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品读医药风云
MAH制度：一场为创新护航的中国医药产业生产关系重构（三）
近两年来，MAH制度颗粒度持续细化，议题从“能不能委托生产”推进到“不同生产工序可否拆分委托给不同主体”，行业与监管讨论的焦点进一步聚焦生物制品分段生产上，这也是MAH制度深化演进的主线。
2024年10月，国家药监局印发《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抗体、ADC、GLP1、胰岛素等创新及临床急需生物制品纳入试点，试点至2026年12月31日。目前,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有序推进，国家药监局已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六省市，支持10家持有人共计15个创新药品种开展试点。
北海康成的注射用维拉苷酶β是代表性项目，原液由上海药明生物完成，制剂环节交由无锡药明生物生产，实现同一款生物药不同工序分地生产，并且完成全链条监管核查。
跨境持有、跨境生产的通道同样在稳步探索。2022年国家药监局发布《支持港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大湾区内地9市生产药品实施方案》；2023年，大湾区首个跨境生产药品落地投产，为“境外持有、境内生产”积累实操经验。
2026年5月，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其中一个标志性变化是监管逻辑从以生产经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MAH持有人为中心开展药品全链条管理。与制度迭代同步，监管理念从事后查处，升级为事前介入、全程护航。包括申报前提前介入辅导、重点品种一企一策、专班服务、跨省协同核查等新监管手段陆续落地。
MAH制度带来的确定性，也增强了跨国企业对华投入的信心。
2025年5月，罗氏宣布投资20.4亿元在上海张江建设生物制药生产基地。罗氏中国总裁表示：“分段化生产是全球制药企业的常规实践，中国的政策正在与全球不断接轨。新的政策试点允许我们把部分生产环节落地中国，而不需要把全部生产环节都搬过来。”
成为并立稳支柱性产业，离不开支柱性制度的托举。回望MAH制度从试点走向深度落地的改革路径，是一套持续自我迭代的制度和高速成长的医药产业互相成就。当中国从全球医药创新的跟随者，演进为全球创新的重要策源地，MAH制度带给行业的意义早已不止是“企业可以不用自建工厂”，而是赋予中国医药产业深度参与、重塑全球医药创新分工格局的制度型能力。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生物医药在国家战略定位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升档为“新兴支柱产业”，政策东风推动资本迅速涌入，创新在技术赛道的演进与迭代中，药企在不同商业模式的变换下，中国创新药生态也彻底“立”了起来，并深深地嵌入到全球医药创新体系中，完成从“跟跑”到“并跑”过渡，且向着“领跑”进发。
MAH制度：一场为创新护航的中国医药产业生产关系重构（二）
制度释放的红利，直观体现在产业数据之上。20082015年，国内批准国产1类创新药临床试验291个，获批上市国产1类创新药仅22个。自2016年MAH试点启动、后续全国落地之后，国产创新药上市数量实现成倍增长。20162023年，国内1类化学药品临床试验申请达2342个，获批上市国产创新药共计142个（按通用名统计），其中56个品种采用委托生产模式，占比接近40%。
MAH制度带来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新药数量增长。
大量创新药企选择“轻资产+委托生产”的运营模式，直接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生态蓬勃壮大。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生物药CDMO市场规模由2020年91亿元增长至2025年32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8.9%，预计2030年将达到880亿元。而产业生态的成熟，反过来进一步激活创新活力。
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当持证、生产、销售可以拆分给不同主体，药品权益不再绑定单一企业，变成了可以在企业之间、国境之间、研发不同阶段自由流转的资产。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达到1356.55亿美元，占全球交易规模约49%，首次超过美国，刷新历史记录。合作模式也从早期简单授权许可，拓展到NewCo、CoCo等深度绑定结构；中国药企在谈判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授权交易条款从“早期付款+里程碑”，升级到权益共享、共担临床投入、共建海外市场等新模式。
这一批复杂的深度合作能够落地，底层依托的就是MAH制度对权属的清晰界定：药品归属谁、谁作为持有人、谁受托生产、权益如何转让，都拥有了可落地的政策路径。
与此同时，MAH也为全球创新资源进入中国搭建制度通道。
2026年5月，正大天晴与GSK达成独家战略合作：GSK继续担任慢乙肝新药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正大天晴承接中国内地的进口、分销与商业化推广，成为跨国药企持有MAH、本土企业承接商业化的又一典型案例。
跨国药企安斯泰来则依托MAH框架下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把全球首个靶向佐妥昔单抗落地中国实践，采用原液境外生产、境内完成制剂生产的模式，破解产品在华供应瓶颈，提升了新药对国内患者的可及性。
MAH制度：一场为创新护航的中国医药产业生产关系重构（一）
一款新晋获批新药，研发、生产、销售，三大价值兑现环节，由不同公司主体完成，这在十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图景。而如今，这种专业化分工协同模式，在中国医药产业已经随处可见。
2026年初获批上市的埃诺格鲁肽注射液正是典型样本。该药品1月获批，先为达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南京美药星承担生产工作；上市一个月后，先为达将该产品中国大陆独家商业化权益授权给辉瑞中国，自身继续负责研发、注册、生产与供应全链条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受托生产的美药星，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这套资源优化配置、各主体各司其职，让中国创新药顺畅嵌入全球研发、生产、销售网络的底层政策基石，正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确立与落地实施。
过去十年，中国创新药实现跨越式发展，外界看到的更多是资本涌入、人才集聚与工程师红利，这些确实是创新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重要因素。而自2016年启动试点、最终写入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的MAH制度，才是真正让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让药品价值高效兑现的关键性制度基础。MAH制度的核心，是通过确立持有人对药品全生命周期承担主体责任，在此框架下，MAH可以自主选择药品在研发、生产、销售各环节的实现路径。对创新药行业最直接的改变在于：企业不再必须自建产能才能实现药品价值兑现，研发机构、科学家创业公司、跨国药企、CDMO，都可以站在自身最具备比较优势的位置参与价值链分工。
制度红利的直接效应是加快新药上市节奏。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是国内MAH制度首批试点品种，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崔昳昤在公开采访中提到：“MAH制度至少让呋喹替尼提前三年进入市场。”但其影响力远不止如此。
当然，MAH制度的时代价值，要从它所要解决的历史矛盾说起。
改革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捆绑管理。这套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伴随创新药研发模式迭代，旧有生产关系逐渐难以匹配创新生产力的现实需求。国内MAH领域的知名研究者，中国药科大学邵蓉对MAH的精髓作出了精辟总结：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医药产业资源、行政监管资源的双向优化配置。
在MAH制度落地之前，科研院所产出的研发成果，如果无力投资建设生产厂房，只能将技术一次性转让给药企，无法分享药品上市之后的长期商业收益。MAH制度塑造了新的可能性：科研院所、科学家创办的企业，既可以选择出让技术，也可以自己作为药品权益持有方，从根源上重塑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
想了解MAH制度是怎样为创新护航，重构中国医药产业生产关系的，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阿里健康大药房做对了什么？（下）
前端，阿里健康“找对人”挖掘增量的能力已经得到市场验证。达利雷生、鲁兹诺雷钠片的案例证明，平台大数据可以捕捉传统线下推广很难触达的细分患者需求，把用户特征转化为可落地的商业行动。
中端，阿里健康搭建了由医学、运营、营销人员组成的新药上市专属支持团队，打通内容策划、媒介投放、数据归因完整链路。药企可以清晰地评估投放转化效率、用户回流效果，为后续提升用药依从性打下基础。
后端，则通过组建近百人的慢病管理团队，搭配200名全职药师，为用户提供长期用药咨询、随访干预，改善整体用药依从性。此外，阿里健康还推出“关爱宝”服务，将一次性大额药费拆解为更友好的长期保障方案，降低用药门槛，提升患者持续用药的信心。
阿斯利康的达格列净（安达唐）是很好的实践案例。2025年10月该产品纳入国家集采，院内用药结构随之调整，但在阿里健康平台，2026年上半年安达唐销售额同比增速接近100%。背后既是集采后原研处方向院外续方溢出的行业大势，也是平台前、中、后端全链路闭环能力的直接体现。
平台披露的数据极具参考价值。接受过平台慢病管理服务的患者，用药时长较未接受服务人群提升幅度介于41%195%；即便是没有主动参与专项管理计划的存量用户，人均用药时长也实现9%的同比增长。
过去十年，医药电商的业务形态与服务内涵，由药企需求与技术迭代下的平台生态完善，双重力量共同塑造。
企业需求层面，集采常态化倒逼药企开始重视院外市场布局，心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规划，直至如今把新药首发、品牌建设、患者全周期管理托付给平台。药企对电商渠道的定位，已经从简单的销售通路，升级为驱动增长的重要赋能引擎。而技术迭代下平台生态的不断完善，则把行业的需求变成可落地的现实方案：从早期搜索货架式B2C卖药，进化到大数据人群洞察、内容效果归因，再到智能随访、供应链算法优化，技术不断拓宽平台能力边界。
可以看到，平台每一轮能力迭代，都是对药企渠道需求变化的主动回应，阿里健康所提出的500亿规模目标亦是如此。过去，是要让用户可以在线买到放心药；未来，要让放心药来到用户身边。
由此来看，500亿不只是一个营收数字，更是阿里健康十年沉淀的全链路闭环能力，在全域协同大趋势下规模化兑现的必然结果。它代表着一种差异化竞争力：让药企的线上增长，从充满不确定性的“碰运气”，变成一套可预判、可复现的完整方案。
阿里健康大药房做对了什么？（中）
据悉，阿里健康会为每一款在平台首发的新药制定针对性上市方案。2026年5月获批上市，6月于阿里健康全网首发的恒瑞医药的鲁兹诺雷钠片是另一个代表性案例。这款国产高选择性URAT1抑制剂，适应证为痛风伴高尿酸血症。数据显示，国内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约14%，痛风患病率3.2%，但整体规范治疗率偏低。
