已經不是祕密。在十年前，編輯每天都要決定哪些報導可以見報（或是選擇不刊登）。當時台灣仍舊蟄伏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陰影下。
但現在，台灣卻經常成為國際新聞的中心，而且往往是為了兩個主題：科技或是戰爭。
台灣以科技為動力，擺脫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尤其當後者意圖摧毀台灣民主；台灣轉向了全球最大經濟體、也是唯一願意賣武器給它的國家，這是一次重大的成功。此舉減少中國對台灣施壓的籌碼，同時也讓台灣對先進民主國家比以往更重要。撰寫本序時，台灣二○二六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可達百分之十，中國則僅有百分之四點三。台灣股市的市值不久前已超越英國、加拿大與印度，成為全球第五大。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園區總計二千六百五十億美元的投資計畫，並在全球經濟的人工智慧轉型浪潮，扮演無可取代的角色，前述種種皆使得台積電和台灣成為美國對中科技競爭的要地。
而在戰爭這方面，中國在台灣周邊海空域的軍事活動，無論是規模、範圍與頻率都大幅增加。北京在二○二六年夏天宣布將對台灣東岸外海進行常態化巡航與偵察，彷若將已然成形的絞索套在台灣的脖子上，隨時可能依照習近平的心意收緊。
情勢之嚴峻，就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Bongbong Marcos）都公開表示，中國一旦試圖入侵台灣，他們的國家也將被捲入衝突。在高市與馬可仕之前的日、菲領導人，都從未在公開場合如此表態，儘管任何關注局勢的人都知道，中國攻打台灣不可能不波及這兩國疆域。
處理問題的第一步是承認問題存在，這也正是北京為何對兩位領導人的發言反應如此激烈，特別是針對高市和日本。如今兩國正竭盡所能，嚇阻習近平對台動武。以近期日本首相的標準來看，高市應該可以再執政一段時間；而馬可仕將在二○二八年任滿卸任，交棒給繼任者。萬一薩拉．杜特蒂（Sara Duterte）保持目前的氣勢當選，菲律賓很可能又轉向親中，為台灣帶來新的隱憂。
外界對「習近平已下令解放軍在二○二七年以前具備攻台能力」一說甚為關注。但二○二七年真正的戰場，是台灣選民的民心。中國會持續升級對台灣的灰色地帶襲擾，同時設法幫助國民黨重返執政。屆時台灣人的選擇，將是決定繼續維持過去十年能動性更強、能見度更高的路線；抑或是改變航向，靠攏威權中國。而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和其盟友會將此包裝成戰爭或和平的二選一，用投降的框架來定義這場選舉。長遠來看，這項決定終究要看台灣人是否希望繼續當台灣人，還是決定放棄自己的民主，臣服於步往歷史上滿洲、蒙古、維吾爾、圖伯特，以及如今香港人遭受強制同化的後塵。這將考驗台灣人的尊嚴與自決意志。
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官
林文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本什么书——评一本屡获大奖却令人失望的奥威尔妻子艾琳传记
编者按：2025年，台湾黑体文化推出安娜．方德《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在这本书中，作者安娜．方德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艾琳的人生，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艾琳不仅是欧威尔的后盾，还积极参与英国独立劳工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危险政治工作，却在欧威尔的《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中被简化为「我的妻子」，名字与贡献被抹去。 方德透过自身作为妻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剖析女性在父权结构下的无形劳动，引用「第二轮班」概念，指出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的双重负担。她质疑欧威尔如何在揭露极权暴政的同时，忽视父权对女性的压迫，甚至在作品与生活中「取消」艾琳的存在。方德进一步批评文坛与传记作家如何共谋抹除女性贡献，替欧威尔的道德瑕疵（如外遇、嫖妓）开脱，将父权体制比喻为「双重思考」的黑暗核心。最终，文章呼吁重新审视艾琳的价值，挑战「父权是好的权力」的迷思，强调女性在历史与文学中的能见度。书评曾刊出台湾作家房慧真为《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一书所写的推荐序。
然而读者林文在阅读完安娜．方德《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之后，却感到失望，作者说到：“总体上我认为，方德的作品确实揭示出奥威尔生活的某些面向，让我们意识到一位伟大女性的存在（其实比方德的描述更加伟大）；但她对待证据往往有失轻率，而且常常过度自信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事物和人。它看起来像是一部传记，却似乎并不在意艾琳自己，而更在意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却是极不完整的，甚至有意无意贬低了她。”
人类越来越把“被看见”误认为“存在”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
最早知道澳洲学者方德的这本书（英文名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是去年在一个阅读平台上看到了它的中文版书讯，同时还有一位台湾作者的推荐序。据介绍，书的主旨是呈现一个伟大作家背后默默无闻做出牺牲的女性，借此“剖析女性在父权结构下的无形劳动……指出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的双重负担”，进而质疑奥威尔的双重性，在揭露暴政的同时自己又作为父权的实践者在碾压女性。平心而论，这涉及一个历史久远、也非常真实的话题（女性为男性所做的牺牲，或者说文明成就背后的牺牲），同时也切合了当下的潮流；它的用词或许尖锐，但考虑到使用者或许意在刺激人们已经麻木的神经，所以也并非大的问题，毕竟这里所谈论的，是不应忽视、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也许是我天性喜欢质疑使然，同时引起我兴趣和疑问的，是文章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书作者方德的一个发现：她以奥威尔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论据，指出他的妻子虽然与他同在西班牙参与保卫共和国的事业，但其名字在书中一次也未出现，作者由此指控奥威尔有意抹掉她的贡献，而同时“她的所作所为，所知的一切却任由他撷取”，明示暗示他独占了荣誉。
我对奥威尔的生活虽不了解（尤其这位妻子的付出），但对他的作品还算熟悉。我知道他的作品和立场受到过很多批评，但从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一种批评。这有点让我联想到奥威尔描述的他在东方的经历：“每次你都以为已经把蚊帐里最后一只蚊子拍死，可每当一关灯，就又有一只开始嗡嗡作响。”
不过首要的，还是这样的批评是否成立。为此我找了方德的原书（繁体中文版和英文版），并找了另一本奥威尔妻子艾琳的传记作参照（Sylvia Topp, Eileen: The Making of George Orwell)，此外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又重读了一遍。在此基础上，我觉得可以对原书的相关内容略作回应，进而表达一下自己对方德整部作品的看法。总体上我认为，方德的作品确实揭示出奥威尔生活的某些面向，让我们意识到一位伟大女性的存在（其实比方德的描述更加伟大）；但她对待证据往往有失轻率，而且常常过度自信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事物和人。它看起来像是一部传记，却似乎并不在意艾琳自己，而更在意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却是极不完整的，甚至有意无意贬低了她。
这一点，首先就体现在她对奥威尔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解析上。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让谁“被看见”？
事实上，关于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方德在原书里的说法比台湾作者的推荐序说得更为夸张。她说：
我读过《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两次，从来没有发现艾琳也在西班牙，我问过的人当中没人记得她。怎么会有人读了一本书，却完全不记得这个男人并不是独自一人待在那里，而是与配偶一起？
然而这处论证，首先让我产生的却是对作者方德的质疑。一个读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全书的读者，纵使他再粗心，按我的想法，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临近尾声的一个重要场景：妻子在巴塞罗那的酒店大堂里等着奥威尔，他一出现就迅速带他离开了危险之地：
我来到酒店时，我的妻子正坐在大堂里。她起身朝我走来，让我惊讶的是，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她一只手搂着我的脖子，露出一个甜蜜的微笑给大堂里别的人看，然后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出去！”
“怎么了？”
“赶快出去！”
“怎么了？”
“不要站在这儿！你得马上出去！”
“怎么了？为什么？你什么意思？”
她抓住我的胳膊，已经领着我往楼梯走去。……
这一幕，一下子把一位女性的沉着勇敢都表露无遗，可以说这是全书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远比奥威尔描述的自己亲历的战斗场面更加惊心动魄。可是书作者方德竟说自己读了两遍都没有印象，一直以为奥威尔是一个人在西班牙，说奥威尔有意略去她的存在，这样的批判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作者还有一个说辞是，奥威尔在书里有37次提到“我的妻子”——提到37次，竟然还以为奥威尔是孤身一人在西班牙，多么粗心的读者啊——但是，一次都没有提到艾琳的名字，“没有名字，角色就无法活过来，但如果是妻子这样的职业描述，什么都可以偷走。”
我不懂这背后是不是蕴含了什么最新的理论（妻子是一种“职业描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都是吗？），然而我直觉地以为，这样一本以第一人称写作的见闻记，以“我的妻子”作为统一称谓太正常不过了，用名字称呼反而会显出一丝距离感。如果无视作品的题材，统一按照她的标准，我们翻检一下历史上的著作，恐怕一大批作品都要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了。
