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专栏

最近，关于于11月18日、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举行中美俄三国领导人会谈的消息日益显现出实现的现实性，而三国的首脑会谈，也会对把美国作为唯一同盟国的日本造成一定的冲击。

三国会谈能否真的实现？

从现在各方面的消息看，三国领导人会谈可能性很大。据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并提议借下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机，举行中美俄三国领导人会谈。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19日表示，他愿意最早于11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有关军备控制问题的领导人会谈。如果会谈得以实现，这将是三国首脑首次举行此类磋商。

特朗普对记者表示：“我们可能会举行会谈，讨论核武器和无核化问题。”他还说：“如果习近平主席希望举行会谈，我会同意。我们还会讨论贸易等其他问题。”

从目前来的情况看，美国和俄罗斯已经直接表达了希望会谈的意愿，那么中国怎么样呢？

俄罗斯总统助理（负责外交政策事务）乌沙科夫10月21日透露，鉴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可能于下月举行首次三国领导人会谈，中国政府已着手进行相关准备。

乌沙科夫表示：作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道国的中国朋友们，将着手进行相关准备。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如果条件成熟，中国将把三国领导人会谈纳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程安排。

普京21日在圣彼得堡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乌沙科夫就三国磋商的构想称：“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拒绝这一设想。”看来三国首脑首次会谈呼之欲出。

特朗普会不会顺访朝鲜或在中国与金正恩会面引人注目

在11月3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由特朗普总统领导的共和党正面临一场艰难的选战。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维持的多数席位，都有可能被民主党夺走。特朗普在短期内已经无法挽回支持率低迷，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在外交与安全保障领域，总统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这次欲举行中美俄三国首脑会谈，也是希望在外交上得分。

而特朗普会不会再打出另一张“王牌”，即与他称为“亲密朋友”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一场出人意料的首脑会谈十分引人注目。朝鲜不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特朗普要实现与金正恩的会谈需要顺访朝鲜或在中国与其会谈。

特朗普或许打算从金正恩那里争取到某种让步，取得一定成果，并以此向选民展示政绩。

10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当被问及其访问亚洲期间是否可能举行美朝首脑会谈时，他回答说：“也许会见面。那将会令人兴奋。” “我和他（金正恩）相处得很好。”可以认为，特朗普借助媒体向朝鲜方面传递了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信息。

而特朗普在19日（当地时间）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有记者问特朗普“你认为下个月能在中国与朝鲜领导人会面吗”时，他表示：“不知道。”

但是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和金正恩委员长相处得非常好”，再次强调了自己与金正恩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还说：“我不确定他是否希望举行会谈，但我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

而金正恩于10月24日突然访问中国。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表面上看，金正恩此行是为了纪念中国参加朝鲜战争76周年以及边境大桥通车等活动，但外界认为，其真正目的一方面是向国际社会炫耀中朝关系的“蜜月状态”，另一方有意重开美朝交涉，也可能是为安排在中国进行美朝首脑会谈“打前战”。

如果特朗普能和金正恩见面，不论是否取得什么成果，可能都会给特朗普所领导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加分。

日本担心什么？

那么，日本对这次会谈担心什么呢？

首先，如果中美俄首次实现首脑会谈，将对乌克兰战局乃至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中俄朝在安全保障方面都在威胁着日本，如果特朗普与这些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成重大威胁的集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握手言欢，达成某种合作的共识，那就一定会严重弱化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

第二，日本对三国首脑会谈的举行对将与会的高市早苗首相的外交活动产生的影响比较担心高市早苗的外交空间可能会受到挤压。高市早苗在10月16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是否会出席11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回答说：“如果能够获得国会的批准，我就会出席。”如果中美韩三国首脑的会谈先于高市首相与特朗普的首脑会谈，那么高市怎样对应与特朗普的会谈将很难预设，针对中俄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等话题也将很难开口，高市如何与特朗普讨论三国会谈都将成为外交难题。

日本方面现在也正在积极争取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实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如果实现了三国首脑会谈，日中首脑会谈可能会因为中国实现了三大国的合作更加蔑视日本，使日中首脑会谈更难实现。

第三，日本担心在中美俄三国会谈中，美国为了从中俄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台海安全等方面作出出人意料的让步，那么对一贯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来说，就又增加了新的忧虑。

第四，日本担心历史的叠印。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日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仪式上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曾是“盟国”（allies）。美国总统在谈及二战时称中国为“盟国”这种说法极为罕见，在日本政府内部和媒体都引起很大波澜。

而这次中美俄首脑会谈，也会令人想起中美俄共同抗日的历史。韩国《韩民族日报》论说委员朴显10月23日在雅虎新闻网上发表题为《中美俄三国首脑会谈会成为“第二次雅尔塔会议”吗？》的文章，在题目和文章中谈及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中，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签署了一份针对日本的秘密协定，即《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通称《雅尔塔协定》或“雅尔塔密约”）， 在协定中苏联正式承诺，在纳粹德国投降且欧洲战争结束后的2至3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朴显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此次会谈得以实现，那么，世界三大核大国领导人齐聚一堂的场景本身就将成为一种信号。这可能成为一个象征性场景，预示着一种‘势力范围秩序’的到来——大国之间取代‘基于规则的秩序’，转而决定弱小国家的命运。”

三国能不能像9月中美首脑会谈那样，谈及中美俄共同抗日的历史，也是日本十分担心的。

最近，美国加紧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进行制裁，美国政府于8月18，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日本人院长赤根智子和一名来自塞内加尔、隶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列入新的制裁对象。据国际刑事法院介绍，自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可以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总统令以来，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了制裁。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0月9日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体实施制裁。

鲁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但美方又给出了6个月的缓冲期（180天），鲁比奥还表示：这是给国际刑事法院和加盟国一个对应美国关切的机会。

在这以后，日本一直表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和日本的立场并不相容，日本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但是日本虽然在美国宣布制裁刑事法院后参加了8国外长声明和21个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主席团国于10日发表声明，一同对美国的制裁表示反对，但是在单独的声明中没有直接谈到反对美国的制裁，高市早苗首相10月9日在X上发文谈及美国此次决定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本身实施制裁，她指出：日本一贯重视维护国际社会的法治，并支持承担这一职责的国际刑事法院。此次措施与日本一贯坚持的立场不相容，对此我们深表关切。

正如我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以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所阐述的那样，日本一直坚持上述立场。

正如前不久日美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共识，鲁比奥国务卿与茂木外务大臣将进行沟通，今后也将继续保持沟通。日本将立足于自身立场，继续向美国开展工作，同时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及有关国家保持沟通，并提供必要支持，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职能。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9日发表《关于对国际刑事法院（ICC）实施制裁》的外务大臣谈话中指出：要使国际刑事法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职能，成为一所具有普遍性、能够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缔约国必须共同应对该法院面临的各种问题，确保其得到妥善运作。日本也将作为缔约国参与相关讨论，并继续提供必要支持。

此外，基于日本的上述立场，我们将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交换意见，并继续保持沟通。

由此可见，日本力图在国际刑事法院和美国之间进行沟通，使美国撤销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以便能使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的特朗普政权之所以如此痛恨国际刑事法院，也是出于一种担心。鲁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这也表现出特朗普担心自己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和逮捕。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不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与是否加盟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

如果犯罪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内，或者非成员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又或案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行使管辖权。

比如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员国，当被指发生犯罪的地点巴勒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以色列涉嫌者进行刑事搜查等，俄罗斯不是成员国，但作为犯罪发生地的乌克兰已经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可以立案搜查并发出逮捕令，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如果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出现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缔约国原则上负有依规约合作执行逮捕令的义务。

2020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推翻了此前的否决裁定，正式授权检察官对自 2003年5月1日 以来在阿富汗领土上发生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展开全面调查。这一授权涵盖了塔利班、阿富汗前政府军以及美国军队和中央情报局（CIA）人员的虐囚与暴力审讯行为。国际刑事法院（ICC）前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在历时多年的初步调查后，于 2016年发布的正式报告中认为，有合理依据相信阿富汗境内可能发生了涉及美国军方及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战争罪，并据此寻求启动正式调查，尽管美国本身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由于阿富汗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依法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国际罪行拥有管辖权。

而特朗普担心，如果他在2029年下台后，他在加沙地区“助纣为虐”，帮助内塔尼亚胡屠杀巴勒斯坦人及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相继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会因涉嫌违反国际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甚至发出逮捕令，如果政敌民主党上台，绝不会袒护他。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即使以“自卫”为理由，两国仍可能担心这种军事行动被国际刑事法院认定为“战争罪”，特别是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首轮联合空袭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一所女子小学遭导弹击中，据报造成180人丧生，受到伊朗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谴责，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起攻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虽然伊朗和美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加盟国，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非缔约国（如伊朗）可以通过向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长提交一份正式声明，宣布自愿接受法院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特定犯罪或特定时期的管辖权，这样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指控。

美国方面的要求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确保不追究美国总统、副总统、军事及情报高层等人员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采取进一步的全面打击，其实是也可以理解为要求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明确非缔约国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内。美国的要求首先得到了俄罗斯的的支持，俄罗斯最高检察院10月8日宣布，已向包括国际刑事法院（ICC）总部所在地荷兰在内的多个国家提出请求，要求引渡在俄罗斯被判有罪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俄方指称，国际刑事法院“在俄罗斯并非缔约国的情况下，仍非法起诉俄罗斯公民，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促使法院签发了非法逮捕令”。