基于此现状，在新药首发之前，阿里健康已经通过科普内容、患者服务沉淀大量高意向潜在人群；首发阶段，平台在常规货架陈列之外，同步围绕靶点机制展开专业科普，帮助用户理解产品价值；上市之后，则依靠药师咨询、智能随访工具，引导患者规范用药。
一套有节奏的体系化打法落地后，鲁兹诺雷钠片上架3天即售罄，直接冲进平台痛风药品销量榜单前三。
两个案例共同说明，对于兼具消费属性与严肃医疗属性的创新药，放量增长不再完全依赖传统路径中的学术深度。渠道端可以在获批之前，就完成人群洞察、认知铺垫与供应链预演。过去两年，已经帮助多款新药从0做到数亿规模，新产品了成为平台最核心的增长引擎。仅2025年，阿里健康就携手海内外药企上线超百款新药，合作名单囊括诺和诺德、阿斯利康、辉瑞、拜耳、礼来、信达生物、翰森制药、先声药业、石药集团、齐鲁制药等一众头部企业。
新药线上首发案例的增多，本身就是已经形成的行业共识的外化，即医药电商平台在新药上市前，基于病种、症状完成脱敏数据，促成“患者找药、药品找人”的双向奔赴，已经成为药企实现增长可预期的关键抓手。
线上首发解决新药的短期爆发力，全链路运营才决定长期增长的确定性。
集采常态化、创新药审批提速、患者自主购药意愿持续走高，药企的商业化思考已经发生迭代：关注点不再局限于“有没有渠道”，而是转向增量从哪里来、效果能否归因、经验能否复用。把药品送到目标用户手边，同时实现患者“买得起、用得久、留得住”。
找对人、接得住、留得下，阿里健康大药房做对了什么？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阿里健康大药房做对了什么？（上）
有两组数据，放在10年前，是医药行业几乎难以想象的图景：
2025年，国内新药获批数量达到76个；而这些获批新药中，约八成会选择头部互联网医药电商平台完成线上首发。
过去，一款历经近十年研发审评才得以上市的创新药，商业化路径普遍选择以线下学术推广为起点，线上平台的角色以非处方药和保健品的补充渠道为主，创新药线上首发鲜有发生。
时移世易，国内药品终端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重构。
2025年，全国药品终端市场整体规模约2万亿元，同比小幅下滑1.4%，但创新药市场规模正在逐年扩大。从2025年上市药企的总体业绩情况来看，拥有商业化产品的创新药企及拥有上市创新药的传统药企，营收及利润普遍偏好。与此同时，医药电商赛道也在这一阶段快速崛起，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21.29亿元一路增至2025年的810亿元，七年复合增长率达57.6%。
这恰是中国医药创新生态在逐步完善中，药品终端市场应势而动，多元渠道协同发展，共建创新药商业化卓越路径的真实写照。
2026年9月16日，阿里健康大药房十周年庆典时提出，向着三年年营收突破500亿元规模目标迈进。在产业界看来，这绝非一个简单的GMV数字指标，而是阿里健康希望依托过去10年系统打造的全链路能力，回应药企在渠道建设中的三大核心诉求：增量可预期、供给可履约、患者可留存。
过去10年，电商平台的价值，已经从单纯“把药品卖出去”，升级为“将合适的患者、合适的药品、规范的疗程精准连接”。依托淘宝、支付宝超8亿用户池，以及每年活跃用户超3亿消费者的运营底盘，阿里健康大药房把药企的全渠道商业化卓越，正通过不断演进丰富的业务内涵，拆解为“找到人、讲清药、接得住、留得下”的整套确定性解决方案。
传统院内模式下，一款刚获批的创新药，从拿到上市批件到形成规模化处方，要历经漫长的医生学术教育与患者认知培育，往往以“年”为计算单位。而线上首发重构了商业化的时间逻辑：需求识别前置到药品获批之前，患者认知教育前置到处方产生之前，供应链筹备前置到正式上市首日之前。
先声药业引进的抗失眠创新药达利雷生，就是典型样本。作为双重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该产品选择在阿里健康平台全网首发。
全球新药，中国首发（四）
2024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首次从顶层设计明确：支持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参与创新药物早期研发，支持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促进全球药物在我国“同步研发、同步申报、同步审评、同步上市”。
2024年进博会期间，武田研发全球高级副总裁王璘透露，武田已将“亚太研发中心”更名为“研发中国及亚太中心”。更名背后，是中国市场权重与科技创新积累的实质性提升。
当年的展台上，有一款仍处于全球研发阶段的发作性睡病新药。两年后，2026年7月，这款选择性食欲素2型受体激动剂奥普雷顿片在中国获批，用于治疗1型发作性睡病。该药在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同步申报，在中国获突破性治疗认定并进入优先审评，最终由中国率先完成审批。彼时，美国仍处于优先审评、日本仍在审评之中。
此前，中国医药行业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国外已经上市的好药，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中国”，当跨国药企中国区的研发、注册负责人被问及这些问题时，他们通常的回应是，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医药市场，但审评审批的速度，很难让中国临床试验与全球开展同步。
而今天，无论是跨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全球创新药，还是中国实验室里走出来的原创新分子，都已经可以在中美日欧同步申报，乃至由中国率先“撞线”。有时情况还会发生逆转。
如今的情况是，中国等美国、欧洲的监管审批和患者入组，中国是审批快、入组快，而美国是审批快，入组慢，欧洲是审批慢，入组相对快。
从“排队”到“追赶”，从“同步”再到“首发”，中国药审改革改变的不只是审批一款药需要多少时间，更是中国在全球新药研发版图中的位置。
陈庚辉对两个时代的创业者有一句感慨：第一个适应证的12年里，他亲历的是改革启动的阵痛；第二个适应证的三年里，他享受到的是体系成熟的红利，“我们真的到了一个黄金的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创新药中国首发的从无到有。
全球新药，中国首发（三）
制度的“快车道”率先完成立法与定型。
2019年12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施行，优先审评审批写入法律；2020年7月，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正式建立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类加快上市程序，配套三套工作程序同期发布，“快车道”有了明确操作规则。叠加科创板为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打开融资窗口、医保谈判持续打通支付路径，中国创新药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但高速增长的泡沫也很快显现。2021年，中国登记药物临床试验3358项，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033项、同比增长38%；仅PD-1一个靶点就有84项试验，PD-L1、HER2、EGFR分别达68项、57项和53项，同质化突出。
监管端同样承压，时任CDE主任孔繁圃曾坦言，突破性治疗品种要求审评部门更早、更深入地介入研发，沟通交流工作量大幅增加，审评资源已“非常饱和”；更棘手的是，真正的创新药往往全球尚无先例，无论研发者还是审评人员，都“几乎没有经验可借鉴”。
跨国药企面对的则是另一道题：如何让中国不只更早参与全球研发，而是在项目启动之初就进入方案设计、证据生成和开发决策。
2021年，阿斯利康全球临床药理团队的研究指出，中国药品监管技术原则已与美欧高度接近，但全球同步开发仍绕不开种族敏感性，中国人群数据何时获取、多少才够、其他亚洲人群数据能否支持中国注册，都必须在研发早期考量。
换言之，障碍已不再只是审批速度：种族差异的裁量、早期安全性的判断、临床中心能否卡准全球启动窗口、监管沟通能否抢在总部决策前敲定，任何一环脱节，都可能让中国再次掉队。
改革的关键词，随之从单纯“压缩时限”转向“流程前移”。
2023年3月，CDE发布《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审评工作规范（试行）》，将“早期介入、研审联动、滚动提交”制度化：对突破性治疗药物及符合条件的儿童药、罕见病药，审评不再等完整上市申请递交后才介入，而是把沟通和技术审评嵌入研发过程。
效果很快显现。
2023年10月，辉瑞利特昔替尼在华获批，实现境内外同步研发、同步上市：该
全球新药，中国首发（二）
整个“十二五”期间，获批生产的1类创新药只有15个，与此同时，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庞大市场与原创供给之间，隔着一道天堑。
彼时的困局近乎无解：药品注册申请积压约2.2万件，而承担技术审评的人员只有约200人。向前一步，用更高标准消化历史积压，审评体系可能更不堪重负；向后一步，为速度降低门槛，又会重回低水平重复的旧轨道。
面对两万余件积压，与其让有限的审评力量逐件清理历史包袱，不如按更高质量要求重新起步。
改革闸门落下，制度活水随之而来，环环相扣。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解决积压、提高仿制药质量、鼓励创新、加快临床急需药审评首次被放进一套系统性框架；之后，新药临床试验由分期申报、分期审批改为一次性批准，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由审批改为备案，在美欧同步申请并获准临床的新药打开加快审评通道；优先审评审批机制正式建立，有限的审评资源由“先来后到”转向临床价值排序；开展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1类创新药不再只是“中国没有”，而必须是“境内外均未上市”，同期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启动——中国药品注册的参照系，从“中国新”升级为对标全球的“全球新”。
这场变革重构的不只是监管体系，更是整个行业的创新逻辑与资本逻辑。
改革之前，新药研发、临床评价乃至创新资产流转都缺乏清晰的制度出口；当MAH、ICH等制度陆续打通，资本评价创新的标尺也随之改变，从更看重渠道和商业化能力，转向关注靶点原创性、临床差异化和全球竞争力。
2017年，中国加入ICH，2018年成为管理委员会成员，药品研发和审评标准与国际体系真正接轨；同年7月，《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落地，符合要求的境外临床数据可直接用于中国注册。同月，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改为60个工作日默示许可；2019年，中国实施ICH E17《国际多区域临床试验计划与设计的一般原则》，可通过国际多中心试验同步纳入中国患者，科学判断桥接试验的必要性与深度；2020年，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将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条加速路径制度化。
中国对药品监管体系的政策优化，不仅让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迅速向创新药打开，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正在改变跨国药企过去以美欧为中心的全球临床开发路径，尤其是临床试验审批时限压缩至60个工作日后，中国开始具备加入全球Ⅱ期、Ⅲ期临床试验的现实条件。
这正是2017—2020年完成的历史任务：药审改革把“新药上市长期滞后”从一个结构性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持续缩小的时间差。
全球新药，中国首发（一）