以上这些虽然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论证风格，但本身都还不是关键。关键还是作者的各种公开台词/潜台词里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定位，方德似乎以为，奥威尔写作这样一本书，是要让自己被看见，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勇敢战士形象；好了，他成功了，出名了，世人都知道他了，而与他同样亲历风险的艾琳却不为人知，他把她本应享有的名声“偷走”了。
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作一个男人借战争经历塑造自己形象、赢取公众注目的自我叙事，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偏离书的主旨的了。事实上，读者很容易看出，这本书与通常的战场历险类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它虽然是以第一人称
阅读 | 《国家为什么失败》的失败之处？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戈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麻省理工学院）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芝加哥大学）三人。其获奖理由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三位学者（合称AJR）通过实证与理论分析证明：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决定国家长期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远超地理或文化等固定条件。他们核心贡献在于利用欧洲殖民历史作为“自然实验”：在疾病环境适宜、欧洲定居者较多的地区（如北美、澳洲），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保护产权、限制权力、鼓励广泛参与），这些制度持续至今并推动繁荣；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如热带非洲、部分拉美），则多建立“榨取性制度”（精英垄断资源），导致长期贫困。他们还发展了理论框架，解释制度为何持久以及如何在“关键节点”发生变迁。这一研究深刻影响了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强调“制度质量”对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为理解全球不平等提供了有力工具。这便是其 2001年发表的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殖民起源与比较发展）》，达龙·阿西莫戈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于2012年出版的通俗学术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正是基于这篇论文，把他们多年研究的“包容性制度 vs 榨取性制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历史叙事和案例呈现给大众读者的著作。
AJR（Acemoglu、Johnson、Robinson阿西莫戈鲁、约翰逊、罗宾逊）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出现了不少质疑其“包容性 vs 榨取性制度”理论的文章，对其理论与数据均提出批评。2026年8月17，《经济学人》匿名发表的《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s oddly unconvincing》（《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奇地难以令人信服》），再次对AJR的理论提出批评。
《经济学人》8月17日文章《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s oddly unconvincing》（《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奇地难以令人信服》）对达龙·阿西莫戈鲁进行了全面审视。
文章首先肯定阿西莫戈鲁的学术地位：他是经济学界的“巨擘”，2024年与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著作等身（七本专著及多本教材），论文产量极高且充满复杂数学，引用量常居榜首，观点在学界与媒体中极具影响力，对学生也十分慷慨。
文章的核心质疑在于：他的顶级声望与巨大影响力，是否真正被其学术工作充分支撑？并从多个层面提出批评。
首先是经验基础。诺奖核心依赖2001年与合作者发表的《殖民起源与比较发展》论文，该文用欧洲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文章指出，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诺贝尔委员会也承认），许多国家数据是借用或猜测的。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的批评显示，修正后结果变得不可靠。阿西莫戈鲁回应称，阿尔布伊省略了包括美、加、澳在内的关键数据。诺贝尔委员会报告也承认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sometimes sketchy）。
其次是制度理论本身。文章认为其宏大主张——好制度带来繁荣、坏制度导致停滞——过于宽泛。制度几乎可涵盖规则、规范、文化等一切，起源被归结为“关键节点”和“制度漂移”，显得循环或空洞。引用泰勒·考恩、邓肯·格林、弗朗西斯·福山等人的观点，指出该框架多事后解释，对中国等案例处理不足。
再次是公共评论。文章称其对美国政治（尤其是特朗普）的分析平淡无奇，如“通过提升行政权力、摧毁约束性制度与规范运作”的说法过于显而易见。
最后聚焦人工智能。文章批评他在《权力与进步》及论文中的悲观立场，认为低估了AI对生产率的提升潜力，忽略新AI产品的变革性影响。劳伦斯·萨默斯等指出其分析遗漏科学进步与更好决策的可能性。阿西莫戈鲁承认未充分预见“智能代理型AI”，但仍坚持注入现实感。
文章结尾暗示，阿西莫戈鲁的巨大明星效应有时会遮蔽批判性判断。整体语气尖锐却承认其贡献，引发学界广泛讨论，阿西莫戈鲁本人称其为“攻击性文章”并要求回应权。
针对《经济学人》文章，阿西莫戈鲁于2026年8月18日在X（原Twitter，账号@DAcemogluMIT）发帖：
“I am not happy about the Economist’s article, which feels like a hit piece. There is also a background to it, which is more troubling (as I will share at some point). I asked them to allow me to respond. I am waiting for their answer. If not in the magazine, I will share my response here.”
中文：“我对《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很不满，感觉像是一篇攻击性文章（hit piece）。背后还有更令人不安的背景（我以后会分享）。我已经要求他们允许我回应。我在等他们的答复。如果杂志不刊登，我会在这里分享我的回复。”
其他批评
在《经济学人》这篇批评文章中，也提到了之前其他学者的批评，其中最著名、最持久的批评之一便是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对AJR（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1年论文的数据修正， 它直接针对《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欧洲定居者死亡率数据。这篇论文是2024年诺贝尔
朱桂英 | 我们从来都是活在希望的阴影下：琼·贝兹的民权活动
编者按：1963年8月28日，22岁的琼·贝兹（Joan Baez）站在林肯纪念堂前，怀抱吉他，带领约35万人为工作和自由游行的人群齐唱圣歌《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胜利）。她就在金博士身边，金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贝兹后来回忆：“在灼热的阳光下，面对最初的彩虹联盟，我带领35万人唱《我们一定会胜利》，当金放下准备好的讲稿、让上帝的气息从他体内雷鸣而出时，我抬头看见自由在头顶升起，四周回响。”这首歌此后成为民权运动最核心的象征。2018年左右，琼·贝兹接受采访时，回应“是否对民权运动进展感到失望”时：“I live in the shadow of hope… you still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make this a decent world.”（我们从来都是活在希望的阴影下。总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让‘希望’这个词看起来依然有尊严，让人不羞于使用它。）本文以美国民谣歌手琼·贝兹的人生与民权运动经历为线索，探讨“希望”的意义。文章回顾她1960年代与马丁·路德·金并肩参与黑人民权运动、演唱《我们一定会胜利》等抗议歌曲，以及2020年疫情与弗洛伊德事件中她仍以歌声传递祝福。作者借此反思时代不确定性中，梦想与现实的永恒张力。
1987年她出版自传《And a Voice to Sing With: A Memoir》，2009年Simon & Schuster再版。中文版译名为《钻石与铁锈：琼·贝兹自传》，2020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点击书评可在DC季风书园网上书店购买。
不羞于使用“希望”这个词
“请让我看看小巷，让我看看火车，请让我看看流浪失业睡在雨中的人，请让我看看这些从前很高的大楼如何变为废墟……一切不过是命运，而你我皆是过客”，这是生于1941年的美国民谣天后琼·贝兹在1960年代唱过的歌，时隔多年放在2020年再来聆听，仿如欢唱难以消逝的悲伤。面对时代巨大的不确定与可能的动荡，看饱兴亡的人会冷静接受“一切不过是命运”，但对于恰逢波折之年的人们而言，很难不去反复询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关于《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22岁的琼·贝兹作为金的朋友，站在他身边抱着吉他，带领几十万“为工作和自由游行”的人们一起唱南方黑人教会传唱的圣歌《我们一定会胜利》。她以天籁般纯净的嗓音唱的这首无惧无畏的歌，此后成为黑人民权运动最重要的歌曲，更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抗议歌曲。群体的愿望与情绪被笼到简洁的句子中，异口同声的传唱就变为道德勇气，给予单个的人以力量与支撑。然而到了2020年，79岁的琼·贝兹已经失去了她标志性的嗓音，苍老与疲倦取代了年轻时的清澈纯净，这个春天，因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已经告别舞台的她再次抱起吉他，在自己家里为人们录下《永远年轻》，“愿你世事洞彻，亦不摒弃光明，愿你不惧风险，永远年轻”。