英国《金融时报》5月19日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向他的中国同行习近平提议，与俄罗斯组成一个联盟，以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CC），这次讨论是在特朗普在中国的访问期间进行的，两位领导人进行了私人交谈。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但是习近平当时做出何种反应，不得而知。

而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1条与第122条的规定，修改该条约需要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正式提出动议，并在缔约国大会或审议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由于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它在法律上无权直接提出修改该条约的动议。如果要修改，必须由任意缔约国代为发起，或通过施压迫使缔约国行动。

日本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最大的出资国，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只有缔约国才拥有提出修改案的法定资格。因此可能日本希望在美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之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写入对拥有核动力潜艇进行调查研究的方针，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0月上旬透露了这一消息，《安保三文件》将着手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0月9日的记者会上，就自卫队是否应引进核动力潜艇表示：“国民应该也理解有必要对此展开讨论吧。”他表达了推进将核动力潜艇作为一种选项进行研究的想法。他说：“现阶段不会预先确定任何方案，但我们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在向国民作出充分、细致说明的同时，继续展开讨论。”

为什么日本执意打破禁忌，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计划？这与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的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截至2024年，全球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印度。据公开资料等估算，美国约有66艘，俄罗斯约有44艘，中国约有15艘，英国约有10艘，法国约有9艘，印度约有2艘。此外，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推进核动力潜艇相关计划。

近年来，日本正面临多方面的安全挑战：日本防卫省8月3日宣布，已确认3艘中国海军舰艇南下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这些舰艇此前与俄罗斯舰艇一同从冲绳方向驶入太平洋，随后转移至日本海。由此，中俄舰艇实际上完成了绕日本列岛一周的航行，舆论认为此次行动包含威慑日本的意图，也有舆论认为会对日本的日美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

中国和俄罗斯也正在部署新型水面舰艇和潜艇。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主要有094型“晋”级等。相关报告等称，6艘094型每艘可能最多携带12枚潜射弹道导弹，早期型号主要搭载巨浪-2弹道，据说射程约为 8,000 至 10,000 公里，而部分改进型已逐步换装射程更远的巨浪-3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据说射程可达 12,000 公里，每枚导弹可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6艘潜艇满装状态下可构成中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核心，进入西太平从关岛以西附近海域发射基本可以覆盖美国全境，而朝鲜也开始拥有搭载弹道导弹的潜艇。

中国这些潜艇出入西太平洋时必经北起千岛群岛，向南经过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国台湾地区，延伸至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的第一岛链，中国舰艇和潜艇最近也出现在以美军重镇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而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肩负着严格监控中国潜艇在这一带的活动的任务。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美日正在通过“利剑”联合军演等行动，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日本西南诸岛，首次演练部署美国NMESIS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日本最新的射程为一百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岸基反舰导弹，进一步将日本推向第一岛链的最前沿火力节点。

日本防卫省在《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海军正在扩大远海活动能力，潜艇、水面舰艇和航空母舰力量都在发展。日本尤其关注中国海军穿越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能力。

潜艇的是现代海军作战中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其独特的隐蔽性强、突袭能力强、侦察力强等特点。它既可以攻击敌方舰艇、潜艇和海上交通线，也可以搭载远程导弹，对陆上目标实施打击。尤其是核动力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水下航行，扩大远海活动范围，增强持续作战能力。弹道导弹核潜艇则是确保遭受攻击后仍有能力对敌方海陆进行反击的重要力量。

日本陆地面积约为38万平方公里，领海及内水面积约为43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及毗连区面积约为405万平方公里。若将领海及内水与专属经济区等合并计算，相关海域总面积约为447万平方公里，约为日本陆地面积的12倍，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现政权构思的军事战略是“从海上向大陆投射火力”，其基本思路是控制大陆周边海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并从海上攻击大陆上的军事基地。换言之，其战力投射主要依托海洋，因此，对于日本来说，潜艇不仅是一种战术武器，也是影响海上控制权、远程打击能力和国家战略威慑的重要军事装备。

截至2026年9月的相关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约 23艘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尚未装备核动力潜艇。

常规动力潜艇依靠柴油机发电为蓄电池充电，柴油机运行需要空气，因此通常需要在适当时机使用通气管补充能源。采用绝气推进系统或锂离子电池的潜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水下活动时间，但持续高速航行和长期远海部署仍受到能源储备的限制。相比之下，核动力潜艇无需定期为推进系统补充燃料或为蓄电池充电，更适合长时间水下航行和远海部署。

日本希望潜艇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要求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水下隐蔽活动，这种任务组合确实需要具备核动力优势。日本正在把两个原本可以分别讨论的目标结合起来：一是让潜艇能够从水下发射远程导弹，二是让潜艇在更远海域、更长时间地保持隐蔽。

如果海上自卫队能够通过核动力潜艇延长持续行动时间，就可以在出动海域长期开展巡逻，也就是持续执行监视警戒任务，应对来自中俄朝三个方向的威胁，并可以具有远距离航行及随之带来的远程打击的能力。

此外，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核动力潜艇还具有水下航速更快的优势。日本主力潜艇“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的最大航速均为20节，这里公开的最大航速，可以认为是指水下航速，换算为公里约 37公里/小时；中国093型“商”级攻击型核潜艇水下最大航速估计约 28—30节，换算为公里约 52—56公里/小时；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的水下航速约为25节，“海狼”级则达到30节；俄罗斯“亚森”级核动力潜艇的航速据称为31节，日本“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恐怕很难追踪这些核动力潜艇，如果海上自卫队拥有核动力潜艇，并配合其优质的声呐探测等，就能够更好地避免在追踪其他国家的核动力潜艇时处于落后地位。

另外，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执政政府时，双方签署了政策协议书。其中一项内容是：“推进有关拥有搭载垂直发射系统（VLS）的潜艇的相关政策。这类潜艇将搭载远程导弹，并采用能够实现远距离、长时间航行和潜航的下一代动力技术。”

日本自民党2026年6月9日公布了《面向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的建议》，在“进一步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与反击能力”部分，指出“运用防区外防卫能力等实施的反击能力，能够使对方的战略和战术计算变得更加复杂，让企图向日本发射导弹的对手认识到，其目的并非轻易就能实现，从而大幅增强威慑效果，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能力。”

此建议明确提出：“搭载垂直发射系统（VLS）、能够运用远程导弹的潜艇，具有较强的水下生存能力。在事态持续期间，这类潜艇能够持续增加对手决策和行动的复杂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有望使日本的威慑能力在质的层面上更加稳固。因此，日本应当迅速研究制定有关拥有此类潜艇的相关措施，包括采用下一代动力技术的可能性。”

通过增设垂直发射系统（VLS）的方式，可以使潜艇能够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发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如果部署新型巡航导弹后，射程将达到约1000公里以上，设想的是在敌方舰艇等目标处于对方短程导弹射程之外时，对其实施反击，未来这种导弹也有望用于攻击敌方基地。届时，不仅朝鲜半岛，包括上海在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的答辩中，谈及的“台湾有事”可能属于日本“‘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后，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开始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这一定性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试图改善日中的尝试似已无法入手。

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一直呼吁与中国对话，表示：“正因为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和各种课题，才更有必要在各个层面开展对话。”

中国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进行官方交流，对与日本民间友好团体的交流也非常消极，但是最近形式似乎有所好转。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8月27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了会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中道改革联盟、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等5个政党的8名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等人举行了会谈。

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9月28日在北京与王毅外长举行后谈，29日又与中国统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是中国高层连续第二天与岩屋毅会面，日本媒体等纷纷表示：这是在去年年底日中关系冷却以来对日本方面人士最高规格的接待，从中可以看出中方有改善关系的意愿。

据中国外交部称，岩屋毅与王毅会谈时，王毅针对高市早苗首相的相关言论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虽然语言依旧严厉，但是也可以看到他在呼吁日中恢复正常化。这些迹象都表明，日中两国都开始认识到改善关系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和日本在两国关系持续僵持的情况下，都认识到结束这种“战术上的互损关系”（原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态度一直强硬的中国来说，日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已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并波及各个领域。日本长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025年日中贸易总额3221.8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1573.5亿美元，进口额1648.3亿美元，两国经济有一方恶化，必然会与对方发生连动并产生强烈的波及效应，坚持“战术上的互损关系”，必然两败俱伤。

日本帝国数据银行于2026年9月28日发布的《2026年日本企业“进军中国”动向调查》显示：截至2026年6月，已确认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有1万118家。与上次调查时的2024年（1万3034家）相比，减少2916家，降幅为22.4%；与进军中国企业数量最多的2012年（1万4394家）相比，则减少4276家，降幅为29.7%。此外，自有统计数据的2010年调查以来，这是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最少的一次。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发表的《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一文显示：1—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据财新网9月18日发表的《8月16—24岁失业率环比升至18.9% 与上年同期持平》一文（财新 程思炜），根据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年龄段数据，8月16—24岁不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录得18.9%，较上月抬升1个百分点；25—29岁不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为7.5%，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于3.9%。

如果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日本企业在中国经营的现实环境和心理环境就会持续恶化，进而加速从中国撤退的步伐，这样就会加重中国政府有关就业，特别是年轻人就业的压力。