2007年11月17日，本维莫德发明人陈庚辉，背着一摞半人高的纸质申报资料，从上海飞到深圳，盖上公司公章，再转赴广州，向当时的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了一份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那套全国统一的电子申报系统，他在上海预演时甚至没能填完第一页：软件强制要求填写中文通用名和英文名，而他手里的这个药，当时只有一个实验室代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具有仿制药时代特色的系统。
这个差点“报不上户口”的药是本维莫德。它是一种从土壤线虫共生细菌的代谢产物中发现的小分子，作用于芳香烃受体这条此前无人成药的通路。
此后的故事，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临床试验申请要开几十位专家参加的评审会，全套申报资料齐备程度几乎与上市申请无异；临床分期申报、分期审批，一期走完再报一期；现场核查由三个省局分头组织，监管部门也在同步探索符合创新药规律的核查标准。
本维莫德的第一个适应证——轻中度寻常型银屑病，直到2019年5月31日才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批上市。从2007年递交临床试验申请算起，历时12年。
十五年后，同一个分子，第二个适应证，却是另一种节奏。
2021年底，陈庚辉启动本维莫德在特应性皮炎上的开发。2022年11月，团队就临床方案与药审中心（CDE）召开沟通会；2023年2月，上市申请前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4月即拿到许可。从受理到许可，约两个月。2024年1月，该适应证上市申请以儿童药身份纳入优先审评；2024年11月，该产品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2岁及以上轻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特应性皮炎适应证的芳香烃受体调节剂。新适应证从开发到获批，只用了三年。
12年与3年，落差落在同一个分子上，不是孤例，也不是偶然，而是中国药品审评审批体系在十年间被彻底重构之后，落到一款具体药物上的时差。
在陈庚辉看来，这种时差背后是制度的演进。做第一个适应证时，他亲历了改革启动之初的制度磨合与流程构建；做第二个适应证时，他发现对面坐的审评人员“非常自信、非常专业”，基于对科学数据的严谨研判，果断支持了一个国际上尚无先例的临床方案。专业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2026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揭榜（四）
20强只有20个位置。新面孔不断进入，就意味着旧有格局一定会被打破。
中药可能是2026年变化最明显的板块。2024年，华润三九第一次登顶，济川药业、同仁堂、太极集团、达仁堂、东阿阿胶等同时进入榜单，20强中一度出现6家中药企业，创下近年来的新高。
2025年，中药行业陷入下行周期，20强中的中药公司席位“惨遭”砍半。到了2026年，只剩云南白药，并且是卡线的第20名。
短短两年，从6席到1席。这种变化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中药不行了”，因为竞争力20强评价的并不是单一年度利润，也不是某一个赛道的景气指数。企业之间最终比较的是包括经营、研发、资本市场、管理以及资源能力在内的综合竞争力。也正因如此，榜单中的企业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反差。
位于第20名的云南白药，2025年营业收入达411.87亿元，归母净利润达到51.53亿元。另一边，艾力斯收入51.87亿元、诺诚健华2025年收入23.75亿元，却分别排在第11和第12。无论收入还是盈利规模，云南白药都远高于年轻的创新药企们。但规模的大小并不与企业的“竞争力”画等号，还需要参考增长、研发、市值变化以及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2025年，诺诚健华收入增长超过一倍；艾力斯收入从2024年的35.58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1.87亿元；榜首的百济神州则保持40%以上的增长……成熟企业的优势在于已经拥有的规模，而一批新进入者的优势，则在于正在快速增加的价值。
如果把时间轴再稍微拉长一些，这种变化会更加明显。从2009年首届竞争力20强榜单发布至今，恒瑞医药累计17次进入20强，云南白药16次，石药集团15次，中国生物制药13次。它们几乎构成了竞争力20强历史上最稳定的一批企业。
2026年，这些传统豪强的“老面孔”并没有消失，但所处的位次已经明显分化。曾经超过10次入榜的多家传统大Pharma，则已经不在今年的20强中。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失去了竞争力。恰恰相反，能够十余次进入一张跨越18年的榜单，本身已经证明了它们穿越周期的能力。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稳定的竞争力与当下的领先竞争力正在分化。
如果把时间倒回五年前，评价一家大型医药企业的竞争优势还往往建立在几个非常稳定的基础之上：大品种、强渠道、规模收入、持续盈利、品牌以及成熟的销售体系。不可否认这些能力放到今天的产业依然重要，但如果仅仅拥有这些，已经越来越难保证一家企业长期停留在20强前列。
20强从来没有永远的“铁王座”。十八年前，第一届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的榜首是云南白药。此后的榜首名单里，出现过恒瑞医药、石药集团、迈瑞医疗，也出现过上海医药和华润三九。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段里，中国医药产业最被看重的一种能力。
2026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揭榜（三）
除了创新力量的崛起之外，另一股力量也高调回归。第6名药明生物、第7名药明康德、第17名康龙化成——2026年的20强中，再次同时出现了3家医疗服务企业。这很容易让人想起2023年。彼时，凯莱英、药明康德、博腾股份三家CXO企业集体进入前十，“CXO凶猛”一度成为当年榜单最鲜明的标签之一。
但这种景象很快发生变化。到了2024年，20强中的医疗服务企业只剩药明康德。CXO从过去几年资本市场最受追捧的赛道之一迅速进入调整期，2025年更是无一CXO上榜，昔日躺赢的卖水人开始大浪淘沙。
蛰伏两年，2026年，它们又回来了。
2025年，药明康德实现营业收入454.6亿元，同比增长15.8%；其中持续经营业务收入434.2亿元，同比增长21.4%。截至2025年底，其持续经营业务在手订单达到580亿元，同比增长28.8%。
药明生物的修复同样明显。2025年公司收入达到218亿元，同比增长16.7%；净利润同比增长45.3%。更值得关注的是订单：截至2025年底，药明生物未完成订单总额达到237亿美元，三年内未完成订单达到45亿美元；全年新增综合项目209个，创下新高。
首次进入20强的康龙化成，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140.95亿元，同比增长14.82%；扣非归母净利润15.38亿元，同比增长38.85%。从业务结构看，其实验室服务、CMC、临床研究以及大分子和细胞与基因治疗服务仍然覆盖药物研发的多个环节。
从2023年的高景气，到2024与2025年的集体退潮，再到2026年重新出现3家医疗服务企业，CXO在竞争力20强中的席位变化，几乎同步记录了这个行业过去几年的周期。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商业公司也重新进入榜单核心位置。
京东健康第一次上榜，排名第三；阿里健康同样第一次入榜，进入TOP10。
翻看过往的榜单，商业公司进入竞争力20强的头部序列并非第一次。
2023年，上海医药曾成为榜单创立15年来首家登顶的商业公司，华润医药
2026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揭榜（二）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创新药企最先被认可的是管线布局和研发能力，但研发持续烧钱，新药上市后面对医保、准入与市场竞争，海外商业化更是一道门槛。因此，创新药企在企业综合竞争力的PK中并不占优。
当康方生物在2024年首次进入竞争力20强，并且成为榜单历史上首家创新药企时，我们讨论问题更多是：为什么是康方？
两年之后，首次上榜的创新药企包括百济神州、信达生物、诺诚健华和荣昌生物，再加上连续第二年上榜的艾力斯，创新药企已经从20强中的“新生力量”，变成一支无法忽视的主力军。数家创新药企一起涌入竞争力20强，最值得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为什么某家公司进榜了，而是“为什么一下出现了这么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的共同变化已经不只是有优质的研发管线。
信达生物2025年收入达到130亿元，同比增长38.4%，其中产品收入119亿元，同比增长44.6%，并首次实现全年盈利。从2019年第一个产品实现商业化，到收入突破百亿元，信达用了7年。
诺诚健华同样在2025年第一次实现全年盈利。全年收入23.7亿元，同比增长135.3%，净利润6.4亿元；其中药品收入14.4亿元，同比增长43.4%。与此同时，诺诚健华先后与两家生物科技公司达成国际合作，涉及4款资产，潜在总交易额约25亿美元。其中，围绕奥布替尼等资产达成的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20亿美元。
荣昌生物2025年收入则达到32.51亿元，相比2024年的17.17亿元大幅增长，并实现扭亏。从百济到信达、诺诚健华、荣昌，过去评价创新药企时最常出现的“管线数量”“临床进展”“研发投入”，正在被营收、商业化、BD、现金流乃至盈利能力补充。创新药企开始拥有与成熟pharma同台竞争综合实力的条件。另一端，传统大型Pharma也不甘示弱地亮剑自己的创新实力，并通过创新完成重构。
翰森制药连续第二年位居榜单次席，2025年收入达到150.28亿元，同比增长22.6%；其中创新药与合作产品收入123.54亿元，同比增长30.4%，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82.2%。与此同时，研发开支达到33.58亿元，同比增长24.3%。创新对翰森而言，已经不是转型方向，而成为收入的绝对主体。
排名第四的三生制药则展示了创新药另一种价值兑现方式。
2025年，三生制药实现收入177亿元，同比增长94.3%，归母净利润84.8亿元，同比增长305.8%。其中最受产业关注的变化，是其自主研发PD-1/VEGF双抗产品与辉瑞达成全球合作，三生制药将获得12.5亿美元首付款，潜在交易总额超过60亿美元。
2026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揭榜（一）
如果只看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榜单的头把交椅，已经足够让人意外。
百济神州第一次上榜，就直接站到了榜首。同样首次入榜的京东健康就冲到了第三；另外两家首次入榜企业信达生物、阿里健康，也杀入TOP10，分别占据第九、第十。
把视线继续向后移，新面孔还在增加：诺诚健华第12、荣昌生物第14、康龙化成第17。这意味着，2026年的20强席位中，有7张新面孔。而这样的“大换血”在既往17届榜单中并不常见。更值得关注的是，新面孔们也来自不同赛道：
· 百济、信达、诺诚健华、荣昌代表的是已经逐渐走过研发投入期、进入商业化与全球价值兑现的创新药企；
· 京东健康、阿里健康代表的是已经深度进入医药产业链的互联网医疗平台；
· 康龙化成则让医疗服务企业在药明系之外，再添一席。
有人大步前进，自然也有人暂时离场。两年前，2024年的竞争力20强中一度出现6家中药企业，华润三九更是成为榜单历史上首家登顶的中药企业。仅仅两年后，2026年的20强里，中药企业只剩下排名第20的云南白药。
另一个变化是，曾经长期出现在榜单中的众多熟悉面孔，也都没有出现在今年的20强中。进退之间，2026年的竞争力20强呈现出一种过去几年并不多见的结构变化。