满头白发的琼·贝兹把年轻作为祝福，送给危机中的陌生人，令人唏嘘。而她的同代人，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最年轻的黑人领袖约翰·刘易斯，在2020年的夏天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的去世得到美国朝野一致的哀悼。自从1986年当选国会众议员以来，约翰·刘易斯广受赞美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与马丁·路德·金并肩对抗不公，因为他的民权活动家身份，更因他在多年公共服务生涯中坚持正义与平等。他所拥有的道义资源，让他在明显的政治正确中成为披戴荣耀的人。与此同时，春夏之交因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活动仍在扩展，并且从反种族歧视延伸到社会各层面的结构性不公正。马丁·路德·金宣告的梦想，在时与势的变迁中并没有成为众人都认可的稳健现实，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在群体运动的激情中一次次点燃暴力的火焰。当年马丁·路德·金以布道者的口气，将民权运动描述为：“善良的人们奋力反抗邪恶与不公”，但每一次群体运动，不管有如何善良的意志与温柔的信念，总伴随暴动血腥与死亡的阴影。
从历史的时间轴上看，每一代人所生活的时代，都曾是前代人心心念念的未来；每一个曾经的未来变为真实的现世，人们都会发现有些希望仍然难以抵达现实，有些梦想仍然遥不可及。把时间稍微往前调，2018年，琼·贝兹准备以一场巡演告别她近60年的舞台生涯，在巡演中途，她赶回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参加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举办的一个纪念集会——2015年6月17日，21岁的白人迪兰·鲁夫（DylannRoof）进入这个教堂枪杀了9位正在参加《圣经》研习的黑人，事后他承认自己是带着挑起种族战争的攻击意图施行屠杀。《华盛顿邮报》以“琼·贝兹的暮光与力量”为题，将伊曼纽尔教堂纪念集会当日唱着《奇异恩典》的琼·贝兹，与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唱《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琼·贝兹结合起来写，半个世纪过去，琼·贝兹依然是那个传奇的琼·贝兹，而美国已拥有一位黑人总统，但是种族冲突依然存在。
1961年肯尼迪将“平权运动”引入行政命令，从那时起，平权运动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国家政策，而非底层黑人的反抗活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平权运动塑造了一个庞大的黑人中产阶级与精英群体，也把黑人送上了美国总统的位置。虽然像迪兰·鲁夫这样的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可以被视为少数，但类似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则是经常出现。记者问琼·贝兹，你的歌声几乎贯穿了平权运动的历史，你是否感到失望？琼·贝兹说，我们从来都是活在希望的阴影下，总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让希望这个词看起来依然有尊严，让人不羞于使用它。
追随信仰的人
早在1962年，琼·贝兹就已经成为《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人物，无论在文字还是在肖像画上，主流媒体为她塑造的形象，带有宗教人物般悠远古典意味——披着长发怀抱吉他，眼神温柔深沉。她所拥有的纯净清澈的女高音，打破了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把民谣推至严肃保守的人们面前。媒体赞美她是有着天籁之音的女先知，而在现实生活里，她是中产阶级漂亮干净的孩子，祖辈是虔诚的牧师，父辈是名校大学教授，全家人都是贵格教派的信徒。在大学教育尚属于少部分人的时候，琼·贝兹进入波士顿大学，然后很快为她的音乐放弃大学学业，这种为内心热爱的事物而作出的叛逆选择，也让人喜爱。从小接受的精英教育，独特的艺术美感，对自身所处阶层的反叛，在知识、审美与政治层面汇合为令人瞩目的格调，极大地扩展了她的受众。所以，当琼·贝兹走上街头，她的身影和歌声出现在1960年代关于民权的、反战的、爱与和平的、言论自由的一系列运动中，她所呈现的道德勇气，超然于阶级对立与政治抗争，在复杂局势中凝聚为容易辨识的单纯符号。
虽然后人对琼·贝兹的描述里，最常见的标签是“抗议歌手”“会唱歌的良心”；但正如马
丛日云 |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下）
編者按：202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政治学者丛日云四十年思想精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卷本：《传统与现代性的孕育》、《现代及其反思》和《现代的衰落与走向后现代》。本书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为全新分析框架，以宏阔的视野贯通三千年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入剖析传统政治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基因，清晰揭示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内在逻辑。对西方从现代政治思想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以及后现代进步主义的性质与危害，作者给出了独到而的分析。
经出版社授权，书评特别刊发该书序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并分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下篇。
五、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与第二次价值革命
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得到了经典表达。它的出发点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这些个人享有人格尊严并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在个人与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将个人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本原，国家是个人基于自身需要和意愿而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是服务于个人的工具。具体来说，国家就是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满足某些需要的工具。出于保障个人权利的需要，必须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设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制，以保障个人权利不被侵犯。在公共领域，独立的个人成为国家的政治主体，国家权力的建构以个人权利为基石，个人以公民身份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具有公共性，由公民团体控制和监督。
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标志着西方文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换言之，西方文明的古今之变，其实质性内容是个人主义精神的形成。个人主义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精心地构筑起文化的堤坝或堡垒，封堵或压抑个人的欲求，以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在前现代农业文明时代，整体主义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而西方文明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机制：它一方面释放个人，承认个人欲求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某种社会机制的调节，使其不至于危害社会，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这样，承认个人、尊重个人、解放个人、保障个人和发展个人就成为现代文明演进的大方向，结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个人与整体关系模式，通过解放个人，在个人与整体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中世纪末到现代早期个人成长和社会日益个体化的产物。由于英国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比欧洲其他民族的传统更具有个人主义精神，其社会个体化进程开始得也比较早。【22】经过宗教改革和加尔文教的传播，英国社会个体化进程进一步展开，尤其在精神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成为现代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摇篮。
17世纪中期，霍布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一套以彻底的、纯粹的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随后，在光荣革命前后形成的洛克政治哲学，不仅以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重构了政治共同体（公民社会），确立了个人与整体（国家）的平衡，还系统论证了符合这种价值观的制度框架。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传播了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方面将这套价值观拓展到经济和伦理领域，另一方面也对之进行了发展和修正。尤其是在18世纪末，柏克阐述的保守主义思想，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个人主义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对其做出了关键性的修正与发展，使个人与整体的关系趋于更稳定和更健康的平衡。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得到了更成熟的表达。