在中国，日本企业日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仍表现强劲，且劳动密集性企业较多。日本RiskMonster 集团的中国代表处利墨（上海）商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在网上发布了《中国日资企业员工人数排行榜（2025年调查）》，该排行榜根据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25年9月的数据重新调查显示，以中国日资企业的母公司为单位统计员工人数，仅进入前十名的企业，员工总数就达到37万3651人，每个企业的员工人数都在万人以上，其中排在首位的日产汽车株式会社的员工人数达7万6956人。目前还没有找到日资企业在中国的整体就业人数数字，但估计1万多家日企的雇用应该达到几百万到千万人。

而一些虽然没有排上前十，但是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发展非常好的服务型企业如优衣库（UNIQLO）、无印良品、寿司郎（Sushiro）等，也正在大量雇用中国员工，为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特别严重的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中国正在加紧发展AI等高科技产业，作为其基础支撑力量的日本企业已经不可或缺。日本在半导体芯片的生产上不是先进国，但是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在世界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半导体原材料以及生产设备零部件等方面，日本厂商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中约占28%，仅次于美国美国厂商的占比46%，高于欧洲市占率21%。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每年近6000亿美元。中国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最大出口市场，每年对华出口额曾超过100亿美元，一度占全体日本半导体设备出口份额的四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日本的设备和材料在中国AI芯片的先进封装（后道工序）、边缘AI芯片的成熟制程，以及中国本土半导体供应链的建立中，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打开如今备受关注的中国人形机器人（Physical AI）的内部，就可以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日本零部件，如果没有日本的零部件和材料将难以组装并正常运转。

因此，如果日中持续恶化，日本企业按照现在的状态，以每两年约3000家的速度在中国消失，那么无论在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上还是在就业上，都会对中国形成相当大的打击。

当然，与中国交恶，对日本的打击也很大，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最新发表的资料显示，8月份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为309万8,900人，同比减少9.6%，中国大陆游客同比减少59.0%，成为访日外国游客减少的主要原因。日本观光厅最近汇总了《住宿旅行统计调查》2026年8月第一次速报，2026年8月的延住宿人数（总计）为6268万人/晚，同比下降6.7%。外国人延住宿人数为1264万人/晚，同比下降10.3%。中国游客为177万1610人/晚，同比下降44.7%。

大阪观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赴大阪的外国游客人数为132.1万人，同比下降9.6%。1月至8月累计为1097.1万人，同比下降6.9%，从总人数来看低于上年同期。按国家和地区划分，各地的变化并不一致，中国游客8月份同比下降59.0%，1月至8月累计下降61.5%。

入境游现已成为日本除汽车业以外的第二大出口产业，一直是日本主要游客来源国的中国游客大减，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另外中国对日本限制稀土出口，对日本的经济和生产的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1日至24日访问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一般性辩论演说，2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她希望在美中元首会谈举行之前，就涉及中国的问题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但是这次高市首相访美，正值特朗普紧锣密鼓，以最高的规格，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阶段，而高市的访美与美国接待习近平访美相比，显得备受零落，日美之间的分歧与疏离也日渐明显。

高市早苗于当地时间22日在访问美国纽约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高市日本时间23日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就中国、朝鲜等问题，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率的意见交换。特别是对于她本人正下定决心致力解决的绑架问题，她再次强调了立即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全面支持。她指出：除此之外，双方还就国际刑事法院（ICC）问题坦率交换了的意见。此前高市首相表示：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与重视法治的日本立场并不相容。我们对此高度重视，并认为事态非常严重”。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2日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他批评国际刑事法院（ICC）是一个不公正地针对美国的“邪恶组织”，并称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反美法庭”，强调绝不允许该法院将美国军方人员等列为调查对象。

特朗普政府已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列为制裁对象，并表现出进一步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实施制裁的态度，不断加大施压力度。美国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之间的立场分歧日益明显。

在特朗普发表讲演之后，高市早苗当地时间22日下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在谈到国际刑事法院时她指出：战后的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在解决任何冲突时都重视法治。这也体现在日本始终支持国际法院（ICJ）、国际刑事法院（ICC）、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等各种国际司法机构，并向这些机构派出法官。

高市的讲演体现了日本坚决支持，今后也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高市25日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2日于纽约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她向特朗普总统传达了日本“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并与特朗普进行了坦率交流。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也表示，她认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其态度也十分强硬”。日美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

而日本作为与特朗普会谈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台湾问题。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此事是否会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的规定，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时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

这次答辩引起了日中关系急剧恶化，至今仍然看不到恢复的迹象。

高市这番发言实际上是以中国武装攻击台湾，美军前去驰援为前提的。根据2015年成立的《安保相关法》，若政府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即使日本未受到直接攻击，但美国等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利的危险状态”，是日本自卫队可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支援美军的要件之一。

高市自高市有关台湾的发言后被中国看作眼中钉，极尽攻击之能事。在这样的时刻，日本是需要美国鼎力支持的，她这次访美也和特朗普重点谈了台湾问题，但是究竟谈了什么？日本没有发表，只有美国驻日大使，说了几句“官方一贯立场”。美国驻华大使戴维·珀杜9月25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完全没有变化”。

据中方公布的消息，习近平在24日的会谈中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一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美国，在立场上向以实现两岸统一为目标的中方再靠拢一步，把“不支持”上升到“反对”。

在此背景下，珀杜表示：“我们希望台湾海峡保持和平，不希望出现强迫行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还说：“中国一直要求改变，但我们的措辞和立场都不会改变。”

而特朗普在24日于白宫举行的欢迎习近平的仪式上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曾是“盟国”（allies）。美国总统在谈及二战时称中国为“盟国”极为罕见，继特朗普之后登台致辞的习近平也与其一唱一和，称 “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特朗普在这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中华民国在法统上合法的继承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历史叙述相契合。中国政府认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地位。这是在同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未由此而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2月北京）

这与美国以往的官方表述有所不同。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及建交后，主要明确处理的是1949年以后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并未在建交公报中直接将二战时期的中华民国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法统上的明确连接。特朗普此次则在公开的外交讲话中，将二战时期的中美同盟直接表述为今天中美两国的共同历史。在当前中美外交场合，这种表达自然与北京所强调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其现状叙事相契合。这也和日本的立场及台湾的立场都有很大不同，这等于完全不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在法统上继承者，也和日本对中国把台湾看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对以“友台抗中”为一贯的政治信念的高市早苗一次强烈的打击。

台湾陆委会急忙站出来发声，陆委会25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在二战期间只注重发展自己，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不仅如此，中共更在韩战期间主张抗美援朝，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中共错误的叙事，无法抹灭中华民国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贡献。”

而与高市早苗相对比，特朗普“友中疏台”，“友中疏日”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东洋经济Online》9月25日发表媒体人安积明子的题为《高市首相的“纽约外交”真的成功了吗？以“旧敌国条款”刺激中国，在“空无一人的机场”挥手致意——“面向国内的外交”有其局限》一文指出：

“当地时间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娅一同迎接。美国总统在机场迎接外国贵宾，这是自1962年以来时隔64年再次出现的情形，由此可见美方给予的高规格礼遇。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高市首相于21日晚抵达纽约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时，从飞机上走下来，向远处大幅挥手。从正面拍摄的视频来看，她仿佛是在回应大批

目前日中关系依旧非常严峻，中国继续拒绝与日本官方像以往一样交流，但是最近中国却接待了两个日本议员代表团访华。

由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年轻成员访华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代表团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中道改革联盟、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等5个政党的8名议员组成。访华团由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员、自民党副干事长高村正大担任团长。

9月14日上午，他访问了中国外交部，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等人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下午，他又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等人举行了会谈，据悉，当晚还应邀出席了晚宴。中国官方和友好团体接待了他们。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在 “日中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见伊佐进一8月19日X）中访华。此次访华的是超党派议员联盟“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3名议员，他们分别是：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中道改革联盟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公明党参议院议员川村雄大。 8月27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了会谈。

在此之前的6月21日，桥本岳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访华，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及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打前站。6月22日，参观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他还于6月22日，前往中国外交部，与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举行了约1小时的会谈。在会谈中，他代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表示，计划重新组建正式代表团访华，华春莹对此表示欢迎，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华春莹还就河野洋平会长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与此相对，中国对日本官方却依旧很严厉。据日本外务省的公报，日本时间7月23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临时记者会。茂木表示：我记得是在昨天中午左右，在会场内，我和王毅外交部长有一个短暂的、互相问候的机会。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交谈。

但是王毅否认他曾与茂木交谈。中国国营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旗下账号7月25日在微博发文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沢亮正5月23日透露，“曾与中国官员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部长级官员首次接触。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短时间的站立交谈。赤泽表示：“在不影响正式晚宴进行的范围内，我主动上前向王部长搭话，进行了短时间的交谈。”“就在朝主桌走过去的时候，王部长正好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便走过去，跟他说了声‘呀呀（你好啊）’，聊了几句。”但是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过就是打了个招呼，日方曾提出赤泽与王文涛正式会谈的请求，由于中方未予回应，会谈最终未能实现。

中国之所以对日本官方冷漠，而对上述两次议员代表团访华表示欢迎，并由官方出面接待，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官民分别对待”的策略，同时也与中国“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对日外交情结有关。中国对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和推动实现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后人都十分礼遇。我们再来看上面的两个访华议员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团长高村正大的父亲是原法务大臣、外务大臣，原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高村正彦从2004年开始，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长达13年之久，现任自民党修改宪法实现本部最高顾问，是自民党内的亲华派。在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日中关系降至冰点，2012年9月28日，安倍晋三成功当选党总裁后仅仅两天后，在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时即确认高村正彦作为自民党副总裁留任，高村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安倍为改善日中关系做出安排。