2026年的竞争力20强，最明显的变化首先来自创新药。制药企业依然占据绝对主力，只是他们的出身和发展路径并不相同，有的是从仿制药时代一路转型而来的大型Pharma，也有港股18A和科创板时代成长起来的Biotech。但一个共同点已经越来越清晰：创新药几乎已经成为绕不开的核心竞争力。
在过去17届的竞争力20强榜单中，百济从未上榜。2026年第一次出现，就拿下头名。支撑这一变化的已经不只是研发能力。
2025年，百济神州实现营业收入382.25亿元，同比增长40.46%；净利润14.61亿元，实现年度盈利；研发费用仍然高达155.08亿元。相比之下，2024年公司营收为272.14亿元，彼时归母净利润仍为亏损状态。
AI制药的下一程，杭州为什么已经坐在牌桌上？（下）
杭州有潜力成为那个最有潜力的“入口”。
当AI药物研发从“湿实验试错”开始探索“基于大模型的可预测计算工程”，算力就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力底座。
算力方面，截至2026年4月，杭州全市总智算规模达56百亿亿次/秒，位居全国第二；市级财政年度安排2.5亿元算力券，对中小企业采购智能算力按合同额最高30%补贴；布局在浙江杭州的国家级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已储备算力30百亿亿次/秒，具备1.5万P的统一调度能力。
算法与数据方面，杭州有DeepSeek、通义千问两张国产大模型底牌；AI医疗中试基地，围绕“1+5+6+N”架构建设，已汇聚各类健康医疗数据400亿条、高质量数据集28个，并推出“要算力给算力、要数据给数据、要场景给场景、要资金给资金、要服务给服务”的“五要五给”集成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杭州市生物样本库于2025年4月建成，建筑面积3520平方米，保藏能力达200万份。首批已吸引80余家合作单位，涵盖北京生物样本库、西湖大学、良渚实验室、华东医药等头部机构，签约落地共建类器官疾病模型库等十余项重点合作项目。
更关键的是数据流通机制的破冰：杭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医疗数据“参数集”的场内交易模式，2026年5月28日已有两款医疗数据产品完成交易；同时落地“三证协同登记”服务，让数据资产实现“一次申请、三证同审、同步公示、分别发证”。
临床验证是AI制药闭环里最难的一环，也是杭州最被低估的一张底牌。
AI医疗中试基地整合了16家高水平研究型医院，让AI发现的分子，可以快速从干实验过渡到湿试验，将靶点验证和临床验证的链条贯通起来。
目前，杭州钱塘·中国医药港集聚18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全球前十药企中有7家在此落户。以此产业侧创新集群为依托，钱塘区与浙江大学共建的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已与17家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累计攻克企业技术难题200余项，布局1类创新药研发项目19项，获得1类新药临床试验批件8项，其中两个品种已进入Ⅰ/Ⅱ期临床试验阶段。
一条从AI靶点发现、靶点验证再到临床验证的生态闭环雏形已经显现。此外，杭州常态化发布“机会清单”与“能力清单”，并由专职的“和达数智”公司挖场景、促对接、跟落地——这种“把场景当资源来经营”的打法，在全国都算罕见。
药物创新研发，曾是一门靠运气与耐心的手艺。现在，在AI工具的加持下，它正有望变成一道可以被工程化求解
AI制药的下一程，杭州为什么已经坐在牌桌上？（上）
2026年8月，旧金山。全球估值最高的AI公司之一安特罗匹克把一篇技术报告挂上官网，配了张示意图：一个通用大语言模型，坐在既有蛋白设计工具的“驾驶位”上，自主完成靶点选择、骨架挑选和多轮优化。
这场持续24至48小时的自主设计战役结果令人侧目：针对16个蛋白靶点共生成1440个从头设计的结合剂，最终1320个设计由两家独立CRO盲测验证，其中354个被确认结合目标，整体命中率约27%，是行业典型基线（10%–15%）的两倍以上。
同一月，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英矽智能交出上市后首份中报：上半年收入超1亿美元，同比增长287%，首次实现半年度盈利；其核心管线、由AI发现靶点并设计分子的肺纤维化药物，已于今年7月在中国启动三期临床。
公司管理层在财报会上表示，AI制药真正的拐点，要等第一款AI设计的药物在三期里跑赢；若进展顺利，2029年可读出关键数据。一边是“造分子”的效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翻倍，一边是“成药”的最后一公里依旧卡在临床试验。这恰恰是2026年AI制药最真实的剖面：前半程的竞赛接近尘埃落定，后半程的竞赛刚刚发枪。
如果把过去五年的第一代AI制药比作一场淘金热，绝大多数玩家手里拿的，是一把越来越快的“铲子”。化学模型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要在已知靶点上，更快地挖出可专利的分子。但行业逐渐意识到，这条路径本身需要进化，底层原因在于，人类已研究的基因超过两万，但目前已经获批药物所针对的靶点，全球不过600多个。实践中积累的洞见推动行业从“化学模型” 到“生物学模型”的认知发生跃迁。
通俗而言，前者帮人挖得快，后者告诉人该在哪儿挖，它要求AI回到疾病本身，去理解肿瘤微环境、免疫耐受、靶点背后的因果，而不是把人类的已知先验用机器再算一遍。
这意味着，AI制药的破局点，正从“效率竞争”转向“疾病认知革命”。这场认知革命，正在全球同步发生，但打法截然不同。美国握着底层算力和基础模型的牌。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实验之所以震撼，不在于它造出了某个药，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个“通用推理模型+既有工具链”的智能体架构，可以端到端地跑完蛋白设计全流程：算力、算法、自动化，第一次被压进了一个可复制的智能体里。
中国目前则把优势压在“工程化交付”和“临床资源”上。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AI制药融资32笔、67.54亿元，同比增长130.5%。位于杭州的德睿智药，将一款口服GLP-1从PCC推进至III期仅用4.5年，公开报道显示累计研发投入控制在2300万美元；德适科技的医学影像大模型，在2026年5月拿到全球首张大模型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暴利”时代彻底终结！血制品企业如何自救？（三）
即使利润大幅下滑，血制品龙头们也并没有停下扩浆的脚步。
2026年上半年，华兰生物采浆量同比增长16.55%，派林生物增长9.4%，上海莱士增长9.6%，博雅生物增长7.2%。博雅甚至明确提出，希望整体采浆增速继续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市场供需关系变了，不代表血浆的资源属性消失了。截至2025年底，天坛生物、泰邦生物、上海莱士、华兰生物、派林生物、远大蜀阳六家企业的采浆量已经占到国内采浆总量约80%。浆站审批、浆源覆盖和长期积累形成的采浆网络，仍然是这个行业最难复制的资产。
摆在血制品企业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降低采浆量，而是同样量的血浆，怎么做出更多价值，也就是提高“吨浆产值”。
这是围绕在血制品行业过去几年不断增加产品品种的直接动力。
国内血制品市场长期高度依赖白蛋白和静丙，而一份血浆能够分离的并不只有这两类产品。凝血因子、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以及其他高附加值品种越丰富，同一份原料血浆就能被利用得越充分。
到了2026年，这条产品升级路线还在继续，但方向已经比简单“增加品种”更具体。
今年6月，天坛生物旗下成都蓉生的20%皮下注射人免疫球蛋白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的同类产品。
相比传统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皮下注射的意义不只是换一种剂型。对于需要长期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的患者，它有机会把一部分治疗场景从医院静脉输注转向更加灵活的皮下给药场景。
这也对应了当下血制品行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当传统院内市场越来越受到支付和使用管理约束，能不能找到新的使用场景，本身就决定了产品还有多少增长空间。
天坛生物同时已经获得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上市许可，并继续推进后续适应证开发。
华兰生物今年也迎来10%新工艺静丙获批，人凝血因子IX已完成上市前沟通，皮下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正在推进临床前工作。
“暴利”时代彻底终结！血制品企业如何自救？（二）
一方面，疫情期间被快速放大的静丙需求降温；另一方面，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医保控费和合理用药管理持续推进，医院对治疗成本和药品使用合理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白蛋白、静丙等血制品用量大、金额高，院内使用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派林生物在半年报中将集采扩围、DRG/DIP改革、医保控费、药品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等列为上半年市场需求景气度下降的原因。博雅生物此前接受投资者调研时也提到，自2024年下半年开始，国内血液制品市场已经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供需两端的变化自然而然传到了渠道和价格。
终端对产品的消化速度放慢，经销商库存周转随之承压。上海莱士在2026年半年报中就将“渠道库存主动调整”列为上半年收入和利润下降的原因之一。
再进一步传导，便是价格。
天坛生物披露，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受医保控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因素影响，行业竞争加剧，血液制品销售价格开始下降，公司于2025年对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2026年上半年延续2025年四季度价格水平。
集采也在继续压低价格空间。
以人血白蛋白为例，卫光生物在定增问询回复中披露，广东联盟10g规格其他企业产品平均中标价格由2022年的401.40元下降至2025年接续采购的379.13元；京津冀“3+N”联盟同规格平均价格则由394.72元下降至381.76元。
血制品的降幅虽然比不上化药集采式的“断崖”，但对血制品而言，更严峻的问题在于，销售价格下降的同时，成本却反而在攀升。
血浆是血制品生产中最核心的成本。随着浆站扩张和企业争夺浆源，献浆员招募、营养费以及浆站运营等支出都很难压缩。华兰生物就在半年报中提到，原料血浆成本占生产成本比例较高，随着献浆员营养费不断提高，血浆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一端是产品价格下行，另一端是原料成本仍处在高位。华兰生物上半年血液制品收入下降12.30%，成本仅下降1.91%；博雅生物白蛋白收入下降13.84%，成本反而增长17.62%。收入和成本之间
“暴利”时代彻底终结！血制品企业如何自救？（一）
血制品行业，又迎来了一个“难看”的财报季。
2026年上半年，国内主要血制品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遭遇利润大幅下滑：天坛生物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52.75%，派林生物下降64.25%，卫光生物下降58.77%，博雅生物更是下降77.28%；上海莱士和华兰生物相对较好，但净利润也分别下降35.80%和25.69%。
但如果看另一组数据，这个行业似乎又不该如此悲观。