古典自由主义以社会契约论为论证工具，重构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通过理论抽象所得到的自然人和自然状态，契约论确认了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是社会的本原或基础，也是国家的目的和终极价值。国家被视为派生的，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这是对古代有机整体观念的彻底颠覆。如果说基督教的价值观对古典价值观只颠覆了一半，那么古典自由主义则彻底完成了这种颠覆。
根据契约论，国家不是有机成长的，而是基于人的需要的建构；国家的基础不是人的社会政治本性，而是人的意志或同意。这样，国家不再是自然的共同体，而是人为的共同体，其内部联系的纽带是外在的契约和法律。契约论的论证思路意味着，不是根据国家需要塑造个人，而是根据个人需要建构国家。这样，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被颠倒了过来。古典自由主义直接脱胎于基督教，继承了基督教的消极国家观传统，不再将国家作为人实践美德或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而是将其作为人在追求精神和世俗的目标时所需要的外部秩序。
古典自由主义确立的个人与他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和平衡的观念，是现代个人主义的精髓。它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或政府）权力之间划出界限，使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国家权力得到规范和限制。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的宪制体系。个人权利是出发点，但个人权利不是无限的，国家也要获得足够的尊重与服从。它在确立个人的本原性的基础上，也承认建立公民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在自然状态下，人在本性上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在国家中仍然保留下来，自然权利转化为公民社会的人权，但为了有秩序的公共生活，个人必须做出某些牺牲，某些自然权利要转让给共同体。国家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界限内，但仍然有足够的权威。这样，它一方面拒绝了完全否定个人或使国家（或政府）对个人占绝对优势的整体主义，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滑向否定国家（或政府）、主张个人无限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在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时代，其历史使命是反映和推动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解放个人，在现代个人的基础上重构政治社会。所以，解构传统社会是它主要的努力方向，这使它带有原子论的倾向，或有使社会走向原子化的可能。如释放魔鬼一般，它打开了后现代主义个人进一步膨胀的大门。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直接解构的对象是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制度。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法律问题，其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以现代的民主宪制原则改造绝对主义国家权力，以便从政治上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所以，社会契约论重构的是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23】而不是社会本身。
其实，在古典自由主义主流传统那里，作为契约论前设的自然状态也是一种社会，只不过是非政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自然法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这意味着，人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生活，还有基于个人独立的基础对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还要遵守社会文化的基本规范，还有其他纽带将人们联合在一起。尽管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看起来有明显的原子论倾向，不过后来经过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柏克的自由保守主义的纠偏，自由主义的主流传统并没有将社会彻底原子化。
自由保守主义特别强调社会的宗教基础，强调家庭、教会、民族、（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价值，强调在契约性关系之下更深刻的社会联系纽带的价值，将国家不仅视为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政治联合体，还是基于传统、历史、生活经验的情感共同体。这种纽带不仅是政治（契约）的，还有族裔的（血缘的）和文化的。国家的自然性和有机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由于个体化的契约关系的出现而得到调整和部分替代。国家虽然是
丛日云 |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上）
編者按：202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工作室推出政治学者丛日云四十年思想精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卷本：《传统与现代性的孕育》、《现代及其反思》和《现代的衰落与走向后现代》。本书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为全新分析框架，以宏阔的视野贯通三千年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入剖析传统政治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基因，清晰揭示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内在逻辑。对西方从现代政治思想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以及后现代进步主义的性质与危害，作者给出了独到而的分析。
经出版社授权，书评特别刊发该书序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并分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
内容摘要：本文聚焦于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与政治思想变革的关系，试图构建一套全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解释框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价值观的演变经历过四个阶段和三次价值革命。
在古典城邦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城邦解体后，个人开始从整体中挣脱出来，基督教带来了价值观的第一次革命，即超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基督教的超验个人主义在将教会个体化的同时，也渗透和改造了世俗社会结构，到17世纪形成了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20世纪晚期，现代文明臻于成熟，从中演化出后现代自我表现价值观，即后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先声，以西方公众价值观的转型为标志。
价值革命与政治思想之间是“塑造—反映”关系。价值观的变革是政治思想演变的基本驱动因素，一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是那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反映，而思想斗争往往反映了价值观的代差，或对主流价值观的偏离。
价值观或价值系统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从价值观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历过三次价值观念的革命。这一事实对理解和分析政治思想的演变至关重要。
政治思想，无论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政治的认知、理性思考、信念和主张，还是由政治理论家们对思想观念进行的系统化和抽象化而提炼出的政治哲学，其深层的基础和支配性因素都是价值观。政治思想的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都是由价值观的变革驱动的，政治思想的转变往往是价值革命的反映。
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会呈现纷繁复杂的景观，看起来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分歧甚大、方向各异、相互冲突，但他们或立基于同一时代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成为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论争其实是家族内部的分歧；或对主流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对主流价值观在接受的深度和范围方面的差别；或反映了价值观的代际（即时代）更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两代价值观之争。