2006年安倍晋三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提出了“战略的互惠关系”的提法，日中关系开始解冻；2007年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这一方向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高村正彦从2007年9月担任外务大臣，到2008年9月卸任，正好处在这个关键阶段。高村本人非常重视“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12月访问北京时，他与中国外长杨洁篪会谈，明确表示日本高度重视进一步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希望通过首脑互访、环保、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他积极推动了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时，日中首脑有关《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发表，把“战略的互惠关系”进一步具体化，积极推动其落实，并推广到政治互信、经贸、能源环保、人员交流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等多个领域，使其成为两国关系中实际可行的外交框架。

他还推动日中建立了高层经济对话机制。2007年12月1日，第一次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日方代表团长为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农林水产大臣若林正俊、环境大臣鸭下一郎、内阁府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大田弘子等参加。中方代表团长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等。

2012年9月，在因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等原因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际，他在安倍晋三政权下任自民党副总裁，作为日中之间的沟通桥梁，多次访华，他积极寻求促成两国首脑会谈，并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路径，参与促成了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的安倍晋首相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日中首脑会谈。

高村正彦强调：“我们应该努力使日中关系稳定发展下去。”他同时主张，两国需要采取“和而不同”的君子外交。

2018年，高村正彦作为自民党副总裁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回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的两国外交关系。他表示，应重新回到那些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伟业的先辈们所抱有的远大志向，并要求两国进一步作出外交努力，使“战略互惠关系”这一良好理念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高村正彦表示，“战略互惠关系”意味着日中两国通过合作，为亚洲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对于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他指出：“既然这一构想的根本也包含着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姿态，那么，对于其中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给予肯定，日本也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这一点很重要。”（《外交》Vol. 46）

中国方面铭记高村正彦对改善日中关系做出的贡献，而高村正大是高村正彦的儿子，他率团访华，中国给足了面子。

而桥本岳是桥本龙太郎的儿子，在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是在1996—1998年，199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在这一年9月访问中国，并与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会谈。

这次访问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桥本成为战后日本首相中第一位访问中国东北地区的首相。1997年9月6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前往辽宁沈阳参观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后更名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这一举动打破了日中关系中的政治禁忌。桥本龙太

9月4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举行了纪念对日战争胜利纪念铜像揭幕仪式。该雕像表现的是苏联士兵正在破坏一块刻有菊花纹章的标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5日在个人社交媒体X上用日语和俄语发文，就设置这一雕像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并透露“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俄方撤除该雕像”。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出版司司长，该部门的官方发言人扎哈罗娃在10月9日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政府要求撤除该雕像一事作出回应，她反驳称日方“没有理由对此指手画脚”。

扎哈罗娃声称，菊花纹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她表示，刻有这一纹章的武器曾被用于“杀害俄罗斯人、中国人等”，并称日本“应该永远悔过”。

那么，日本的菊花纹章到底是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呢？

菊花实际上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菊花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具有药效，自古以来是供人观赏且被用于驱邪的植物。供观赏的菊花是在奈良时代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的，和在中国一样，菊与梅、竹、兰一起被称为“四君子”，广受人们喜爱。奈良时代末期成立的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还没来得及收录咏菊的诗歌，而在平安时代的歌集等文学作品中，逐渐出现有关菊花的和歌，由此可以推测，在飞鸟、奈良时代，日本可能还没有菊花。在平安时代前期和中期，菊花开始出现在《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在平安时代，人们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将九月九日称为“重阳节”、“菊节”，通过饮用菊花酒的“菊花宴”“菊花杯”来驱除邪气、祈求长寿。

平安时代，以菊花为主题的各种仪式逐渐成为固定习俗，菊花也逐渐成为宫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菊纹作为一种设计图案，被用于宫中女御们的服装及器物上。

在镰仓时代，以“承久之乱”闻名的后鸟羽上皇喜爱菊纹，并在自己的刀上使用“菊一文字”的纹样。此后，后深草天皇、龟山天皇、后宇多天皇等历代天皇也继承了将菊纹作为自己印记的做法，并逐渐形成惯例。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日本进入战乱频繁的时代。足利尊氏、丰臣秀吉等人因为平定乱世、建立功勋而从皇室获赐菊纹，他们又进一步将菊纹赐给自己的部下，结果各种菊纹大量出现，并逐渐产生滥用现象。

江户幕府严格限制使用的葵纹，因为这是德川将军家的家纹，但是对使用菊花章纹并没有什么限制，使用菊花图案制作的和点心、佛具等不断出现，菊纹也传播到了日本各地。

到了明治时代，特定的菊花章纹成了皇家的专用章纹，在各种菊纹之中，以八重菊为图案设计的“十六叶八重表菊”，是代表天皇及皇室的纹章。俗称“菊之御纹”或“菊御纹”。这种菊纹，就是皇族也不能随便使用。依据明治2年（1869年）的太政官布告，亲王等皇族对这一纹章的使用受到限制。1926年（大正15年）的《皇室仪制令》（大正15年皇室令第7号）第13条规定“十四叶一重里菊”为皇室以外的皇族的章纹。

“十六八重表菊”作为皇室纹章而闻名，由于日本没有正式的国徽，因此，它也被作为日本事实上具有国徽性质的标识使用，并刻在存放《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日本国宪法》原本的箱盖上。此外，自1926年以来，日本护照上标识是“十六一重表菊”。

在日本军队中，幕府以及各藩在明治政府成立后上缴的小型枪械上，原本刻有各地诸侯们各种各样的家纹和印记，后来这些枪械统一改刻菊花纹章。以后从明治时代新制造的村田枪开始，所有日本国产军用步枪上都刻有菊花纹章。战列舰、巡洋舰等军舰舰首通常有大型金色菊花纹章，如在战败前夕被美军击沉于鹿儿岛县西南海域的最大战列舰“大和号”上镶嵌有菊花章纹，而战机上则几乎看不见菊花纹章。

关于这种刻在步枪上的“菊之御纹”，过去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由于这些枪被视为“天皇陛下托付给军人的物品”，如果不好好爱护、粗暴对待枪械，就会遭到上级军官殴打。也有说法称，日本战败、军队解除武装时，士兵会先用小刀或石头把这个菊花纹章削掉，然后再将枪交给美军。

如今，作为普通家纹使用菊纹已经没有限制，日本各地的寺院、神社中，有些将十六瓣菊纹作为神纹悬挂。不过，这种做法最初仅限于与皇室具有渊源的寺院、神社等宗教设施。

日本驻外使领馆的入口处，自战前以来一直装饰着菊花纹章的浮雕，日本国会议员的议员徽章也使用“十一菊”图案。

除此之外，菊花纹还被采用到日本勋章的设计中。菊花与樱花一样，都受到类似国花的尊崇。

日本没有正式的国徽，菊花纹章，特别“十六八重表菊”，可以说是日本的“准国徽”，在国际上受到类似于日本国徽的待遇。从法律上说，它受到类似国旗的保护，因此与其相似的商标等不能注册（日本《商标法》第4条第1款第1项），“十六八重表菊”也依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条之三，于1967年向该公约成员国发布通知，因此在这些国家也不能进行商标注册。

因此，日本的菊花纹章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在二战中使用的武器上也有镶嵌菊花纹章的，但是总体来看，菊花纹章是日本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象征，特定的菊花章纹，也是日本现在的“准国徽”，说其是“军国主义的象征”，有割断历史，无视现实，断章取义之嫌，而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对日战争胜利纪念铜像上的菊花纹章，虽然造型粗糙，但是类似“十六八重表菊”，日本首相和政府要求撤除，也不足为怪。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日一度升至年利率3.005%。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区间，是自1996年9月以来时隔30年再次出现这一水平。与此同时，在上月日美协调干预汇市之后，日元再度贬值，目前已接近1美元兑160日元。

这一状况不仅引起日本政经两界的恐慌，而且美国也坐不住了，财长贝森特在G20财长会议上说话，要求日本改变大规模“撒钱”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

由于金融市场对债台高筑的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感到不安，开始抛售日本国债，因此使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收益率上升时，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下降时，国债价格则上升。目前金融市场抛售日本国债，正促使日本国债价格下跌，而国债的票面利息通常不会因为市场价格下跌而改变，因此对于按照当前市场价格买入的投资者来说，实际收益率就会上升。

日本政府债务规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0%，是世界上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而高市政府上台后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取消力争年度收支黑字化目标的设立，并主张各个政府省厅所提出的预算目标不封顶，鼓吹政府大量投资。高市政府计划从2027年4月起的两年时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目前的8%下调至1%，预计每年将减少约5万亿日元的税收收入。与此同时，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向政府提出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总额达到143万亿日元左右，连续第4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且政府对这些支出的财源究竟在哪里语焉不详。

随着利率上升，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不断增加。日本政府在本年度预算中安排的国债本金及利息偿还费用已达到31.3万亿日元，其中仅利息支出就约为13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为了防止日元贬值正在准备进一步提高利率，这会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利息负担，而如果推迟加息，又会导致日元贬值以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日本目前正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

因此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也在扩大，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动向进一步加速。国债收益率上升，被解读为市场对高市政权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发出的警告。目前，金融市场对缺乏明确财源保障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正在减持日本国债。

通常情况下，日本利率上升会产生推动日元升值的力量，然而日元仍在持续贬值，这就意味着市场可能并非只是单纯考虑“日本央行加息”，而是在汇率中反映了对日本财政状况、通胀以及日本国债市场本身的担忧。