天坛生物上半年采浆1453吨，同比增长6.8%；派林生物采浆845吨，同比增长9.4%，再创历史新高；卫光生物累计采浆约316吨，同比增长8.34%。华兰生物、上海莱士、博雅生物的采浆量同样保持增长。
一边是不断增加的血浆采浆量，一边是大幅缩水的利润，这在“得血浆者得天下”的血制品行业显得反常。
血液制品的核心原料人血浆无法人工制造，我国又对单采血浆站实施严格的准入和管理，谁拥有更多浆站、采到更多血浆，谁就拥有更多可以加工成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的原料，也就拥有更大的收入和利润空间。
浆站数量、采浆量，也因此长期是衡量一家血制品企业竞争力最直接的指标，“得浆者得天下”几乎贯穿了行业扩张的全过程。
但如今，把持着行业采浆量半数以上的巨头们的财报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血浆依然重要，但那套延续多年的增长方式，已经遇到了大问题。
半年报里最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收入下降，而是利润下降得远比收入快。
天坛生物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16.56%，归母净利润下降52.75%；派林生物营收下降15.88%，净利润下降64.25%；卫光生物营收下降13.33%，净利润下降58.77%。
收入少了一成多，利润却跌去一半甚至更多。
信达200亿营收兑现倒计时（三）
如果说合作模式的升级，是信达全球化不断长出的“肌肉”，那么真正撑起这场转型的“骨架”，仍然是产品力。目前，PD-1/白细胞介素-2双抗IBI363已经进入全球多中心III期；IBI343将由武田基于概念验证数据推进全球Ⅲ期；IBI324已在头对头研究中展现出相较法瑞西单抗的差异化优势，其全球多中心Ⅲ期研究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启动。据悉，三条核心后期管线对应的潜在市场空间合计超过600亿美元。
此外，在肿瘤端已启动两项Ⅲ期临床，三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IBI3003也已在中国进入注册性开发；三款新一代ADC则陆续进入剂量优化和概念验证阶段。综合管线中，口服GLP-1药物IBI3032正在开展中美Ⅰ期研究。
按照现有规划，到2030年，信达将推动5个核心分子进入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并推动创新产品在美国、欧洲等核心市场上市。
借船出海可以快一时，但驶向大洋深处，必须拥有自主掌控的“主力船队”。目前，信达已在美国组建超百人的本土化专业团队，重点布局临床运营、医学等职能。一方面，这支团队要深度参与5个共同开发项目；另一方面，信达还保留了8-10个临床或即将进入临床的分子进行全球自主开发。其思路是延续公司早期在中国形成的In-house开发模式，减少对外部CRO的依赖，并随着更多自主主导的全球多中心临床启动继续扩充团队。
此外，信达还将在重点海外市场逐步补齐商业化与供应链能力，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的本土化运营体系。
而复制“信达速度”，从来不是简单地把国内临床搬到海外做快，而是将“快速决策、资源聚焦、极致执行”这套已被中国市场验证的能力，深嵌进更复杂的全球监管与临床网络中。
在这套打法落地的背后，是其清晰的自我造血与长远收益路径：短期内，国内稳固的产品矩阵与现金流持续反哺全球研发；长远来看，随着核心管线跨过临床后期、海外团队体系成熟，海外市场的角色也将完成从成本端向价值兑现端的战略翻转。
正如俞德超在业绩沟通会上所言，公司的终极目标，是成长为“具备全价值链独立 端到端 运营能力的真正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
信达200亿营收兑现倒计时（二）
由此，信达200亿的营收目标已形成扎实支撑：肿瘤业务筑牢基本盘，新品持续贡献增量，成熟商业化体系将产品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收。
信达2025年实现全年盈利后，2026年上半年又延续高增长。曾经的远期200亿目标，正加速从蓝图愿景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在研发端，信达也在完成理念迭代，从追逐FIC、BIC，升级到 BID”。评价一个分子，不再局限于单一靶点，而是置于整体疾病治疗格局之下，综合考量疗效、安全性、生产成本乃至给药便捷性，从“做出优质分子”升级为“找寻疾病领域的最优治疗方案”。目前，已双双迈入全球Ⅲ期临床的IBI363与IBI343，正是这套筛选逻辑下诞生的代表性管线。
· IBI363为PD-1/白细胞介素-2双特异性抗体。在其研发阶段，信达布局过PDL1、CD47等多条方向，最终锁定潜力更高的白细胞介素-2靶点，设计构建差异化优势。
· IBI343则经历了更典型的“多路线筛选”：围绕同一靶点，信达曾同时布局单抗、T细胞衔接器、CAR-T和ADC，最终将资源聚焦于ADC。2026年6月，IBI343胃癌适应证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成为全球首款进入新药上市申请阶段的同类产品。
从海量机制和技术路线中筛到最后两个全球Ⅲ期分子，信达的BID策略“含金量”一目了然：以前瞻判断力锁定高价值赛道，以极致执行力集中攻坚，精准筛除同质化伪创新，让每一份资源都投向有望改写临床治疗格局的分子。
造血有方，落地有声。信达这套在中国市场验证的“说到做到”方法论，也即将奔赴全球竞技场。
回看过去15年，信达的发展轨迹清晰印刻着三次蜕变：第一次，从研发型Biotech走向商业化，建立自主商业化能力；第二次，从持续投入走向全年盈利，跑通自我造血闭环；而从2025年到2030年，国际化正式成为第三次转型的主线。
前两次转型，信达验证了本土化的创新与落地能力；而本轮全球化转型，考验的是更复杂的硬实力：能否把在中国本土淬炼出的研发、临床与商业化效率，丝滑复刻到全球开发体系中，在国际舞台展现“信达速度”。
过去，中国创新药出海更多依赖产品授
信达200亿营收兑现倒计时（一）
2022年，当信达生物提出“2027年国内产品收入达到200亿元”时，不少行业观察者仍将其视作一份颇具野心的远期蓝图，而到了2026上半年，信达实现总收入86.18亿元，同比增长44.8%；其中产品收入82.01亿元，同比增长56.7%，已经把目标推到临门一脚的位置。代谢、眼科、自免新品接力爆发，肿瘤底盘韧性不减，中期业绩交出双重答卷：
· 商业化方面，产品组合扩容至20款，其中13款纳入医保，慢病领域成功推出多款旗舰产品，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 国际化方面，过去十个月接连与武田、礼来、辉瑞等达成合作，总金额达到340亿美元，三条核心后期管线进入全球多中心Ⅲ期开发。
恰逢信达生物成立15周年，公司在此次中期业绩中进一步更新2030年发展目标：总营收将达到约350亿-400亿元，至少5条管线进入全球多中心Ⅲ期研究，并推动创新产品登陆美国、欧洲等核心市场。
信达生物制药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俞德超在2026年中期业绩沟通会上表示，未来5-10年，信达将从中国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迈向全球一流生物制药公司。
其实，信达能够实现高速、高质量的增长，依托于自成立以来自主搭建的独特战略规划和执行体系。
过去几年，困扰中国创新药企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敏锐捕捉时代机遇，快速响应变化，把转瞬即逝的窗口期转化为自身发展的确定性。
对此，信达逐渐形成了一套强调战略前置、敢于取舍的管理机制：看未来十年，定三年目标，拆一年KPI。每半年到一年，信达都会进行一次强制性的优先级梳理，持续做减法。
目标落定后，管线与资源也会同步重排，哪些加速推进、哪些重点聚焦、哪些果断止损，全部遵循统一逻辑。这份前瞻的战略定力搭配极致的执行力，正是信达抵抗行业周期的底层支撑。
这套方法论的成色，也已经过产品与经营业绩检验。
2026年上半年，信达产品收入达到82.01亿元，同比增长56.7%，几乎相当于公司2024年全年收入，牢牢稳住业务基本盘。其中，核心大单品
老药企”挣扎500天濒临退市？（下）
在这家企业深陷泥潭的同时，一张颇具想象力的技术牌，也正握在香雪手中。
要理解香雪为何走到今天，需要先回顾它走过的那条路。
2010年登陆创业板后，香雪经营业绩一度稳步增长，有息借款几乎为零，2015年市值触及200亿元高峰，与以岭药业并称"北以岭，南香雪"，是岭南中药当之无愧的标杆。
巅峰，也是拐点。此后十年，香雪走上了一条激进的多元化扩张之路。
据统计，上市以来香雪共实施50起并购，耗资57亿元，先后设立60多家子公司，业务版图横跨保健品、软饮料、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
然而这场急功近利的扩张未能形成协同效应，反而催生了大量资产纠纷，资金链绷紧，债务高企，最终不得不变卖资产、收缩业务。
从业绩来看，过去五年香雪营收持续下滑、亏损持续扩大。
2025年，公司全年营收15.95亿元，同比下降14.16%；归母净利润亏损13.92亿元，创上市以来最大亏损纪录；连续五年累计亏损已超30亿元。
颇具戏剧意味的是，在这家企业尚未跑通当下生存逻辑的同时，它却试图跨步抢占下一个时代的制高点。
目前，香雪大力布局TCR-T细胞疗法，旗下有我国首个获得IND批件的TCR-T产品，并被CDE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
TCR-T被视为继CAR-T之后下一代细胞免疫治疗的重要方向，具有攻克实体瘤的潜力，若成功商业化，市场空间可观。但问题在于：创新药的研发需要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主业萎缩、债务压顶、重整停滞的当下，香雪能否撑到该产品获批上市的那一刻，仍是未知数。
老药企”挣扎500天濒临退市？（中）
按照香雪预重整制度设计，临时管理人由法院指定，理论上应居中协调各方利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其报酬由谁来承担、金额如何确定，成为这场冲突的导火索。
2025年5月，预重整启动仅一个月，临时管理人便要求香雪制药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函》，同意对其报酬承担连带责任，锁定无财产担保部分管理人报酬为2895.34万元。
随后，临时管理人进一步提出签署《保证金协议》并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若香雪最终未转入正式重整，保证金不予退还，直接转为他们的报酬。双方未就1000万元保证金达成一致。一年后，矛盾集中爆发：
2026年7月，香雪向专班及法院提交临时管理人违法违规投诉报告及证据材料；同月，香雪向广州中院提起对临时管理人的民事诉讼；几乎同时，连预重整的申请人——广东景龙建设集团——也向法院递交材料，表示"对临时管理人的工作非常不满"。
从投诉到起诉，再到要求换人，矛盾层层加码，预重整陷入停滞。在临时管理人争议未解、投资人信任基础动摇的背景下，广药资本迟迟不敢落笔签约，也就不难理解了。
重整停滞的代价，最先由基层承担。
由于预重整迟迟没能落地签约，原本用于发放员工工资的5000万元共益融资，被临时管理人单方面搁置；债权人多次书面申请查阅债权明细、投资人方案等核心资料，长久未获有效答复。
重整迷局尚未厘清，另一记重锤接踵而至。
2026年1月，香雪首次预告2025年度业绩，预计净亏损6.35亿元至9.34亿元。然而到了4月份年报披露前一周，公司突然将亏损额大幅修正为12.64亿元至14.64亿元——修正后的亏损下限比原先增加了超过5亿元，差异巨大。
7月11日，深交所认定业绩预告严重"变脸"且未及时提示退市风险，对*ST香雪、董事长王永辉、时任财务总监卢锋给予公开谴责处分。
利空消息在周末充分发酵后，于7月13日集中释放，ST香雪股价当日低开低走，一度暴跌近20%。
如果最初的业绩预测准确，市场对其退市风险的定
老药企”挣扎500天濒临退市？（上）