如果说政治思想或政治意识形态是海洋的表面波浪——哪怕有时看起来是滔天巨浪，那么价值观则是它们下面强大和稳定的洋流。令人惊异的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将关注点都集中于对表面波浪的观察和分析，而忽略了深层洋流的存在和作用。对于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价值革命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有过零星或片段的涉及，但至今尚未见到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本文聚焦于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与政治思想变革的关系，试图构建一套全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解释框架。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时代精神，是那个时代政治理论的基本价值前提和取向模式，既内含于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之中，也体现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的态度、信仰、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之中，并含蕴于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哲学体系之中。从上述各种要素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它们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变革，从而发现由价值观的变革所驱动的政治思想的演变轨迹。
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四个阶段和其中所包含的三次价值革命的内涵与特征的阐释，能够清晰揭示价值革命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塑造—反映”关系。这是将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理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全新视角，也是解释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框架。
一、个人与整体：个人的成长与价值革命
政治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对个人与社会整体（组织结构、政治秩序和关系网络）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态度、信念和选择（理想）。
一般说来，政治价值观的结构性要素包括个人对自己政治身份或角色的自我意识和信念、对置身其中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组织结构及其与个人关系的认知和期待、对社会政治规范的评价和态度、对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个人优良政治生活的偏好和选择等。
价值革命是一种心理现象，发生在人的头脑中，但其根源在于个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个人的成长。我们发现，越是向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是深入和全面地依附并融合于共同体；越到晚近的时代，个人的独立性就越强，与共同体的距离也就越大。一部文明史，既是在社会诸多领域进步或演化的推动下个人的成长史，也是在个人成长的推动下共同体结构不断调整更新、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类型不断演进的历史。【2】相应地，个人的自我意识或政治价值观也就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的变化。
在原始部落时代，人类的基本组织是氏族或部落，它们是一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小型的、天然的共同体。在这个时代，个人完全融于整体，没有自我意识，每个人与他的氏族或部落处于自然的统一之中。当最初的国家（在西方是城邦），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较大规模的人为共同体出现后，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一种超越自然关系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于是政治共同体（城邦）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的对象。不过在这个时期，个人还没有独立于城邦的意识，身份团体（如公民、自由人、贵族等）与城邦的关系而非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成为思考的焦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
这种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在古代社会普遍占主导地位，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在西方文明史上，在城邦解体后的帝国时代，却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基督教的超验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古老的一神教——犹太教内部基于神学救赎观念的自身演化与罗马帝国特殊环境结合的产物。这样一种价值观在西方取得统治地位，不仅对西方历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整个人类命运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支配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思想观念，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在15—16世纪，它还孕育出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塑造了现代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接着，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社会，从这种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演化出的后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或自我表现价值观），推动着西方社会开始向后现代文明转变。
在古代社会，整体主义全方位压抑个人，使个体彻底工具化。基督教解放了人的灵性生命，使其超脱于世俗社会之上，个人只有肉体生命和世俗命运仍然受世俗整体结构的束缚。基督教在西方获得主导地位后，个人开始从整体中部分地解放出来，这个部分的解放成为后来整体性解放的前提。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超验个人主义精神渗透和改造了整体主义的教会和世俗社会结构，从中演化出现代的世俗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实现了个人与整体的平衡，其盛行的
阅读 | Jason Arday之死：DEI体制的悲剧
最近，世界学术界最关注事情莫过于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Jason Arday的事件。
Jason Arday，专注于种族、教育不平等与神经多样性研究。他声称自幼被诊断为自闭症与发育迟缓，11岁才开始说话，18岁才学会读写。凭借这段励志经历，他迅速崛起，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等地任教，2023年成为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引发广泛关注。
2026年7月起，媒体与学者指控其2015年博士论文存在大量抄袭（超过100处与他人论文高度相似），并质疑其学术履历、慈善募款（号称筹集超500万英镑）、超长距离跑步（如35天跑完30场马拉松）及童年非语言经历等多处不实陈述。部分指控遭质疑为种族动机，但其母校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审查后维持学位，剑桥大学则启动调查。8月5日，Arday宣布辞职，称无法承受持续公开审视与人身攻击。9天后（8月14日），他在伦敦家中被发现死亡，终年41岁。家属称其遭受“持续虐待运动”。
Jason Arday之死，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许多评论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当代学术体制官僚化的DEI实践——当“包容”变成一种绩效考核与公关策略时，它非但未能保护最脆弱的个体，反而可能将他们推向更深重的消耗与困境。
为此，本期书讯围绕这个话题推荐一些阅读。
首先是几篇阅读文章：
1 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Jukka Savolainen 与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社会学副教授Kevin McCaffree 联合发表的《The Statistics Behind the Jason Arday Scandal》（Compact，8月6日）
文章提供的核心统计数据：
该数据来自于作者（Jukka Savolainen 与 Kevin McCaffree）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2019 年至 2024 年间被美国前 50 名社会学系录用为终身轨助理教授（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s）的所有候选人（样本量 n=143）。
1. 发表文章中位数对比
* 白人男性：入职前 50 名社会学系的中位发表量为 8 篇同行评审论文。
* 非裔女性：入职前 50 名社会学系的中位发表量为 2 篇同行评审论文。
2. 顶刊发表率对比（ASR / AJS） 在社会学界，《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JS）被视为该领域的顶级期刊。
* 白人男性：40% 在 ASR 或 AJS 上发表过论文；近 1/3（约 33%） 是顶级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