美国对此也非常紧张。在美国南部阿什维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在日元贬值、债券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日本寻求各国理解高市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各国针对日本审视的目光越来越严厉。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9月1日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点名日本，表示“应该停止（倾向于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再通胀政策”。这实际上是在要求高市政府重新审视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要求日本银行加息，以纠正日元贬值。

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是美国国债的重要买家。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重要持有国,随着日本国内利率上升，投资海外债券的吸引力会相对下降，资金更容易回流日本国内。

美国财政部7月14日公布的美国国际资本流动统计数据显示（未经季节调整），截至5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上月增加185亿美元，达到9.3711万亿美元，时隔3个月再次转为增加。

从各国情况来看，在美国国债三大持有国中，持有量位居首位的日本，其持有的美国国债较上月减少668亿美元，降至1.1431万亿美元，转为减少。此次减持规模为自2022年9月减少796亿美元以来，时隔3年8个月出现的最大降幅。

日本利率上升，可能改变“全球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向”，从而减少美国国债等海外债券的“买家”。如果买家减少，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更容易上升，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国债所要支付的利息也就会越来越多。

美国财政部8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吉祥的里程碑”，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宣传其经济方面的政绩，但目前正面临不利因素。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7月21日公布，截至当时的战争开支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这一数字确实十分庞大。

因此，日本国债收益率高涨，不仅使日本惴惴不安，也牵动着美国的神经。

在日中关系分外紧张之际，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在 “日中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见伊佐进一8月19日X）中访华。此次访华的是超党派议员联盟“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3名议员，他们分别是：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中道改革联盟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公明党参议院议员川村雄大。
 

代表团27日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会谈结束后，在北京市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针对高市早苗首相围绕“台湾有事”所作的国会答辩，陆慷向日方表示：“只要这一发言或这一认识不发生改变，中方就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对于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是否有可能推进包括日中领导人会谈在内的高层交流，伊佐表示：“我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这次访问，外界一般不看好，有舆论认为这次访问是“无果而归”，如时事通信社8月30日在所发表的高市早苗首相的照片下面所写的照片说明中指出：“自高市早苗首相围绕“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至今仍看不到改善的迹象。应邀访华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团虽然与中国共产党干部举行了会面，但并未取得具体成果。”

但是笔者认为，应该说“无果而归”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一些迹象看，这次访问并非没有可能成为日中关系发生转变，突破冰河期一个契机。

首先，这是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首相发表暗示日本可能“介入台湾有事”的言论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与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而且是中联部邀请日本方面访日，因此可以说，中国方面还是有改善日中关系意愿的。这次陆慷在与日本议员代表团会谈时，谈了一个改善日中关系的条件，对于日本来说，满足中方提出的这个条件，门槛已经不很高。

首先，目前的美国特朗普政权，对协防台湾非常消极，当地时间5月15日，特朗普在结束为期三天两晚的访华行程后，在专机记者会上称：“中国是强大的大国，台湾是一个小岛。台湾距中国约95公里，距离美国有约15000公里。我们不想打仗，如果能维持现状，我认为中国也会接受。我们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让我们独立吧'。现在那里（指台湾）有希望独立的人物，试图独立是很危险的事。”

日本对于台湾的政策，基本上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的。即然美国这样说了，日本也不愿意使用超过美国的调门力挺台湾，另外高市去年上台以后，准备进行众议院大选，挺台抑中，是一个得到选票的卖点，现在政权已经基本稳固，这个卖点刺激选民投票的“最佳适用期”已经过期，相反与中国关系恶化的负面因素却越来越明显。目前中国大陆来日旅游人数大幅减少，7月访日中国大陆游客为428,200人，同比减少56.1%。日本经济学家木内登英2025年11月推算，中国旅客的减少，将使未来一年日本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率均下降约0.29个百分点（木内登英《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给日本造成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使GDP下降0.29%》，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2025年11月18日），而在日中关系紧张后，中国严控稀土对日本的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一项经济测算显示，如果全球稀土供应量骤减80%且短期内无法替代，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2.3%，在美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尽管访华的议员，包括其中的自民党议员桥本岳，与高市走得都不近，但是对于目前的日中关系，包括高市本人，朝野政党都抱有强烈的危急感。

对现在的高市首相来说，如果积极改善了日中关系，反而更能为高市政权得分，使其能以更高的支持率应对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和2028年的参议院选举。

因此高市最近抓紧一些时机表现其希望改善日中关系的愿望。中国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8月12日逝世后，高市早苗通过外交渠道分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表达了哀悼之意。高市还提及朱镕基曾为改善日中关系作出了贡献。

8月27日，高市早苗就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洪水及泥石流灾害，分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出慰问函，向遇难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并向灾区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同时表达了希望尽可能多救出受灾人员，并祈愿受灾人员早日康复的心愿。

而在8月27日，访华团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会谈时，陆慷指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作出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是清楚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激浊扬清，推动日本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

这实际就是要高市早苗拿出一个行动，而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达到中方的要求从日本的民意角度看已经没有那么难，双方可以经过缜密沟通，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说法。

尤其是这次日本超党派议员访华团，可能已与中方敲定了6月去世的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继任者、现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贸促）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于9月访华的事，岩屋毅是前任外务大臣，在他访华时，也许高市早苗会托他带去亲笔信，进一步表达改善日中关系的意向，并提出在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日中领导人互动的希望，而中方如果将如何回应，十分引人关注。

美国政府于18日，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日本人院长赤根智子和一名来自塞内加尔、隶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列入新的制裁对象。据国际刑事法院介绍，自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可以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总统令以来，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的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官等累计已达13人，而这一状况的持续发酵，使日美关系陷入新一轮困境。

有关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英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简称ICC）是一个位于荷兰海牙的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法庭。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起诉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的管辖权的常设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根据1998年7月17日在罗马举行的全权大使会议上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而设立，该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目前共有125个缔约国和地区加盟，美国、俄罗斯、中国和以色列等都没有加盟国际刑事法庭。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不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与是否加盟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

如果犯罪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内，或者非成员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又或案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行使管辖权。

比如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员国，当被指发生犯罪的地点巴勒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以色列涉嫌者进行刑事搜查等，俄罗斯不是成员国，但作为犯罪发生地的乌克兰已经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可以立案搜查并发出逮捕令，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如果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出现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该国有义务逮捕他们。

遭美国制裁的赤根智子是怎样的人物？

遭美国制裁的赤根智子是日本检察官、法官，现任国际刑事法院（ICC）法官及院长。她是首位担任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的日本人。

她最初任职于横滨地方检察厅，之后于1994年和1999年先后在东京地方检察厅任职，2000年担任札幌地方检察厅公判部长，2005年调任名古屋高等检察厅，2008年任职东京高等检察厅，2009年任职大阪高等检察厅，2010年调至最高检察厅，并于同年10月出任函馆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1989年9月，赤根暂时离职自费赴美国留学。1990年12月，她完成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刑事司法课程的学习，并于1991年5月回到仙台地方检察厅恢复工作。

1996年4月，赤根进入日本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担任国际联合国研修合作部副部长。

2013年7月，她出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研究所（UNAFEI）所长。

2016年4月，日本政府提名赤根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候选人。

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投票选举产生。2017年12月4日，赤根当选，并于2018年3月11日正式就任法官。她是继前两位日本法官之后，第三位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日本人，任期为9年，至2027年3月10日结束。

2023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非法将乌克兰儿童带离乌克兰，即涉嫌实施强制迁移。赤根是参与签发这份逮捕令的法官之一。

2024年3月11日，赤根当选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这一天恰好是她就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6周年。她的院长任期至2027年，是国际刑事法院第六任院长，日本人首次担任这一职务。

美国为何对国际刑事法庭人员进行制裁？

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ICC）院长赤根智子等人列入制裁对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8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腐败、政治化程度达到致命程度的超国家法院”，因此将赤根院长列为制裁对象。有人认为，对赤根院长实施的制裁，其级别与美国针对朝鲜、伊朗、古巴等敌对国家人员所采取的措施并无区别。美国此前甚至扬言要“解散” 国际刑事法院，如今直接将其最高负责人作为制裁目标，实属极为罕见的措施。

制裁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如果在美国境内拥有资产，这些资产将被冻结。不仅如此，第三方与受制裁人之间的各种经济交易也将被禁止。这也让人联想到美国的“二级抵制（二次制裁）”，即连与美国制裁对象进行交易的第三国企业和个人也一并予以惩罚。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如果担心遭到美国的各种不利制裁，可能会主动终止与制裁对象的交易。

由于这是依据美国总统行政令采取的措施，日本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并没有必须遵守的义务。不过也有人认为，如果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不与美国方面保持一致，就可能因遭受二次制裁而被排除在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的支付结算体系之外，因此日本金融机构也可能采取冻结账户等应对措施。

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人员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并主张解体国际刑事法院，除牵扯到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等巴勒斯坦区域的非人道主义行为外，特朗普政府目前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相继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涉嫌违反国际法。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即使以“自卫”为理由，两国仍可能担心这种军事行动被国际刑事法院认定为“战争罪”，特别是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首轮联合空袭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一所女子小学遭导弹击中，据报造成180人丧生，受到伊朗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谴责，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起攻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就加沙地带的战事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特朗普总统或许也担心自己将来，特别是2029年总统任期结束后，会陷入类似的境地，因此制裁是为了使总统和内阁成员等人免于受到刑事起诉。