曾经，抗病毒口服液、橘红痰咳液、板蓝根颗粒，这些产品畅销数十年，让香雪制药成为几代广东人记忆中的名字。2003年非典期间，香雪抗病毒口服液作为当时备受认可的纯中药抗病毒药物一度一供难求；橘红痰咳液的组方秘方，2009年便被认定为"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香雪还参与起草了抗病毒口服液的国家标准，收载于2010年版及2015年版《中国药典》。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承载了无数人集体记忆的老牌药企，正在一场旷日持久的预重整中，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500天拉锯，先后四次延期，协议迟迟未签。
2025年4月，香雪因债务危机正式进入预重整程序；2026年7月3日，广州广药资本获选为重整投资人——不少人以为，国资巨头入场，这家40年老牌药企终于有救了。然而一个半月过去，正式投资协议仍未签订，预重整"进度条"再次凝固。
8月5日，一场未对外公告的预重整工作通报会在香雪内部召开。会议涉及"经营压力持续加剧""职工薪酬借款受阻""预重整程序严重滞后""退市风险急剧放大"等多项内容。
几乎同一时间，一位自称"香雪制药合作供应商债权人"的人士公开发文，就管理人报酬、重整推进节奏拖沓、以及重整失败的追责路径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因财务披露严重"变脸"，董事长王永辉、时任财务总监卢锋被深交所公开谴责，公司股价一日暴跌近20%。而退市的警钟已在耳边高悬：2026年一季度末，ST香雪的净资产恶化至-4.71亿元，若202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仍为负，强制退市将无可挽回。留给香雪的时间，已经不到五个月。
要理解香雪这场困局，需要先理清几个关键角色：
· 香雪制药：被申请预重整的债务人，累计亏损超30亿元；
· 广东景龙建设集团：预重整申请人，因被拖欠超6600万元工程款的债权人；
· 临时管理人（金杜广州律所+东方昆仑律所）：由广州中院指定，负责主导预重整程序；
· 广州广药资本：2026年7月被选定
被低估的医药界“乐高之王”（四）
面对毕得、皓元在砌块赛道持续扩张，不少投资者质疑：药石主动抛弃高毛利基本盘，全力内卷低毛利CDMO。从管理层表述与业务布局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分子砌块是药石的根，是区别于所有传统CDMO厂商的底层差异化资产，战略定位由“主营收入来源”转变为客户导流入口。
不同于药明康德、凯莱英从工艺开发切入获取客户，药石依靠新颖砌块在药物发现阶段提前绑定化学家，伴随管线自然承接后续CMC开发、生产订单，形成“早期引流、后期变现”的闭环。但风险客观存在：2026上半年，药物研究阶段业务增速仅2.59%，传统基本盘增长乏力；叠加前端研发场地搬迁扰动，砌块业务增长动能偏弱，如何稳住优势、持续推出高价值新型砌块，是公司必须解决的课题。
18年前，四名罗氏博士创业，试图依靠新颖的化学“乐高积木，抓住新药研发上游机遇。他们设想：依靠小小的砌块，一路跟随候选药物，从毫克级筛选走到吨级商业化生产。
如今，这个设想兑现了一半。公司营收规模突破19亿元，全球几乎所有头部药企都成为合作伙伴，搭建起国内独一份的新颖分子砌块资源库。但资本市场给出另一半答案：市值大幅回撤，盈利能力历经数年下行，机构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
药石科技正在完成一场艰难的身份转换：从一家高毛利、轻资产的“产品供应商”，转型为重资产、周期属性更强的一体化CRDMO平台。这场转型不存在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的标准答案。分子砌块赛道空间有限，如果固守舒适区，长期增长存在天花板；向下游延伸，就要承受多年资本开支、毛利率下行的阵痛，直面巨头云集的CDMO红海竞争。
摆在这家“乐高之王”面前最现实的考题是：持续修复的毛利率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转型收获期的开端？依靠砌块引流的商业模式，能否持续转化为稳定、高价值的CDMO订单？新分子实体业务能否顺利接力，打造真正的第二增长曲线。
第一，CDMO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浙江晖石新建车间持续爬坡，随着低价早期订单出清，高毛利临床III期、商业化项目占比提升，直接带动毛利率上行，是最核心变量。
第二，全球跨国大药企大客户深度渗透。公司已经成功拿下全球TOP10药企后期API项目，标志服务能力获得顶级药企认可。跨国药企客户订单稳定性更强，盈利能力优于中小型Biotech。
第三，OPC新分子业务持续放量。多肽、ADC、寡核苷酸赛道景气度上行，新业务订单高速增长，有望摆脱小分子赛道内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被低估的医药界“乐高之王”（三）
如今，CRDMO 赛道粗放竞争时代落幕，行业格局早已今非昔比。
单纯比拼产能、报价、交付周期难以构筑长期壁垒，竞争重心转向平台技术、工艺放大能力、绿色生产、数字化水平、合规体系与全球供应链的综合比拼。创新药企选择服务商的标准持续抬升，更期待合作方能够前置介入药物早期研发，预判分子风险，打通药物发现、CMC 开发直至商业化持续供货的完整链条。
面对新的竞争范式，药石科技于2026年又提出“绿色智能化学引擎” 战略方向，加码AI研发工具、绿色工艺与全球化交付能力，服务小分子、ADC、PROTAC、多肽、寡核苷酸等新一代疗法。
2026 年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期间，该战略正式对外发布，试图构建差异化竞争路径：以20万+自有分子砌块资产为底层优势，结合自研AI平台，叠加连续流、微填充床、酶催化等绿色制造工艺，打造特色CRDMO 能力。只是这套融合前端分子资源与后端生产能力的模式，能否持续转化为订单优势、缓解盈利压力，仍有待市场长期检验。
全球药物分子砌块市场规模持续扩容，多家机构预测2026年市场规模可达546亿美元。但赛道格局分散，海外巨头长期占据主导，国内厂商整体市占率仍然偏低。
放眼国内CRDMO赛道，梯队格局泾渭分明：第一梯队药明康德凭借庞大体量实现全产业链覆盖；第二梯队康龙化成实验室服务起家，向后端持续渗透；第三梯队包含药石科技、维亚生物、皓元医药等企业。体量差距客观存在：药石科技全年营收规模相比药明康德较微。
CXO赛道内卷加剧，凯莱英、博腾股份、康龙化成强者林立，药石科技依靠什么抢夺订单？药石的差异化壁垒集中在三点：
其一，独一无二的砌块+AI源头优势。拥有20万+自主新颖分子砌块库，依托海量实体化合物搭建AI药物发现平台，可以构建庞大虚拟化学空间。不同于纯AI企业只有理论模型，药石拥有现成可合成的砌块资源，能够打通“分子设计—快速合成”链路，对寻找新颖骨架的创新药企吸引力突出。
其二，绿色化学工程化能力。持续深耕连续流、微填充床、酶催化等技术，在复杂杂环、难合成分子领域具备工艺优势。当下跨国药企供应链ESG要求不断提高，绿色制造正在从加分项转为硬性门槛，有望形成长期竞争壁垒。
其三，前沿新分子实体一体化布局。
被低估的医药界“乐高之王”（二）
2016年，药石收购山东谛爱70%股权，布局中试与商业化生产基地，迈出从“砌块销售”向规模化制造延伸的第一步；2017年11月，药石科技登陆创业板，成为“分子砌块第一股”，IPO募资1.83亿元，上市后迅速成为市场热门标的。发行价11.32元的股价，开启长达三年的上行周期。
上市之后，药石加速产能与全球化布局。2018年收购浙江晖石药业股权，补齐GMP商业化生产短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搭建“南京研发总部+山东生产基地+浙江晖石GMP基地+北美研发中心”的全球化雏形。截至2019年末，分子砌块库突破5万种，全球前二十大药企超八成成为公司客户。
2023年，经历高管团队调整之后，创始人杨民民重新兼任总经理，亲自掌舵战略转型，标志着公司进入关键调整周期。只是所有人未曾预料，从产品型企业走向平台型CXO的征途，注定伴随漫长的盈利阵痛。
过去几年，药石科技完成了一次深刻的业务结构重塑。数据直观反映格局变迁：2025 年，药物开发及商业化 CDMO 收入 16.59 亿元，营收占比高达 84%；起家的分子砌块业务收入 3.09 亿元，占比收缩至 16%。营收结构已经清晰说明，昔日凭借分子砌块建立行业声望的企业，重心彻底转向 CDMO，演变为一家 CXO 平台。
这场向下游延伸的转型，本质上是赛道天花板倒逼下的战略选择。分子砌块市场体量有限，国内规模不足百亿元，长期增长空间受限；反观全球CRDMO市场体量庞大，能够承载更大规模的营收扩张。
但取舍之间代价十分突出：分子砌块毛利率长期维持在 55%—70%，CDMO业务仅有25%—35%，业务结构切换持续拖累整体盈利水平，扩张的代价最终持续体现在财报之上。梳理发展脉络不难看出，药石切入生产端并非仓促跨界，而是客户需求持续传导形成的结果。
2017至2019年上市初期，分子砌块是公司核心基本盘，依托三大壁垒站稳市场：围绕热门药骨架搭建系统化产品库、近三成砌块属于首创结构、产品设计聚焦优化分子成药性。依靠砌块资源优势，公司深度绑定海外药企，诸多早期合作项目推进至临床阶段后，自然而然催生规模化生产需求，也让管理层看到产业链延伸的机会。
2020到2022年，公司全面推进纵向一体化，落地 “药石研发+药石制造”双品牌战略。行业趋势清晰显现，药企逐步减少供应商数量，一站式服务成为主流诉求。大量创新项目迈入临床，公斤级、吨级原料药与中间体需求集中释放，手握合成技术与全球客户资源，布局CDMO看似顺理成章。组织层面，公司拆分出分子砌块、一站式CDMO、新药孵化三大事业部；资本层面借助定增、可转债持续投入，扩建浙江晖石产能，并引入成熟团队运营CDMO 板块。短期成效十分显著，CDMO营收占比自2019年33%攀升至2022年77%，临床后期及商业化订单持续增加。
被低估的医药界“乐高之王”（一）
创新药漫长的研发链条上，存在一类看似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化学积木”——药物分子砌块。它们是搭建候选药物分子的基础片段，药物化学家依靠海量砌块快速组装、筛选化合物，寻找具备成药潜力的分子。行业将其形象比作乐高积木，而“分子砌块”这一中文名词，最早便诞生于药石科技。
这是一家充满争议的公司。股价从巅峰200多元回落至100元，净利润大幅缩水，毛利率持续下滑，市场一度将其归入“跌落神坛”的标的。但2026年半年报出炉，公司迎来关键信号：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7.17%，时隔多年利润增速首次跑赢营收增速，毛利率结束连续下行，逐季修复。
更大的分歧在于战略选择：手握分子砌块龙头基本盘，药石科技持续重金押注重资产CDMO赛道，从上游分子砌块向下游延伸，转型一体化CRDMO平台。市场一连串疑问持续发酵：向CDMO突围能否构建差异化壁垒，凭什么与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凯莱英争夺订单？重资产投入多年，盈利能力持续承压，这场转型是否属于战略误判？与此同时，毕得医药、皓元医药在分子砌块赛道势头正盛，药石科技是否正在主动放弃起家的核心优势？
谈起国内分子砌块赛道，药石科技是无法绕开的标杆。国内分子砌块三巨头格局早已成型：皓元医药2006年成立，毕得医药2007年创立，药石科技2008年正式运营起步；上市节奏依次拉开，药石科技2017年登陆创业板，皓元医药、毕得医药分别于2021年、2022年登陆资本市场。
三家企业虽然同源，但战略路径早已彻底分化：毕得医药属于分子砌块“大卖场模式”，走横向扩张轻资产路线，主打海量现货、丰富品类，聚焦药物发现前端试剂销售；皓元医药介于两者之间，工具化合物+分子砌块双轮驱动，适度向下游CDMO延伸；药石科技坚定纵向一体化路线，以分子砌块为流量入口，全力打造技术驱动的CRDMO一体化平台。
药石科技的故事，始于创始人杨民民。1972年出生的杨民民拥有化学博士学位，曾任职罗氏美国的研发中心、罗氏研发（中国），深耕创新药药物化学全流程。在跨国药企任职期间，他敏锐捕捉到行业痛点：新药筛选需要大量结构新颖的砌块，但全球市场缺少能够系统性设计、合成新型化学片段的专业供应商。
2006年，南京药石科技完成工商注册；2008年，杨民民离开罗氏，联合四名罗氏化学博士正式全职创业，选择切入创新药上游赛道——自主研发药物分子砌块。
创业之初的商业逻辑朴素且充满想象：自主设计新颖砌块卖给全球药企；当客户利用砌块开发的候选药物推进至临床后期、商业化阶段，天然会产生中间体、原料药规模化生产需求，药石有机会承接后端订单。简单概括：依靠几克级砌块样品引流，跟随药物管线，兑现吨级商业化订单。
Biotech重资产“大清算”进行时（三）
当然，行业并非只有“低价甩卖”一条出路，少数企业走出了差异化转型路径。东曜药业在核心ADC产品终止Ⅲ期开发后，没有简单出售工厂，而是逐步凭借核心技术与生产能力转化为ADC CDMO平台。到2024年公司首次实现年度盈利，2025年最终成为药明合联的溢价收购标的。