* 非裔女性：仅有 不到 4%（28 人中仅 1 人） 在 ASR 或 AJS 上发表过论文；0% 是顶级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
3. 顶刊/身份与职位 Prestige 的相关性
* 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非裔身份”对获取精英教职的预测权重，超越了“是否在 ASR/AJS 上发表过论文”。
* 50% 的非裔女性被前 20 名的社会学系录用；相比之下，发表纪录更强的白人男性被前 20 名录用的比例为 40%。
4. 极值对比：底层的白人男性 vs 顶层的非裔女性 作者对比了入职排名最低院校（第 91-115 名）的白人男性，与入职顶尖院校（第 1-27 名，如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的非裔女性：
* 学术发表中位数：
* 入职最低梯队院校（91-115 名）的白人男性：中位发表量为 8 篇。
* 入职顶级院校（1-27 名）的非裔女性：中位发表量为 2.5 篇（其中近 1/3 的人仅有 1 篇或 0 篇论文）。
2 英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与科普作家，《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Jason Arday: a question of academic standards——What was his obscurantism hiding?（Unherd 8月8日）
道金斯在UnHerd撰文，指出Jason Arday事件中，除抄袭与履历造假外，其学术写作的晦涩与低劣被严重忽视。道金斯提出“难度守恒定律”：真正困难的学科（如物理学）无需故作高深，而社会科学常以“物理嫉妒”式行话掩盖空洞。他引用Arday博士论文中大量被动语态、第三人称自称及荒谬句子，指出论文有332处复数名词后错误加撇号（连标题都有），质疑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考官与导师是否真正审读。道金斯认为，这种模糊文风正是学术骗子的典型手段，清晰会暴露内容匮乏。文章质疑剑桥大学在任命其为教授时是否放松标准（选举人曾称其为“世界最佳”），Arday已辞职，但大学仍需解释。最后引用梅达沃名言：写得晦涩者，要么不会写，要么有阴谋。
3 《大西洋月刊》驻刊作者Tyler Austin Harper 的《
丽甘·佩纳卢纳 | 怪物——记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
编者按：8月，风之回响与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出版美国丽甘·佩纳卢纳的《如何像女人那样思考：父权制下，女哲学家们的精神突围》。作者以一位当代女性哲学学者的视角，以其个人经历为线索，穿插介绍了历史上著名哲学家们的性别观念，以及四位近代女性思想家（玛丽·阿斯特尔、达玛丽斯·马沙姆、凯瑟琳·科伯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平和思考，讲述她们在作者人生不同阶段带给她的启发与鼓舞，也可将其视作一部角度独特的哲学启蒙书。
在17、18世纪之交，约翰·洛克发表了颠覆性的哲学巨著《人类理智论》。当时主流的学术界和神职人员对洛克群起而攻之，指责他的经验主义理论会破坏宗教和道德。年仅23岁的凯瑟琳·特罗特（当时尚未结婚）挺身而出，在1702年匿名发表了《为洛克先生的〈人类理智论〉辩护》（A Defence of Mr. Locke’s Essay of Human Understanding）。她用极其严密的逻辑逐一驳斥了那些资深男学者对洛克的指责，并赢得了洛克本人的高度赞誉与资助。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不仅是在重复洛克的观点。她还敏锐地意识到，洛克的“经验主义”（人类的知识来源于后天的经验，而非天生） 对女性解放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她一生笔耕不辍，为早期女性主义精神突围的璀璨先驱。
本文节选自该书《怪物》一章，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我最常翻阅的是科伯恩的书。她关心的是那个时代尚未摆上台面的关键问题：人们（至少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希望将女人的自由拓展到培养才智和自我创造，但与此同时，社会对女人的传统期待仍然是为他人尽职尽责，如何调和发生在女人身上的这对矛盾？母亲的负罪感是启蒙运动的副产品，而科伯恩是最早探索这个领域，并对此发表评论的探险家之一。
我津津有味地翻阅她的私人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自我决定的、理性的女人，她用一种特别现代的方式与亲友和情人相处。这些通信的背景是科伯恩的哲学信念——她认为我们关于自由和社会的观念应该从善意出发，而不应仅仅出于自私。她因这一信念跻身先锋启蒙思想家的行列。她的男性同行们就到此为止了，但她更进一步，将这些见解应用到了性别问题上。她相信，女人对他人负有责任，男人也当如此。传统上讲，男人更自私，女人则更为他人考虑，这是系统性压迫的结果。照她信中的说法，要想解决问题，就要让男人更关心他人，至于女人，那些习惯于把自己奉献给母亲、妻子和朋友角色的女人，则应该变得更自私一些。
科伯恩有一幅版画肖像，拓在一张书籍封面大小的纸张上，纸已泛黄。艺术家名讳不详，这幅肖像的用途也没人知道，伦敦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of London）将这幅肖像的年代定在18世纪中叶，是科伯恩七十多岁的时候。但画像中的科伯恩看上去更年轻些。她的脸部和颈部没有任何皱纹，波浪般的长发披在肩上。她平静地（如果算不上悲悯的话）注视着观者的眼睛。她的鼻子看上去格外醒目。总之，她的肖像和约翰·洛克的出奇地像，尤其是那鹰钩鼻。也许她确实长得像洛克。也许，在这位画家的头脑中，科伯恩的女性外表同这位哲学家难以割舍，众所周知，她为洛克的思想辩护。如果画家真的这么想，那么这既在讨好她，又令她难堪。
如果在社会想象中，哲学家的模样就是一个男人，那么在那个时代把一个人画得像当时最著名的男性思想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赞美。在科伯恩眼里，洛克是个天才，她对洛克思想的分析在英国哲学界受到尊重。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女人最好的思想来自男人，科伯恩会相当恼火，因为读者有时会把她的作品归功于洛克。一位男性友人写信给科伯恩，他说自己怀疑达玛丽斯·马沙姆哲学著作背后真正的作者是洛克，科伯恩火冒三丈：“我请求您能比大多数男性更公平地看待女性；只要女人写了点什么让他们称赞不已，他们一定会说，这不是她自己写的，或者说她肯定有帮手，以此抢走我们的荣耀。
肖像画上的科伯恩看上去在深思，同时也十分警觉，这是她希望呈现出来的样子。她说自己很严肃，一个朋友说她知识渊博，令人“心悦诚服”。不仅如此，她还充满激情，反对那种认为“爱、恨等情感一定会扰乱心智”的观点。许多早期现代思想家认为，激情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人类不完美的证据，是需要克服的。虽然科伯恩认为灵魂需要理智来组织情感，但她并不希望理智压抑情感。她把上帝描绘成一个理性存在，同时他也是有感情的，能够以某种完美但不可知的方式感受我们的一切感受。
她允许生活中的挫折点燃她的想象力，激发她的创作灵感。她拥有不羁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生活，当她不写剧本或哲学小册子的时候，她会为其他女作家的剧本写题词，并同她们保持着热情的书信往来。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女性所受的压迫，始终希望改善读者（无论男女）的观点，提升他们对于女性作为智性生物的尊重。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这种创作冲动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从少女时代一直持续到老年。
…………
科伯恩尽管对婚姻制度持批判态度，但在伦敦独立生活期间，她开始考虑婚姻。年轻女孩总是被教导要优先考虑结婚，而她们的精神生活则是可以为此牺牲的。她不大赞同这一点。但现在她已经年长，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智识生活。她告诉朋友，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人：“我觉得我可能要以现在的状态走完我的人生。事实上，我一直非常害怕将我的幸福完全置于他人手中。
科伯恩写给追求者的信件为我们提供了18世纪约会生活的有趣一瞥。几年后，她将这些信件收录进出版物中，好让女性可以从中学习。在这些信件中，科伯恩落落大方地向追求者表达自己的需求，对此没有丝毫愧疚之意，并且诚实地面对自己未定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在约会前，她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显得有些挑剔：“我以前没遇到过什么男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们，他们的行为举止或性格不见得会让我不快。因此，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她选择独自一人。但她很有魅力，而且名扬四海，许多男人都在追求她，所以她决定玩玩这个游戏。
她的一个朋友托马斯·伯内特（又一个伯内特，不要与那位洛克的批评者或她的朋友伯内特夫妇混淆）试图俘获她的芳心。伯内特才华横溢，游遍欧洲，从巴黎、莱比锡和卢森堡给科伯恩寄去信笺。他同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著名哲学家私交甚笃，还同他们谈论过她的作品。他为科伯恩的智识成就感到骄傲，鼓励她将自己的作品翻译出来。乍看之下，伯内特似乎与科伯恩的雄心壮志很般配。
但伯内特总是胡吹乱嗙。他在德国拜访了卡罗琳王后，就说卡罗琳王后对他念念不忘，晚上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陪她。不仅如此，伯内特还精于算计，他在自己的爱情宣言中添了些限定条件：“然而，我无法掩饰我热烈的渴望，无论是从我的灵魂还是内心深处，我都希望与你建立永久的友谊。不管以何种方式，但凡有希望，只要有你在的地方，我都愿与你相伴。”不过，他踩到了科伯恩的雷点，他怀疑马沙姆的作品不是她自己写的。科伯恩告诉他，他们之间不会有结果。但两人的友谊没有彻底破裂。他们继续分享各自关于宗教和思想的看法，这表明科伯恩乐于接受他人的不完美，并愿意一起找到
林文 | 一个荒诞离奇的奥威尔故事：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几处严重失实
在写作前一篇文章讨论奥威尔名单事件时，经常在网上查阅文章，拜读到了著名学者刘禾的一篇同主题文章（搜狐网的题目是《文化冷战与奥威尔那串长长的名单》https://history.sohu.com/a/445922465_268920；微信公众号也能搜索到一篇题为《奥威尔的秘密名单》的文章，内容差不多），而且发现它反复被人征引，俨然成为权威论述。说实话，也正是这篇文章，多多少少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让我觉得有必要去介绍一下对奥威尔名单的其他观点。