日本外交与日美关系陷入新一轮困境

赤根智子是日本政府推荐的国际法官，日本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分摊经费的最大出资国，一直表现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

今年1月，赤根智子回国后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礼节性拜访。高市首相当时强调日本重视法治，并向赤根表示：“日本政府将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以及赤根院长。”

当时她在自己的X账号上强调，作为“为消灭和预防重大犯罪行为而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写道：“为了维护和加强国际社会的法治，日本今后也将坚定支持两所国际法院（另一所为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ICJ）。我向她转达了发自内心的信息，希望她继续努力。”

在特朗普签署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总统令后，在今年3月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一名在野党议员要求政府“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和赤根所长，使其免受美国制裁”。高市首相对此回答说：“我们已经多次与美国进行沟通和并进行劝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登上北方四岛中的择捉岛，约2个小时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联合发表署名文章《中国与俄罗斯——携手迈上新高度》的文章指出：“中俄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行径，严厉驳斥各类历史修正主义言行。”强调“二战胜利成果”不得否认。8月14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的记者会上，《读卖新闻》记者问：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俄称“伊图鲁普岛”）。然而“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中方对此次访问有何评论？

郭嘉昆回答说：“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敦促日方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

中方没有明言北方四岛的归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也没有列出北方四岛的归属细节，那么，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是位于太平洋西北部千岛群岛南端的岛屿群，总面积5038.33平方千米，由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组成，其中择捉岛面积最大（约3200平方千米），现由俄罗斯萨哈林州南库里尔斯克县实际管辖。

北方四岛在二战结束前为日本领土，但在苏军“八月风暴行动”的军事进攻后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及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俄方认为依照《旧金山和约》，日本已放弃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之主权；日方则认为该和约所定义的千岛群岛不包括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虽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但条文中指的千岛群岛应循近代共识，北方四岛并不属于日本放弃的千岛列岛，且苏联自己并未签署这份和约，表示两国之间领土并未达成协议，主张北方四岛仍为其领土，并向俄方要求归还主权，两方因此产生主权争议。

1956年，日本和苏联两国签署《苏日共同宣言》，算是在未签和约的状态下结束了战争状态，当时两国对北方四岛的主权问题仍然无法达成共识，但在1956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第九条明文规定，日、苏两国同意继续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且条约缔结后，苏联将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交还给日本。

日本政府长期坚持“四岛返还”原则（即要求择捉、国后、色丹、齿舞四岛全部归还），最初拒绝仅接受两岛，但在实际外交博弈中（如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曾一度探讨过将“两岛返还”作为解决争端、缔结和平条约的现实妥协突破口，但遭日本国内强烈反弹，一些人士认为齿舞和色丹两岛的面积仅占北方四岛总面积的7%左右，如果接受两岛返还即告终结，被视为领土交涉的重大妥协与“外交败北”，因此无法谈拢，陷入僵局。

2022年3月21日，俄罗斯宣布由于日本就乌俄战争所实施的制裁，正式停止和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

中国对北方四岛的立场，并不是一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非常密切。当时中国出版的地图，基本把北方四岛包括在千岛群岛中，作为苏联领土处理。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64年，当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国开始从过去支持苏联的立场转向利用苏联与日本之间的领土矛盾反对苏联。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谈到苏联占领日本的千岛群岛问题，并明确表示支持日本要求归还领土。

毛泽东说：“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是中国官方首次表达北方四岛应归属日本。

紧随其后，在1964年8月1日，日本媒体发表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周恩来在会见中明确声明：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中俄关系迅速改善，中国不再有必要像1964年那样站在日本一边批评苏联，但是中国并不是马上转而公开宣布“四岛属于俄罗斯”，中国采取了“不介入、不表态”的态度。

中国的公开主张是俄日双边关系问题，应由双方之间妥善解决，但在2021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问：据报道，26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进行视察，提议在该群岛设立特殊关税区，吸引外国投资。此举引发日方抗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回答说：我注意到有关报道。这是俄日双边关系问题，应由双方之间妥善解决。同时，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遵守。

从上面的赵立坚的发言看，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立场，正微妙地向偏袒俄罗斯方面转换，而其背景是什么呢？

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担任首相不久的安倍向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投稿并在该组织网络上发表，文章提出“钻石（菱形）安全保障构想”，明确提出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打出建立在“自由民主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上的“菱形中国包围网”战略，日本、美国（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度四个民主国家，在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泛海域连线正好构建一个菱形。但是在他执政期间，他一方面推行建立“钻石安全保障构想”， 推进由其奠基和提倡的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组成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完善其对中国的“钻石包围网”，另一面则施展“八面玲珑”外交手段，推行在欧美与中俄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俯瞰地球仪”的全方位外交的方针，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的互惠关系”，而岸田文雄2021年10月担任首相后，一改安倍政权的“俯瞰地球仪”的全方位外交的方针，一味追随欧美，并更热衷于在亚太地区建立“中国包围网”，推行“价值观外交”，在日中关系中提出了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的新理念，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被搁置，加之2016年以来台湾民进党长期执政及中国在与日本有领土争端的钓鱼岛周边巡航的日常化，中国认识到了联合军事强国俄罗斯，以“二战叙事”为纽带，共同对抗以日本为核心建立的“中国包围网”，并在领土和台湾问题上得到俄罗斯全面支持的重要性。

现有资料记载，从地图上看， 中国1960年版《世界分国地图》，将北方四岛划为苏联领土，以苏联的名称标识，日本岛名写在括号中，1972年《世界地图册》第三版后续印刷本就已经把四岛划入日本一侧，并标注“苏占”，而现在中国的官方地图体系仍沿用这种处理方式。

而从官媒报道来看，2019年以前，中国官方媒体经常采用日本名称在前、俄罗斯名称在后的写法。

例如2019年10月，中国新闻网《日俄拟29日试行争议岛屿观光游 此前被俄方延期》一文报道说：“据了解，在6天的日程中，旅行团将赴国后岛(俄方称库纳希尔岛)与择捉岛(俄方称伊图鲁普岛)的名胜与温泉等地进行参观游览。”这条新闻也在人民网日本频道上转载。

而到了2021年，官媒报道出现了明显变化。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月6日，就任后首次出席广岛原爆和平纪念仪式。她在致辞中表示：“我国正在坚持‘无核三原则’，肩负着为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而不断努力的使命。” 在长崎也做出类似表述，日本多家媒体指出，与历任首相使用 “在坚持的同时”等词语，表现推进和主导未来无核化意志等表述相比，高市首相所使用的“正在坚持”这一说法，仅仅停留在对现状的说明层面，这与去年石破茂首相着眼未来，表示“在坚持三原则的同时，主导为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所作的努力”的表态有所不同。

因此有人指出：“所谓‘坚持’，只不过是在说明现状，看不到不予修改的决心。”“没有谈到今后打算怎么办。”

高市早苗首相6日在广岛市举行记者会，为日本核政策的基本方针——“无核三原则”的调整留下了余地。当被问及是否将在未来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时，她表示：“作为政府而言，目前仍将其作为一项政策方针予以坚持。”与此同时，她还指出，有关年底将进行修订的《安全保障相关三份文件》，“对于其中的表述方式等内容，不宜现在作出预判。”在这些与历任首相有细微差别的措辞中，流露出了强烈的修正“无核三原则”的意图。有舆论认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修订《安全保障相关三份文件》时修改“无核三原则”。

“无核三原则”（又称“非核三原则”）是指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具体内容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或称不引进）核武器。该原则由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于1967年12月提出，并于1971年11月在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佐藤荣作因此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读卖新闻》8月7日发表题为《高市首相未明确表示“今后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是否意识到无核三原则“束缚”美国的核威慑力？》的文章指出：据首相身边人士透露，“直到前一天还在继续修改讲稿”，由此看来，首相本人的意向似乎反映在了最终的措辞之中。

高市首相的致辞，立刻在日本引起很大波澜，各家报社纷纷发表社论，对此提出批评。

《朝日新闻》8月6日发表题为《致访问被轰炸地广岛的高市首相：无核三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国策”》的社论，《信浓每日新闻数字版》8月8日发表题为《坚持无核三原则——不要辜负被原子弹轰炸地区民众的愿望》的社论，对高市首相的如此表态提出批评。

高市在就任首相之前，曾在2024年出版、由她参与编著的《国力研究》（产经新闻出版）一书中，亲自披露她曾以日本的国策“无核三原则”是“障碍”为由，要求将其从《安全保障相关三份文件》删除。

她在继续支持禁止日本拥有和制造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中的“不持有、不制造”两项原则的同时，指出“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这一原则“不切实际”。她主张，如果连搭载核武器的美国潜艇进入日本港口都不允许，就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力。

高市去年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允许核武器运入日本”表示：“必须进行讨论”。

也许是受到高市的影响，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7月17日在网络节目中与媒体人樱井良子的对话时表示：在日本讨论核问题很难，但是这是不得不讨论的问题。7月22日，他在访问地比利时提及欧洲增强核战力的动向，并表示对核问题要做“没有禁忌的讨论”。