两极分化的结局背后，藏着Biotech重资产模式的天然结构性矛盾：研发管线充满不确定性，而生产重资产具备刚性成本属性。一座GMP合规工厂，无论有无订单、管线成败，都必须持续承担设备折旧、厂区运维、质量体系迭代、全职团队薪酬等固定开支。但创新药研发本身风险极高，一款药物从临床推进到获批上市动辄“十年时间、十亿美元”，还随时可能遭遇延期、失败、终止。
对于管线单薄、产品储备有限的初创Biotech而言，单一核心管线折戟，叠加市场下行周期，原本为商业化布局的优质产能，会瞬间变成持续失血的沉重负担。
当然，布局重资产、冲刺Biopharma本身并非错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创业者对时机和Biopharma模式本身的判断：Biopharma并不是简单覆盖研发、生产与商业化的全链条版图，而是建立在核心技术与优势管线之上的能力延伸，以及各环节之间真正有效的协同。
最优布局时机或许是企业自身拥有成熟管线、清晰的商业化预期与稳定的现金流，足以消化巨额产能投入；同时外部行业融资充裕、创新项目密集落地、市场CDMO产能供不应求。
2020年前后，行业恰好站上这一短暂风口。一级市场资金充沛，创新药管线集中爆发，叠加特殊时期的产业链需求，生物药产能缺口凸显。彼时“自建产能+外接订单”的模式看似完美，既能承接自身未来产品商业化需求，又能靠对外CDMO业务盘活闲置产能、增厚营收，成为全行业追捧的第二增长曲线。
但行业最大的陷阱，在于产能建设周期与行业周期的错配。厂房建成往往需要三五年，而资本市场与行业环境早已瞬息万变。当大批自建产能集中落成，行业融资热潮已然退去，早期研发项目大幅收缩，外部CDMO订单增速骤降。
与此同时，药明生物等头部企业凭借全球化客户资源、成熟工艺体系、完善合规资质与规模化交付能力，持续抬高行业竞争门槛。那些自身管线未商业化、无稳定现金流、外部客户储备匮乏的中小Biotech，其自建产能彻底从“成长资产”沦为持续吞噬现金流的“成本中心”。
成熟药企的成功路径，恰恰印证了“产能跟随产品”的逻辑，而非盲目前置重资产。全球巨头安进堪称经典范本，1988年在核心产品即将申报收官时，才落地配套生产设施，1989年产品顺利获批，次年主力产品接连上市，1992年两款核心药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用成熟商业化产品填满产能，彻底规避了闲置风险。
Biotech重资产“大清算”进行时（二）
行业风口转瞬即逝，潮水退去后，重资产的致命弊端彻底暴露。
重资产模式最大的痛点在于成本刚性、弹性全无：厂房设备折旧、厂区运维、质量体系、人员薪酬等固定支出不会随订单减少而降低，只会持续消耗企业资金。2023年起创胜业绩断崖下滑，CDMO收入降至5385万元，2024年整体营收仅剩1126万元，CDMO业务净亏损超7500多万元。2025年局势进一步恶化，奕安济世CDMO资产营收仅637.6万元，净亏损却高达5825.5万元。
业绩崩塌的本质是行业格局的极致分化，订单并未消失，而是加速向头部集中。可以看到，尽管因Biotech融资收紧压缩早期研发和临床生产订单，药明生物在2023年也曾承认融资放缓带来开发项目减少和CMO收入递延；另一边，在地域争端下，三星生物、龙沙等全球头部仍在持续扩产，与中国CDMO争夺商业化订单。
但药明生物等头部企业凭借规模化产能、全球客户渠道、成熟合规体系和高端项目承接能力，持续抢占市场，2024年新增项目回升至151个。
反观创胜这类中小玩家，产能分散、客户单一、缺乏高端商业化项目竞争力，同时还要直面龙沙、三星生物等国际巨头的挤压，订单持续流失，闲置产能彻底沦为负资产。
外部环境的分化，对创胜尤其残酷。到2025年，公司净亏约2.04亿元、经营现金净流出约1.36亿元，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1414万元，净流动负债约1.6亿元，公司以4.33港元/股再次配售融资。
雪上加霜的是，核心管线赛道竞争逐渐白热化。TST001所处的赛道，前有安斯泰来的全球首个单抗产品率先获批，后有来自恒瑞、中生、信达、康诺亚的ADC、双抗等新一代路线加速推进，创胜自己的产品却仍处于早期阶段。
七年前，生产产能是创胜搭建全产业链、冲刺Biopharma梦想的核心拼图；七年后，放弃盲目扩张的幻想、剥离低效重资产、回笼资金聚焦创新研发，成为其适配行业新格局的务实自救。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交易并非核心技术出让，而仅剥离厂房、设备、人员等重资产板块。
“重资产退潮”不只席卷了创胜一家。
Biotech重资产“大清算”进行时（一）
七年前，它是创胜冲刺Biopharma的关键拼图；七年后，它成了必须剥离的重资产。
8月7日，创胜集团宣布，旗下奕安济世拟将杭州CDMO相关厂房、设备等实体资产出售给药明生物旗下杭州明德，交易总价1.9亿元。而截至今年6月底，这批资产账面净值仍高达约4.57亿元。伴随这场“割肉式”出售，创胜预计确认约2.8亿元亏损。
这笔看似普通的资产易手，实则是中国初代Biotech十年狂飙、回归理性的产业B面。
2019年，专注抗体研发的迈博斯与拥有GMP生产基地的奕安济世合并，“研发+生产+商业化”的全链条能力，曾被视为从Biotech进阶Biopharma的标准答案。
资本最狂热时，企业争相建厂、扩产、补齐产业链，仿佛只有把研发、CMC、生产乃至商业化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才算讲好故事。
但潮水退去，曾经的真理被彻底颠覆。昔日引以为傲的生产基地，不再是发展底气，反而变成无限吞噬现金流的无底黑洞。卖厂、停产、收缩重资产、回归研发主业，成为一众Biotech的无奈自救。
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些在创新药企手中持续亏损、闲置低效的产能，一旦转入药明生物等专业CDMO体系，便能依托规模化、全球化优势重焕生机，释放全新产业价值。
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揭开了行业最核心的误区。真正值得深度复盘的，或许从来不是“Biotech该不该建厂”的表层问题，而是过去十年整个中国创新药行业，对Biopharma成长路径的反思与追问。
为什么奕安济世这块资产，放在创胜手里和放在药明手里，价值完全不一样。
这笔交易落地撕开了本土初代Biotech血淋淋的幻相：曾经被视作进阶Biopharma核心护城河的全产业链重资产，行业融资热潮褪去之后，这套自建全链条产能逐步演变为持续消耗现金流的沉重负担，此前一众企业寄予厚望的一体化发展规划纷纷难以为继，创胜当下的战略调整，便是这一轮行业理性回调之下的代表性解法。
MNC交出中国区最差成绩单（三）
不过，两家企业一来一回的降价，并不是简单比拼谁卖得更便宜。其真正争夺的，是患者规模、市场价格锚点，以及低价竞争下的成本稀释能力。
首先就是靠低价抢患者。通常来讲，GLP-1减重药从较低剂量起始，再根据患者耐受情况逐步递增，患者可能需要持续数月乃至更长时间的用药。那么，当疗效、安全性和使用便利性尚未形成压倒性差异时，更低的月治疗费用不仅能够降低首次用药门槛，也更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续用率和处方黏性。
另一层更隐蔽的较量，则是重新定义整个市场的价格和竞争门槛。
目前，中国GLP-1市场仍主要由礼来替尔泊肽和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占据，但两家公司面对的潜在竞争压力都在快速上升。
诺和诺德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司美格鲁肽在中国的核心专利已进入到期节点，多款生物类似药即将集中抵达战场。
礼来不仅要继续与诺和诺德争夺市场，还要面对已经上市的国产双靶点新药玛仕度肽，以及恒瑞、翰森等本土大药企正在推进的后续产品。
礼来这一手主动降价，相当于提前削弱了后来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预期和商业回报。当进口原研双靶点药物的月治疗费用已经降至数百元，后来上市的产品若缺乏显著优势，就很难再维持千元以上的高价。后来者要么同步低价进入，要么承担患者不愿支付、产品放量缓慢的风险。
但价格下降对不同企业造成的伤害并不对等。作为全球GLP-1市场龙头，礼来拥有更大的生产规模、全球销量和成本摊薄能力。替尔泊肽的研发、生产、渠道建设、患者教育和销售体系也已经相对成熟。即使单支产品的利润率下降，礼来仍有机会依靠销量攀升，获得更高的绝对收入和总利润。
对于尚未上市或刚刚进入商业化阶段的企业而言，低价则意味着利润率从一开始就被压缩。企业不仅要承担研发和生产成本，还需要继续投入销售团队、医生教育、患者管理和渠道建设。价格越低，投资回收周期越长，能够承受这些前期投入的企业也就越少。
更深一层看，礼来还在押注低价能够打开一个远大于现有规模的市场。
过去，高昂的长期用药费用将大量有减重需求的人
MNC交出中国区最差成绩单（二）
当然，排除GLP-1等现象级产品的影响，跨国药企在华业绩集体失速的背面，本质上是成熟产品走到专利悬崖，新产品虽然放量飞速，但尚未能弥补断崖下滑的阵痛期。
罗氏就是跨国药企产品代际切换的典型代表。罗氏在华曾高度依赖赫赛汀、安维汀、美罗华三款肿瘤药。随着专利到期、生物类似药竞争加剧，2022年罗氏中国销售额曾下降7%，公司明确将主要原因归于生物类似药冲击。但到2024-2025年，罗氏中国制药业务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出这段阵痛：2024年上半年中国区销售额增长14%，2025年全年增长10%，增长动力逐渐由老产品转向赫双妥、优罗华、罗视佳等新一代产品，产品结构开始完成换挡。今年上半年，罗氏中国制药业务下降9%，主要是2025年流感高发形成高基数、速福达销售回落；其核心新产品仍在增长。
当然，也有稳踩中国市场需求，产品持续放量的企业。
2026年上半年，诺华中国区销售额约 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按固定汇率增长7%；其中二季度销售额约12亿美元，同比增长12%，固定汇率增长6%。
诺华并非没有旧产品压力。其心衰核心产品沙库巴曲缬沙坦同样正在逼近专利悬崖，但英克司兰、瑞米布替尼等新产品的快速放量，提前为旧产品下滑提供了缓冲。其中，英克司兰进入医保后持续扩大患者覆盖，中国市场份额较医保准入前实现翻倍；口服慢性自发性荨麻疹药物瑞米布替尼在华上市初期已治疗超过3000名患者。
虽然诺华第二季度中国区销售额较第一季度有所回落，但同比仍保持增长，新产品已经开始承担起接续增长的角色。
或许谁也没想到，中国市场的GLP-1大战会以“价格战”的形式率先打响。而这场价格战的阶段性结果，首先体现在礼来与诺和诺德迥然不同的中国区业绩上。
2026年上半年，礼来中国区收入为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8%；相比之下，诺和诺德的表现明显黯淡，上半年中国区收入约14.9亿美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基本持平。具体到产品上，替尔泊肽进入医保后虽然面临价格下调，但迅速放量，推动中国区成为礼来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之一；而司美格鲁肽降价却成为诺和诺德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两组数字的强烈差异，其实来自于2025年末，两家企业的价格战。
时间回到2025年11月，礼来替尔泊肽的2型糖尿病适应证借国谈进入新版医保目录，并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礼来并未公开披露替尔泊肽的医保谈判价格，但在新版目录执行前夕，终端价格已率先松动。2025年12月，京东、美团等线上平台，替尔泊肽起始剂量的月治疗费用从此前约1700-2200元，下探至450-600元。2026年1月1日医保价格正式执行后，2.5毫克月治疗费用进一步降至324元，10毫克剂量为936元，与此前市场价格相比，各规格降幅普遍超过80%。
MNC交出中国区最差成绩单（一）
2026年上半年，GLP-1双姝在价格战中率先分化，跨国药企在集采、专利悬崖与本土新药竞争中集体失速。
截至目前，全球营收排名前十的跨国药企已悉数交出2026年上半年成绩单。其中，阿斯利康、诺华、罗氏、礼来、赛诺菲和默沙东进一步披露了中国区业绩，一张跨国药企在华竞争的新图景也随之浮出水面。但这张成绩单，远没有想象中乐观。