然而，当我查阅了资料、写好文章（从而对这个主题较为熟悉）之后，返回来再读那篇文章，却有一个非常意外、也非常震惊的发现：刘文讲述的关于奥威尔《动物庄园》的出版故事，竟然与事实相距如此遥远，可以说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相比起来，对奥威尔名单如何解读已经是一个较为次要的问题了。
那篇文章标明了是出自刘禾的书作《六个字母的解法》，为确定起见，我找到了图书，相关内容在该书157-158页，截屏如下（文字内容附在文末，以便于阅读）。
这两页是介绍和评论《动物庄园》的出版过程，——稍有了解的读者也许已经能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因为有的错误过于明显。后面我会把它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点（用红字表示）来加以评论。
我所依据的资料是两本著作，一本是著名政治学者伯纳德·克里克的权威传记《乔治·奥威尔的一生》（George Orwell: A Life，主要是十四、十五章），另一本是《动物庄园》的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回忆录《所有作者都平等》（All Authors Are Equal，主要是第三章），此外还有奥威尔自己的一篇文章《出版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Press）。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
第一，《动物庄园》的出版开始时处处碰壁，而且主要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文学上的失败。一个证据是，甚至连艾略特这样的著名文学家也对它的文学价值持否定态度。
评论：除了第一句，后面都不是事实。
奥威尔于1943年11月开始动笔写作《动物庄园》，1944年2月完成，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它的出版开始确实遭遇了不顺，先后被四家出版商拒绝。但是，不管是左翼出版商还是艾略特这样的保守人士都没有质疑它的文学价值，而是从政治/政策的角度予以反对；但他们的理由略有差别。
1. 奥威尔所给的第一位出版商（他们事前有约定）就是刘文里提到的郭兰兹，奥威尔事实上已经预料到他的拒绝，但郭兰兹向他保证自己虽然是左翼，但从苏德条约后一直反对斯大林，为此甚至被禁止进入苏联大使馆长达三年之久。然而看过稿子之后，他还是退回了稿子，并在信里说：“我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许多方面都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我不可能（如奥威尔所料）发表这种性质的全面攻击。”（刘文说，郭兰兹的理由是“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写得过于粗糙，文学上不成功”，不知道有什么依据？）
2. 之后有一家出版商（Jonathan Cape）曾打算出版，但在征询一位政府新闻部官员的意见后退缩了，因为这本书将矛头对准俄罗斯，对方告诉他，这恐怕会损害英国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
3. 至于刘文中提到的诗人艾略特（他也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董事），又是另一种情况。
首先，在给奥威尔的信里，艾略特对小说的文学方面极为肯定，称它为一部“杰出的作品；寓言处理得非常巧妙，叙事让人始终保持兴趣——这是自《格列佛游记》以来很少有作家能做到的。”（因为这本书而将奥威尔与《格列佛游记》作者斯威夫特相提并论，这种说法未来在评论界会反复出现。）
然而，他接下来还是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他不认为这本书所表达的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观点。那么，作为一个保守派，理当是批判苏联的，他为什么对一本讽刺苏联的著作会这么说？因为他认为，这本书虽然否定的方面可以成立，但在肯定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托洛茨基的立场，这是他不能认同的。——从刘文的语气我们不难推断，她想必认为既然奥威尔批评苏联，艾略特作为保守派也批评苏联，所以两个人必属同一阵营，所以艾略特在政治上没有理由不接受奥威尔的作品，那只可能是出于文学本身的理由而拒绝。但她恰恰错了。
一个人需要对当时的情况有多不了解，才会有这么简单的想象和误解。作者似乎对当时从左翼本身出发批判苏联的情况茫然无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她也没有阅读艾略特的原文，或者哪怕是介绍。
在信的最后，艾略特再次肯定了《动物庄园》本身的价值：“我对你的作品是颇有好感的，因为它是优秀的文字，而且具有根本性的正直与诚实。”这就是刘文中说的“文学同行”的评价。
4.刘文中还提到另一位“文学同行”燕卜荪作为又一个佐证，证明奥威尔这部作品是因为缺乏文学价值而出版困难，燕卜荪的批评使一切“雪上加霜”。
首先需要说明，燕卜荪是在启程赴中国之前致信奥威尔，专门发表了对《动物庄园》的看法，时间是1945 年 8 月 24 日，而在8月17日此书即已出版上市，几天内首印就一抢而空。他无论发表什么意见，都不会如刘文暗示的，对书的出版产生影响。其次，就书本身而言，燕卜荪的评价是，“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感情丰富，方法简洁，散文风格优美明快。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它。”哪里能看出来说这是失败的作品？
当然燕卜荪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不幸言中，那就是他提醒奥威尔说，这本书对不同的读者恐怕会有不同的含义，有些读者未必会以奥威尔赞同的方式来接受这本书。事实上奥威尔应该是不会赞同后来一些极端右翼对他作品的运用的。
现在回过头看刘文这段话：“但是在1944年，让奥威尔最为苦恼的，是他分别接到艾略特和燕卜荪写给他的信，这两个人一点不留情面，言辞直白，指出《动物庄园》有许多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地方，认为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艾略特和郭兰兹不同，他是有名的右翼保守派，燕卜荪也不是左翼作家，这两个人对《动物庄园》如此否定，对奥威尔来说自然是雪上加霜。”错得有多离谱！
5. 关于出版还有一个小插曲，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所谓的“到处碰壁”到底属于何种情形。在被几家出版商拒绝期间，有一家右翼的期刊看中了这部作品，向奥威尔提出可以在他们的期刊上连载，但奥威尔主动拒绝：他认为对方的政治立场对他来说过于偏右，对这本书而言不合适。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没有哪位出版商或文学同行认为这本书文学价值不行——至少刘文中提到的这几位都没有。相反在他们和作者的沟通里，有很多关于它的文学性的褒扬之辞。刘文中说的，“接下来，事情变得迷离扑朔，甚至有些神秘兮兮。既然奥威尔的文学同行一致认为《动物庄园》写得不成功，出版社也不愿意接手，那么到后来这部书稿如何转眼变成了铅字？”这样的探案，从起点就错了，
王晓渔 | 在外省过着内省生活
编者按：202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工作室）推出萧轶的《催眠年代》。托马斯·曼告诫，“没有比在撤退中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更为光荣的了”，本书既浓缩着对思想遗产的思考，又隐藏着对时代问题的观察，尤其是思想与生活之间的语言张力，为我们带来某种有刺痛感的自我反思。本文评论家王晓渔所作序。出版社授权刊发。
生长于内陆山中，于一所既非985又非211的高校读书，不在京沪穗深也不在西安杭州成都等城市，毕业后没有考研读博，在京城等地工作数年回到读大学时的内陆省城。这份外在的履历在文化领域似乎有些单薄，可是他在20岁上下所写的文章，置于任何一所大学人文学科的学生中，都称得上独具已见。
大约自2010年始，我时常读到署名“萧轶”的文章。作者关注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历史的纵深视野；喜欢思考抽象的事物，也敏感于文艺作品的细节；有自己的观点，不固定为不可动摇的立场，多作自我调整却非立场游移；心态微近中年，偶尔释放出的一些情绪，又有着青春的能量。
萧轶生于80年代后期，当时不过20岁上下，起点这么早这么高，有着一些个人契机。他自幼喜爱阅读，表兄在省城从事出版，山中的少年提前感知到外部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思想历程。18岁时，在高考升大学的漫长假期，因志愿“撞车”而烦躁的他，略带愤懑地给表兄撰写专栏的报纸自行投稿，由此开始了写作生涯。随后的大学期间，表兄又让他帮忙整理书房、学习校对书稿，这比上好三五门大学课程获得高绩点重要得多。这些琐细的事情，很多大学生没契机接触，有契机也未必有兴致。
2010年前后的网络是博客和微博的时代，“流量”与“经济”的关系尚不紧密。萧轶活跃于校园网，一个盛行于当时大学生的网站。网络最初的“去中心化”，缩小了地理空间的差异，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与各地的网友交流，不会“独学而无友”。同时，纸媒与网络形成互动，各种都市报与周刊大都开设书评等栏目，编辑在网络寻找撰稿人，初出的写作者只要作品有一定的成熟度，很容易被纸媒发现。然而，不过三五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技术仅是部分原因），网络阅读和纸质阅读发生巨变。微信公号以“10万＋”作为目标，微博以及新兴短视频网站不断制造“网红”，音频和视频兴起，文字变得不再重要，纸媒纷纷缩版或停刊。
旨趣、契机和时代精神是影响一名写作者的关键要素，后两者是个人无法决定却可以把握的。萧轶把握住了契机和时代精神，这使得他在同龄人还在度过校园生活时，提前进入了文化领域。同龄人大多没有那么早参与纸媒写作，成长后纸媒不再兴盛，各种文化与思想的公共空间也在迅速减少。或许与硕博士生的扩招有关，这一代如果对阅读感兴趣，更聚焦于专业研究，广义的思想文化类书籍不再是关注的重点。时至今日，萧轶已过而立之年，文章在同龄人中有着明晰的辨识度。这不是说他的天资和勤奋超出同辈，恰恰相反，他始终笨拙着坚持着自己关注人文通识、关怀公共事务的旨趣。
现在的学院中，有志于从事人文研究的学生为数不少，到了硕博士阶段，能够写出优秀学位论文者也不乏其人。这是多年来学术日益规范、学院训练日益严格的结果，值得称道。可是，有着通识和关怀的学生，却日益减少。缺乏通识和关怀，何以从事人文研究，不再是问题。通识和关怀被视为可笑的，没有倒无妨，有了反而会步步难行，作为不必实践的姿态倒是可以的。