这些动向不仅在日本国内掀起很大波澜，也必然对日中关系的改善造成很大影响。

自从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有关“台湾有事”答辩以后，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国方面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联合俄罗斯等国，防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或引进美国的核武器。8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答问时指出：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其实日本在高市早苗进行有关湾有事”的答辩后，一直希望日中关系能走上正常轨道，因为日中关系的恶化，已经给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在发表有关“台湾有事”答辩以后，日中关系高度紧张，中国政府发出“尽量避免赴日旅行”的呼吁，中国访日游客数量急剧下降，对于中国游客寄予很大期望的日本旅游界遭受重创，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木内登英2025年11月18日在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上发表题为《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给日本造成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使GDP下降0.29%》一文中指出：中国游客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使日本的GDP下降0.29%。

而在日中关系紧张后，中国严控稀土对日本的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一项经济测算显示，如果全球稀土供应量骤减80%且短期内无法替代，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2.3%，在美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有关日中关系，高市早苗首相在7月27日的记者会见上指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自我就任首相以来，我始终坚持这样一项方针，即全面推进日中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具有建设性和稳定性的两国关系。

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各种担忧和课题，我认为，在各个层级、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对话，加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茂木大臣在内，目前我们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对话。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冷静、妥当地作出应对。

我非常期待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首脑会议）定于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举行。 日本现在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但是如果日本执意推进从美国引入核武器，日中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家门口引进至近的核打击基地，对中国的台湾战略、南海战略、东海战略以及中国海军突破岛链封锁都会产生巨大的制衡能量，严重弱化中国“战略预警与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特别是日本列岛的西南诸岛、冲绳等地区距离台湾非常近，如果日本允许美国核力量更加自由地利用日本的基地体系，那么中国可能会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危机，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后方基地，而且可能成为美国核威慑体系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中国对台海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日本因素”就会明显上升。

因此如果高市政权执意修改“无核三原则”，将使已经处于十分艰难状态的日中关系雪上加霜，难以改善，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也将是不可能的。

2026年7月28日，在发生并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熊本地震后不久，永旺梦乐城熊本（Aeon Mall熊本）发生了大规模爆炸。截至31日，已确认共有7名员工遇难，成为这次熊本大地震最为惨烈的现场。地震引发大规模的爆炸，在一些处理易燃易爆物质的工厂等时有发生，但是在大型商业设施发生实属罕见，为什么在地震后会发生大爆炸？目前日本经济产业省等部门派员奔赴现场，正在进行彻底调查。

永旺梦乐城熊本曾与嘉岛町签订协议，指定该设施为灾害发生时可开放停车场作为避难场所，并负责提供救灾物资的防灾据点。如果没有发生此次事故，这里原本应成为当地居民避难的重要场所。据悉，永旺集团已与全国141个地方政府签订了类似协议。

永旺梦乐城熊本于2005年10月开业，是一座大型商业综合体。在2016年熊本地震中也曾受损，并于2018年进行了大规模改造翻修。商场为地上三层钢结构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一、二层设有服装店、餐饮店等商业设施，并入驻电影院、诊所、托儿所等约200家商户，这样大型商业设施的抗震强度远远高于民间住宅，因此是当地指定其为灾害发生时的避难场所。据永旺介绍，事故发生时，商场内约有3000名顾客，包括各商户在内约有1300至1500名员工，工作人员成功避免了现场陷入恐慌，并将所有人员安全疏散至室外，当时并未发生建筑物倒塌等危及人们安全的现象。

但是在7月28日下午5时45分左右，距离7.1级地震发生后约1小时20分钟，永旺梦乐城熊本南侧中央附近发生大爆炸，天花板材料全部坍塌，散落在地面，二楼部分坠落。

一些专家表示：爆炸应与设施内使用的液化石油气有关（LP燃气，LPG）。据永旺梦乐城举行的记者会介绍，燃气供应储罐为大型液化石油气储罐，最大可储存9367公斤液化石油燃气。

另有人根据这一数据推算：如果这些液化石油燃气全部参与爆炸，其能量理论上最大相当于约100吨TNT炸药的威力，而各家餐饮店分别都安装了切断阀（紧急关闭阀），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地震发生后，这些切断阀是否正常发挥了作用。

此次永旺梦乐城熊本实际上是吸取东日本大地震经验后，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推进的“大型设施液化石油（LP）燃气化政策”，重新建设成为防灾据点的商业设施，而这起爆炸事故不仅对永旺而言，对经济产业省来说也是“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态”。从7月30日起，经济产业省迅速派员赴现场展开调查。

为什么日本政府要推进“大型设施液化石油燃气化政策”呢？

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网页上的《充分利用抗灾能力强的分布式能源——液化石油气》一文指出：

“为什么说液化石油燃气是一种具有较强抗灾能力的能源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能够独立运行的分布式能源。

液化石油燃气可以充装在钢瓶或储罐中，并根据需要设置在使用地点，属于一种分布式能源，无需依赖电力等其他能源系统，即可独立运行。因此，即使在灾害导致电力供应中断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液化石油燃气在防灾方面的优势，已经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灾害发生后，尤其重要的是如何度过受灾后的前三天（72小时）。据报道，在自卫队等救援力量抵达之前，各地避难所利用现场储备的液化石油燃气进行了取暖和供应热食（赈灾炊事）等工作，为维系灾民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由于液化石油燃气设备安装方便，在为受灾群众建设的临时住宅中，也被广泛作为发电、供暖制冷、烹饪和热水供应等主要能源使用。”

液化石油燃气具有以下特性：

比空气重，因此容易积聚在低洼处；本身无色无味，但为了便于发现泄漏，人工添加了气味；只有当空气中的浓度达到1.8%至9.5%之间时，才会发生燃烧或爆炸。

按理来说，在如此宽敞的空间里，即使发生燃气泄漏，气体也容易扩散，不易达到危险浓度，然而，强震也可能造成管线或连接部位损伤，即使各家餐饮店分别都安装了切断阀，也可能发生泄漏，使浓度骤增。如果商铺彼此分隔形成许多相对封闭的小空间，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气体就可能在这些封闭空间内不断积聚，使浓度持续升高，在空气中达到爆发的浓度，并因某种火源被点燃。如果其中一家达到危险浓度的商铺首先发生爆炸，其产生的冲击压力又可能连锁传递至周围区域，最终形成大规模爆炸。

永旺梦乐城熊本在2016年熊本地震中受损后，已按照新的抗震标准进行了修复并重新营业，其中也包括燃气管道系统。根据日本相关法规，大型商业设施必须设置防灾中心，并实行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监控值守。按规定，现场理应安装有燃气泄漏报警器和紧急切断阀。不过，即使安全装置当时已经启动，也不能完全排除爆炸发生的可能，虽然液化石油燃气系统通常安装感震自动切断装置，在理论上，遇到强震时应该切断，但是也可能阀门动作了，但阀门之后的管道内由于破损已有液化石油燃气泄漏，遮断阀没有完全阻止泄漏，而泄漏的液化石油燃气达到引发爆炸的浓度，形成爆炸的条件。

但是以上的分析，在真正的原因查明之前，都属于一种假设。

在7月29日的记者会见中，永旺（AEON）株式会社总裁吉田昭夫表示：“关于现场情况，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相关方面的判断，认为发生燃气爆炸的可能性较高。不过，截至目前，消防部门尚未发布正式结论，因此，现阶段还不能对此作出最终认定。

尽管如此，作为我们公司，将把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部与消防等有关部门共享，并尽最大努力配合调查，力争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据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永旺梦乐城社长大野惠司介绍，美食广场（Food Court）的烹饪使用的是液化石油气。一旦发生燃气泄漏，系统原本设有自动启动切断阀或关闭阀门等安全措施。

燃气设备已于2026年3月12日进行了自主检查，并于6月10日按照法律规定实施了定期检查。但对于事故发生当时燃气设备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大野表示：“目前正与消防部门共同展开调查。”

看来要想全面查明这次大地震引发的爆炸的原因，还需要深入的调查。

日本时间19日凌晨，在中国军舰与俄罗斯军舰联合航行期间，两军在日本冲之鸟岛附近的日本主张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日本政府认为此举可能危及船舶航行安全，已向中方提出交涉，表示关切。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是首次确认并对外公布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实弹射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1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指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予以坚决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

由此，日中关于冲之鸟岛的“岛岩之争”再燃。

中俄两国在冲之鸟岛附近的日本主张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7月12日，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作出裁决，否定中国关于其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的主张满十周年之际，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再次确认了仲裁庭作出的“中国关于扩张性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的裁决。

2016年7月12日，设于海牙的南海仲裁庭作出裁决，核心内容涉及否定中国“九段线”历史权利，并判定南沙群岛诸多岛礁为“礁岩”而非“岛屿”，并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填海造陆。中国政府对此明确表示“不接受、不承认”。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美济礁、渚碧礁、华阳礁、南薰礁、东门礁和赤瓜礁等7个岛礁上开展了大规模陆域吹填（填海造陆）和设施建设，南海仲裁案（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定表明，南沙群岛的所有高潮时高出水面岛屿（包括最大自然岛太平岛在内）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均属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岩礁”。 仲裁庭认定永暑礁、黄岩岛、赤瓜礁、华阳礁等在自然状态下，虽然高潮时高于水面，但由于“无法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因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被定性为岩礁。

对于日本等国12日发表的相关声明，中国外交部7月12日发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的声明》，指出：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

2026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刘劲松，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横地晃，就此提出严正交涉并进行了抗议。中方表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并强调“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月13日，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与其他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施泳公使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金井正彰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国的这一系列活动体现了中方在此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把日本看成发表这一声明的核心国家和牵头人。