最受关注的GLP-1“双姝”，率先走向分化。2025年末，礼来主动将中国市场拉入价格战，以大幅降价换取患者扩容和销量增长。
进入2026年上半年，这场豪赌开始反映在业绩上：礼来中国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8%；诺和诺德中国区收入约14.9亿美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持平。
相似的明星产品、相近的降价动作，却没有换来相同的增长命运。
GLP-1之外，更多跨国药企则集体踩下刹车。阿斯利康依然稳居中国市场首位，诺华、罗氏、赛诺菲紧随其后，排位相较2025年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排名稳定的背后，增长基础正在松动：除诺华外，其余几家中国区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仍保持增长的诺华，增速也已低于2025年同期。默沙东的处境更为艰难。继2025年上半年因HPV疫苗暂停发货、中国区收入暴跌约70%后，2026年仍未彻底止跌，上半年收入再次下降33%，在跨国药企中跌幅最大，甚至营收垫底。
跨国药企在中国区竞争排位相较于去年并未发生多大转变。但水面之下，增长引擎已经普遍降速。
从已披露中国区业绩的阿斯利康、诺华、罗氏、赛诺菲、默沙东五家企业的情况来看，仅诺华实现了正向增长，其他几家都呈现不同幅度的下滑，尤其是默沙东，下滑幅度高达33%。而他们的集体失速，主要来源于两大因素：集采常态化与中国本土新药的同靶点竞争。
先说集采，阿斯利康和默沙东受影响首当其冲。阿斯利康中国区上半年收入为35.10亿美元，按固定汇率下降5%，尤其是在二季度，收入15.87亿美元，按固定汇率下降13%。拖累来自多个核心产品的同时承压。
AI制药最“魔幻”的120小时（三）
与此同时，国内AI制药龙头的业绩变脸也引发不少担忧。
7月24日，港股AI制药龙头晶泰控股发布盈利预警，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亏损2.15亿元至2.75亿元。
而就在2025年，晶泰刚刚实现了“惊天逆转”——从2024年巨亏15.17亿元到2025年盈利1.24亿元，成为港股科学智能领域首家盈利的上市公司。
但“扭亏”的真相并不性感。2025年的盈利高度依赖两笔非经常性收益：一是与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的5100万美元首付款，二是5.14亿元的其他收益净额。
2026年由盈转亏的原因在于，一是去年同期的5100万美元首付款形成高基数，本期仅确认第二笔1900万美元回款；二是公司持续加码研发，上半年研发费用不低于3.4亿元，同比增幅超50%。
晶泰的业绩波动并非个案，而是AI制药行业的普遍缩影。
AI制药公司普遍的商业模式是高度绑定与药企合作的首付款和里程碑款项的入账节奏。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全球AI制药市场规模从2021年的7.9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24.1亿美元。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26年5月，全球有超过75种最初通过AI方法设计或经其大幅优化的分子正在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再看国内，截至2025年，中国已有超百家人工智能药企，“AI高地”杭州已集聚40多家AI+生物医药融合企业。
宏大叙事与未兑现的未来并存，火热的市场与骨感的财报对冲，耀眼的诺奖与变换的风向交织——这便是2026年AI制药行业所处的真实坐标。
有的研发团队散了，但它的技术正流向商业化更前沿的战场；龙头的财报在盈亏之间反复横跳，但AI设计的临床管线正在全球真实推进。泡沫与根基同时生长，淘汰与验证同步进行。
艾普司韦的获批，在这样的背景下算是一抹亮色。
AI制药最“魔幻”的120小时（二）
AI在艾普司韦的研发集中介入在三个环节。
第一环是DEL筛选。
新药研发要找到具有成药潜力的分子，西湖制药团队借助AI计算为DEL（DNA编码化合物库）筛选试验确定分子对照条件。借助这项技术，仅用两个月时间，从海量的490亿个分子中筛选出了100多个“潜力股”。
第二环是AI虚拟筛选压缩成本和时间。
西湖制药发挥AI的迁移学习和预训练模型，攻克了DEL筛选的高假阳性率，虚拟筛选将目标从100个聚焦至9个。相比之下，传统的真实合成实验中，每个化合物的合成成本1万元至2万元，昂贵又耗时。
第三环是AI辅助药物优化。
药物分子与靶蛋白的结合是发挥功能的核心步骤。传统药物优化平均耗时三年，西湖制药的AI WAND平台与湿实验结合，将这一环节时间压缩至不到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AI WAND是西湖制药的人工智能新药研发平台，通过将受物理启发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结构生物学、药物化学、生物化学相结合，推动药物研发范式升级。此外，西湖制药2021年曾与英矽智能达成合作，加速冠状病毒创新药物研发。
事实上，就艾普司韦而言，AI的角色更多是“辅助”，覆盖了靶点发现、分子生成和优化环节，西湖制药团队将其定位为“全球首例源自DEL技术的原创小分子药物”。
这也是当下AI制药领域最大的疑问，即"AI跑通全流程"的价值何以实现，这种价值不只在于速度，更在于打开人类认知难以迅速触及的新靶点和新分子空间。
但不可否认的是，艾普司韦提供了一个优秀案例，一个关于“AI+DEL”能否真正缩短新药研发周期的案例。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AI制药行业的未来。
AI制药最“魔幻”的120小时（一）
一款创新药仅用“三年短跑”就成功上市，带着风头正盛的“AI制药”与已然退热的“新冠药物”双重标签，闯入产业视野。
7月29日，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附条件批准西湖制药申报的1类创新药艾普司韦上市，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冠病毒感染治疗。
这是一款贴着“AI”标签的药物：药物优化用时不到一年，从IND获批到III期临床收官仅用一年，整个从源头发现到完成临床试验共计三年。
它不仅是全球首例源自DEL技术的原创小分子药物成功案例，也是国内首款AI辅助加速研发并获批上市的口服新冠创新药。
虽然顶着首款AI制药的光环，但恰逢AI制药行业多事之秋。
就在艾普司韦上市的同一天，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解散了其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核心研发团队，这距离这支团队站上诺贝尔化学奖领奖台尚不足两年。
再往前看，港股AI制药龙头晶泰控股数日前发布盈利预警，预计2026上半年归母净亏损2.15亿元至2.75亿元，继2025年短暂扭亏后再度转亏。
一面是“三年走完十年路”的AI制药故事，一面是诺奖团队散场、龙头业绩变脸的行业寒意。
一件喜讯，一次散场，一份亏损预告。三件事叠在一块，恰好勾勒出2026年AI制药的真实坐标：技术叙事还在向前走，商业兑现却远没到位，行业内部的分歧正被放大。
西湖制药是典型的”高校孵化型“创新药企，依托西湖大学和西湖实验室转化而来，股权结构呈现“创始团队控股+高校背书+多元资本”格局，三位联合创始人于洪涛、胡奇、黄晶合计直接持股约41.6%，西湖大学直接持股约4.6%。
早在2020年初，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于洪涛拉了一个群，讨论如何研发抗冠状病毒药物。
第12批集采变天（下）
“66+1”格局伏诺拉生把集采的这种焦虑推向了极致。
原研厂牌武田的全国填报需求量达到3439.69万片，是同品种厂牌平均需求的近30倍，而剩下的大量企业也只有个位数需求。因此，在第十二批集采中，低价未必能换回足够的量。新引入的标准差机制，可以简单理解为：医保局不再盯着全场最低价划线，而是先看大多数报价聚集区间，再在报价队伍下方设置两道护栏。正常偏低，可以拿量；如果低得远远脱离“大部队”，跌破第二道警戒线，仍然可以中选，但价格带量比例直接降为0。
于是，“光脚企业”也陷入两难：价格不够低，可能连入围都进不去；价格杀得太低，即使中选，也可能一支确定量都拿不到；即使正常中选，因为原有报量太少，第一步能够兑现的采购量仍然有限。
硬币的另一面，是外资原研企业，以及部分市场份额遥遥领先的本土大药企。
第十二批集采延续了第十一批新增的厂牌填报需求量形式，而外资企业的原研产品，整体仍然是65个品种中采购金额最高的。拜耳的碘普罗胺注射剂，三个规格的需求量分别为2万、12万、37万支，总采购金额超8亿元；诺华、雅培、安斯泰来等外资企业的采购规模也都超过5亿元。具体到品种，差距更加悬殊。巴瑞替尼全国需求约197.5万片，其中原研厂牌礼来一个品牌就获得169.79万片，占比约86%；其余多个国产厂牌只有个位数，有的甚至接近零。地屈孕酮原研厂牌需求量达到14176.63万片，占整个品种需求的绝对优势；屈螺酮炔雌醇中，原研需求量3736.67万片，占比超八成。
高报量意味着，即使第一次没有入围，原研通常也更容易满足规则三的需求量门槛；作为参比制剂，还有“视同中选”的最后一道保险。
但有量，不等于有“免死金牌”。以上述原研报价降幅超过50%的品种为例，该品种共有8个厂牌报量，对应最多5家入围，其中，原研握着86%的需求量。如果原研没有进入前5，即使凭庞大的厂牌需求进入规则三，也必须接受规则设定的价格；并且根据最终价格不同，只能获得30%、50%或80%的价格带量比例。如果退到参比制剂“视同中选”这最后一道保险，约定采购量更直接归零。所以这家原研企业降价幅度能达到50%，也是拼尽全力，力求中标。
麦考酚钠更为典型。该品种各厂牌平均需求量约599.81万片，而原研厂牌诺华需求量达到3732.54万片，远高于绝大多数国产竞争者。从需求量上，原研绝对拥有一手好牌。然而好牌不等于胜局。根据某省公开挂网价格，原研麦考酚钠约12元/片，而本次0.18g规格最高有效申报价只有6.8064元/片。也就是说，甚至还没有开始与国产企业竞争，仅仅为了走上第十二批集采的牌桌，原研就已经需要面对接近腰斩的价格门槛。而麦考酚钠又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换药的普通慢病品种。作为移植术后的重要抗排异药，医生对换药十分谨慎，原研产品长期积累的临床使用习惯本身就是护城河。但一旦失去院内份额，整体市场份额也将面临急速跳水。即便原研企业有意中标，它固然不必像光脚企业那样为“活下来”而将价格砍到底，但如果想将医疗机构已报给自己的数千万片需求量尽可能转化为确定采购量，仍然必须认真掂量报价顺位这一关。
第12批集采变天（上）
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
这可能是近年来最“安静”的一次国采。
按照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时间安排，7:30开始受理申报材料，10:30公开报价信息，15:30公布规则一拟中选结果，此后继续进入规则二、规则三，直至20:30第二阶段拟中选结果最终出炉。
但由于自第十一批开始，国家集采不再公开具体中选价格，过去“一分钱阿司匹林”“降价99%”迅速冲上热搜、冲击二级市场的场面，这一次未能重演。
表面安静，场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半，对于真正坐在现场的药企准入团队而言，个中滋味汇聚成一个词——焦虑。
焦虑首先体现在“光脚企业”身上。
规则已经明确，报价过低，即便中选也可能“带量为0”，但仍有企业不惜把价格压穿底线，抢占院内市场。
焦虑也来自一套已经发生变化的游戏规则。
“双锚点+超低价零带量”新规则之下，旧有“唯低价是取”竞争逻辑正在坍塌。原研企业和本土大药企的压力变成了手握存量市场，是否能够借助原有优势，守住市场，甚至更上一层楼？
然而，结果就是，国家医保局官方披露，截至10时30分，第十二批共有495家企业、859个产品递交报价材料。截至16时，首轮报价结束，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也就是说，在本次集采中，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企业选择押注价格优先的规则一，试图以低价优势锁定中选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