在“非升即走”的绝对律令下，“板凳要坐十年冷”是个过时的说法，年轻学者面对的已非是否甘于在学院内边缘的问题，想边缘也不太可能，时时面临出局的危险。萧轶不在学院系统生活，不必承受学院体制的压力（自然也难以获得学院派的承认），阅读思考可以从心所欲。看一下书中涉及的人物：德波、夏伊勒、桑塔格、希尼、卡尔维诺、斯坦纳、戴维斯、帕慕克、纳博科夫、布罗茨基、赫希曼、朱特……不乏学者专门研究其中一位或几位，但同时阅读分属不同学科或者无法归类的诸多写作者，很少有学者再做学术生产效率如此之低的事情了。
这些文章大多可以归入书评，书评是一种费力又易被轻视的文体。近年社会调查的减少常被谈及，书评的由盛转衰少获关注。2010年前后，媒体大都设有书评版面，也出现过书评的短暂繁荣，现在书评已多为商业推广的代名词。萧轶是为数不多不受营销影响，秉持自己旨趣，持续从事书评写作的作者，并曾主编过极具水准的“燕京书评”。
萧轶阅读广阔却非漫无边际，通过阅读回应自己的精神困惑。开篇谈到思想家居伊•德波，似是自道：“在青春年少之时，德波就下定决心，要过一种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冒险生活。”这种不合时宜，使他的文章有着内在的持续性，经受住时间的磨损，隔着些年份仍然耐看。“外省”在书中反复出现，这是萧轶身处的现实空间，也是精神状态。他对外省的态度随着自己的经历而变化，最初期待逃离身处的外省，进入京城后，发现“外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暧昧。
外省缺乏文化空间，更乏文化资本。如果对文化的名利场不在意，这些并非特别重要的问题。外省最大的困境是缺乏可以深入交流的友人，容易形成一套强大却自我循环的逻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孤陋寡闻不是因为“不学”，是因为“无友”。诸多民间哲学家致力于发明一套套无所不包的阐释体系，精神可嘉，思考的成果却是“永动机”。在外省，如果被周边的世界无视或排斥，会养成倨傲的性格；如果被周边的世界看重或追捧，又会满足于成为“地方名流”。但在京城，也会有成为“京城名流”的危险，更易让人满足而不自察。萧轶避开这两种诱惑，在阅读与写作中寻找精神的空间，网络缓解了“独学而无友”的困境，虽然有时文字不免有些火气，这火气又是一种未熄的热枕。
在京城的生活，使萧轶对外省与京城的同构和紧张看得更清晰。外省不仅是地理，也是观念：一种是自我封闭的外省意识，在外省可能会视野狭隘，进入京城期待融入主流，越是急于融入又越是狭隘，何况融入后也未必不狭隘，京城也可能是外省；另一种是不断内省的外省意识，无论身处外省还是京城，不对中心与边缘的两分有过多关注，安于精神的自足与对话就足矣，在意边缘也是在意中心。
如今，当同龄人忙着“内卷”（成功也未尝不是失败），萧轶跳了出来，在外省过着内省生活，看花看云，读书读世。这不是浪漫化的生活，是“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冒险生活”，需要付出并不亚于“内卷”的代价，却无任何可被想象的世俗的前景。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是绝处可能逢生的路，这本书就是绝处逢生的精神历程。
王晓渔
2023年春夏写于沪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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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安 | 致台灣讀者：中國的實質影響
编者按：為解讀中國經濟是如何急速崛起與目前正驟然衰落的軌跡，身兼作家、商業評論家與分析師的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將我們帶回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從鄧小平接掌政權，1979年開始全面推行經濟與社會的連串改革，施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政策，將瀕臨死亡的中國經濟向西方資金與技術敞開大門之時說起。楊思安在1985年初到北京，於當時中國文化部旗下外文出版社的《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中，出任「外國專家」一職。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相當貧窮和思想落後的國家，政府機關體制極其呆板，工作毫無章法而效率低下，行動處處受限，就連結婚和出門旅遊這種事情都需要上級書面許可。在親眼目睹社會層級分明，低下階層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後，她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徹底幻滅，進而意識到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不過是動物園裡的奇珍異獸，各種特殊待遇只是把他們當成會走路的錢包。後來與中國人結婚的楊思安，在中國生活與經商長達25年，親身經歷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各個狂飆時期。本書以每十年的發展為分水嶺，從轟轟烈烈的1980年代一直寫到當今的經濟低迷，以獨立調查人員的敏銳筆觸記錄當中具標誌性的事件並揭露種種弊端，如：開放初期外資的洶湧而入與各地淘金熱、中國一些著名私營企業的崛起與衰落、紅色資本與紅色精英如何以權勢搜括鉅額財富、各種離奇中式騙局、荒誕的房地產泡沫與中國特有的山寨奇觀等，各種亂象的犀利程度使人不寒而慄。在這本結合了深入觀察與精闢剖析中國現代經濟的《狂野之旅》中，見證這個國家如何由改革、崛起、腐敗到現今的衰竭，她追溯當中歷程並得出結論：所有曾經的承諾與變革，皆是幻象一場，中國正重返毛時代的貧困與孤立。共產中國只顧求生，虛與委蛇，西方卻深信不疑。隨著習近平崛起，資本主義實驗宣告終結。
《狂野之旅：外商在中國的25年，從錢進中國到排外閉鎖的經濟簡史》由2026年2月八旗文化出版，本文為作者給台灣版所做序言。出版社授權刊發。
自本書寫成以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於美國再興，這或許正是中國崛起的所有後果中，最舉足輕重的一個。
網際網路在二十一世紀初問世，特別是社群媒體的出現，讓全球評論家振奮不已，認為資訊的普及，有助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然而結果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共贏得了這場治理模式之戰，美國這個曾如此偉大的人權與民主堡壘，卻倒向了獨裁；政府直接干預私人企業的決策，就算是由政府直接投資私人或上市公司這種「社會主義式」的投資，也不過是塊號稱「攸關國家安全」的遮羞布。
要想理解此一轉向，關鍵在於中國的種種貿易與投資無不流露出侵略野心，而從中國湧出的資本海嘯，則是最主要的驅動力。這些資本形式多元，諸如將工廠移至中國的企業獲利；以美國債券形式向美國消費者提供的貸款；中國新富官員與消費者攜帶出境的現金；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各種管道。
中國的出口（及其必然結果，亦即川普的關稅政策）及中美的科技競賽，讓全球不敢掉以輕心，認為這是中國從一九七九年至二○○九年的那段資本主義狂飆時期，所引發的主要問題。對中貿易及在中投資，都出現巨大且動搖穩定的資本過剩，這些錢總得有個去處，之後發生在這些錢上的事情，就構成了當前的政治情勢。這些過剩的資金回流至西方經濟體，全球的治理模式因此改變；如同一九九○年代新通訊科技的發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進而粉碎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
一九四四年各國於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建立的戰後全球貿易體系，設計初衷是依照古典經濟學派的思想來分工：每個國家都應進口國內無法順利生產或資源稀少的商品，並出口自己最具有優勢的產品。因此厄瓜多向美國出口香蕉，美國則向這類小國出口工業成品；或是中國向幾內亞進口鐵礦，再對其出口農業機械；這樣的貿易關係聽起來再合理不過。
當年齊聚布列敦森林的老頭子們沒料到的是，中國有朝一日會與「企業」的比較利益合夥，而非「國家」，從而消弭了國界。自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各地政府與官僚全面動員努力替企業賺錢；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在國內的銷售金額，須等同其出口海外的規模，從而「平衡」銷售與美元外匯。
隨著中國透過出口累積的外匯存底愈來愈多，無論政府或富人，都極力想把這些錢移到安全的地點或轉換成可靠的資產；而所謂的安全可靠，就是要讓政府找不到，當然也包括中國政府。舉例來說，中國發展出「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簡稱VIE）制度，亦即將設立於英屬維京群島等離岸避稅天堂的企業，當作大量上市公司的投資載體，讓資金流入這些高度不透明的地區。據化名「深喉IPO」（Deep Throat IPO）的作者估算，自「改革開放」直至二○二○年，存放於避稅天堂的中國財富高達三十五兆美元。
中國之所以要爭相競逐先進半導體、鋰電池、人工智慧軟體等技術，原因與目的其實與出口如出一轍；儘管檯面上不斷強調大國崛起的那套說辭，但種種科技併購與國內研發，本質上與生產玩具鞋子的企業並無不同：都是為了出口擴張。中國最大的國家優勢，在於能迅速將技術規模生產，並傾銷全球，進而接管此技術在全球的市占率；至於太陽能發電或電動車電池等技術在中國國內的普及，不過是產能過剩的副作用，並非政策的核心。
綜觀中國漫長的進程中，曾有一段時間其出口所得回流投入房地產等國內資產，但不論經濟如何變化，出口及隨之而來的外匯存底始終不曾消停，即便到了中國內需疲軟的今時今日，出口都仍一路走強。二○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國公布的資料顯示，前十一個月的貿易順差突破一兆美元；代表就算經濟成長明顯趨緩，外匯仍比二○二四年增加至少八個百分點，央行外匯存底高達三兆美元。得利於長期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強勢貨幣實力足以躋身全球最大的資產買家，從土地到高科技新創都是其標的；中國靠著此套路在二○二四年賺進一兆美元，二○二五年有望再創新高。
一些原本只是出口光碟播放機與洗衣機的公司，也因投資讓外匯獲利大幅成長。中國現身國際股市，拉開二十一世紀的序幕，讓這場金錢遊戲徹底改頭換面。中國政府設立的壟斷型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簡稱CICC），也就是「中金公司」，可以從每一宗國營企業的公開募股中抽成，獲利驚人。私募股權基金也紛紛進場，一個新的私人資本階層隨之成形，現任與卸任官員無不為其鞍前馬後。這些企業的數千億美元前仆後繼流往避稅天堂，或是紐約、倫敦、雪梨、多倫多的房市。
外匯盈餘如何催生全球寡頭
川普、普丁、馬斯克、祖克柏等全球寡頭崛起的關鍵，在於出口與投資的外匯盈餘反覆循環，這同時也徹頭徹尾改變了國際體系。促成這股暗流的正是西方的兩大原罪：一來是一九九〇年代的大規模產業外移，西方國家未能攔截並讓企業獲利回流；再者是加密貨幣與各種私人數位支付系統出現後，資金流動的速度前所未有。
眾所周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