而中俄两军在日本冲之鸟岛附近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也是这种抗议的延伸。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可以主张自领海基线起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其大陆边缘自然延伸超过200海里，并符合《公约》第76条规定的地质和地貌条件，还可以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提交资料，申请确认200海里以外的外大陆架范围。

2008年11月，日本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申请，共涉及七个海域区块，总面积约74.7万平方公里。其中，日本主张以冲之鸟岛作为基点，申请确认九州—帕劳海岭南部（Kyushu-Palau Ridge，简称KPR区块）约25.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外大陆架。

日本这一申请的重要前提，是认为冲之鸟岛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屿”，能够产生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冲之鸟仅属于第121条第3款规定的“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不能维持经济生活的岩礁（Rock）”，则只能拥有12海里领海，而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国自始至终没有承认日本关于冲之鸟岛的法律主张。2004年5月27日，《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贾宇、工程师李明杰撰写的《不认可人造的“冲之鸟”》一文，认为日本所谓“冲之鸟岛”原本只是几块长期遭受海浪侵蚀、涨潮时仅有少部分露出海面的珊瑚礁，日本长期采用钢筋混凝土等工程措施进行人工加固和维护，其目的在于维持其露出水面的状态，并借此扩大海洋管辖范围。因此，中国认为冲之鸟不具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岛屿法律地位，不应据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

文章指出，日本自1987年前后开始实施大规模保全工程，在冲之鸟周围修筑护岸、防波设施，并建设测量设施、气象观测设备、直升机起降平台等，以防止礁体继续遭受海浪侵蚀。

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围绕冲之鸟岛的维护和保全工程已累计投入数百亿甚至上千亿日元。日本官方和相关省厅（如国土交通省）的公开数据显示，该项长期工程涉及早期的护岸、防波块加固以及后期的港湾和活动据点建设，目前由于长期进行保全工程，冲之鸟岛正呈现出人为的整圆型。

日本政府则始终坚持认为，冲之鸟属于天然形成的岛屿，仅通过人工设施防止自然侵蚀，并未改变其原有法律性质，因此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关于岛屿的规定，应当拥有12海里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等海洋权益。

围绕冲之鸟法律地位，日中双方公开争论不断升级。2005年5月20日，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登上冲之鸟岛，在几十名记者陪同下于岛礁上逗留了45分钟。其间他扬起日本国旗，又轻吻刻有“冲之鸟岛，日本国”的黑色石匾，说：“ 这是岛。”他还说：“ 领土就是领土，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基地进行经济活动，包括捕鱼。我会强烈对外展示冲之鸟岛是日本经济专属区的一部分，阻止中国再说三道四。”

2008年，日本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申请后，中国和韩国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外交照会，指出冲之鸟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规定的“岩礁”，无权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因此日本相关申请缺乏法律基础。

2012年4月，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公布了对日本申请的建议（Recommendations）。委员会建议认可日本在部分海域拥有外大陆架，其中包括四国海盆等六个区域；但对于以冲之鸟岛为基点主张的九州—帕劳海岭（KPR）区块，由于存在中国、韩国提出的外交照会和法律争议，委员会未对涉及冲之鸟的相关区块进行实质审查，因此也未就冲之鸟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还是“岩礁”作出认定。根据委员会一贯做法，对于涉及国际争议的申请，在争议未得到有关国家解决之前，委员会通常不予审议。

日本政府随后表示，委员会认可其他相关海域的建议，证明日本提交的科学资料具有充分依据，并坚持认为冲之鸟岛依

据日本政府观光局7月15日发表的公告，6月份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为314万8600人，同比减少6.8%。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赴日游客较去年减少了57.3%，2026年上半年累计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2108万4800人，比上年同期减少2.0%，中国人为为205.82万人次，同比大幅减少56.4%。

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有关“台湾有事”发言以后，日中关系高度紧张，中国政府发出“尽量避免赴日旅行”的呼吁，中国访日游客数量急剧下降，对于中国游客寄予很大期望的日本旅游界遭受重创，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蒙受损失。

此前，在新冠疫情以后，中国游客访日恢复趋势迅猛，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2025年1月15日发布估算数据称，2024年访日外国人达到3686万9900人，创统计史上新高。仅1-11月就超过了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3188万人次），创出新高。全年访日游客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7%。按国家和地区区分与上年相比的增长率，中国大陆增长约2.9倍，美国增长33%。访日人数排名前三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韩国、中国大陆、台湾。

从国家和地区划分的人数看，韩国以881万7800人居首、中国大陆以698万1200人次之、台湾地区以604万4400人排名第三、美国以272万4600人列第四、香港地区以268万3500人排第五、泰国以114万8900人列第六、澳洲以92万人排第七。

而到了2025年，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数据，2025年前10个月，访日游客达3554万7200人， 同比增长17.7%，其中中国游客为820万3100人 ，同比增加40.7%，成为日本外国游客的最大来源国。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 2024年（初步报告）访日外国游客消费金额预计比2023年增加53.4%，比2019年增加69.1%。预估为8.1395万亿日元。按国家和地区划分，中国大陆为1兆7335亿日元（占21.3％），占首位，其次是台湾地区，为1兆936亿日元（占13.4％），韩国9632亿日元（11.8%）、美国9021亿日元（11.1%）、香港6584亿日元（8.1%），前五位国家和地区合计占比65.7%，中华两岸三地占全体消费的42.8%。

访日游客消费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感不断增大。从统计上来看，访日游客的消费被归类为出口。与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2024年1月至11月）主要商品出口年化值相比，访日游客消费额超过了日本主要出口商品半导体和钢铁，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商品，金额仅次于汽车。

而今年中国人访日不仅人数大降，而且消费也在大降，据日本观光厅7月15日发表的公告，2026年4—6月访日外国游客旅游消费额为2.50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0.2%；人均支出为24万4457日元，同比增长3.3%，中国人消费为2592亿日元（占10.3%），位居第三。而2025年4～6月期间的访日外国人消费总额约为 2兆5,250亿日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 18.0%。按国籍·地区来看，中国为5,160亿日元（占比20.4%），居首，而今年同期减少了2568亿日元，减少了约50%。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木内登英2025年11月18日在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上发表题为《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给日本造成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使GDP下降0.29%》的文章指出：

“今年1月至9月，中国赴日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23.7%，为各国和地区中最多。按截至今年9月的最新统计数据计算，过去一年（去年10月至今年9月）中国赴日游客人数为922.1万人。

另一方面，假设今后一年中国赴日游客仍将保持今年1月至9月同比增长42.7%的速度增长，同时按今年7月至9月中国游客人均消费额23.9万日元持续一年进行测算，则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旅游消费总额将达到3.15万亿日元。这是作为不存在赴日旅行限制（或旅行自肃要求）情况下的基准情景。

与此相比，如果中国赴日游客人数像2012年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发生时一样，在未来一年平均同比减少25.1%，则旅游消费额将降至1.65万亿日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可视为赴日旅行自肃要求造成的影响，其规模约为1.49万亿日元。”

“根据今年7月至9月香港赴日游客人均消费额21.1万日元等数据测算，在不存在赴日旅行自肃要求的基准情景下，未来一年香港游客在日本的旅游消费总额将达到0.72万亿日元。

另一方面，如果与中国游客相同，香港赴日游客人数未来一年减少25.1%，则全年旅游消费额将降至0.42万亿日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可视为赴日旅行自肃要求造成的影响，其规模约为0.29万亿日元。

将未来一年中国游客因赴日旅行自肃要求而减少的消费额1.49万亿日元，与香港游客相应减少的消费额0.29万亿日元相加，总计约为1.79万亿日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24年日本名义GDP（607.9万亿日元）的0.29%。

也就是说，这将使未来一年日本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率均下降约0.29个百分点，对日本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而反过来，以限制来日本旅游为手段制裁日本的中国难道就不受损失吗？中国游客不来日本，中国同样会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

在高市早苗国会发言引起日中外交风波最剧烈的阶段，英国《卫报》及香港《南华早报》2025年11月17日援引资深航空分析师最新消息称，自上周六以来，中国各大航空公司已有约50万张赴日机票被游客退订。

《南华早报》称，一名航空分析师表示，自11月15日以来，中国航司已记录约有49.1万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被退订，约占飞往日本总预定量的32％。

以去年12月计划出行的航班为例，中国各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900架次的赴日航班（约占原计划航班的16%至20%）。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26日，2月份已有49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1月份进一步增加。另据航旅纵横大数据，在2月份中国境内到日本的计划航班中，有近半数已取消。与此同时，1月26日，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以及厦门航空、上海航空、吉祥航空和春秋航空等多家航司发布关于日本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告，纷纷将免费退改签政延期至2026年10月。部分月份运力削减达到60%以上。根据航空数据平台（如航班管家DAST）的最新监测，近期中日航线的调整仍在持续，受淡季及市场需求低迷影响，日中航线的整体取消率一度达到 近50%，多条航线甚至出现全月航班取消的情况。

退票潮与大规模停飞航空公司受到很大经济损失，中国航空公司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直接的退票成本、机组资源闲置以及航线收入锐减。大规模退票直接吞噬了航司的现金流，不仅损失了预售票款，航司还需承担高昂的退票手续费补偿及退款支付处理费用，承受数十亿人民币的退票损失。业内估算，近50万张退票涉及的机票总损失高达数十亿人民币，重挫主导型航企。中日航空市场的运力主要由中国航司主导（如中国东航、国航、春秋航空、南航和吉祥航空

据中国央视新闻7月6日报道，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发射引起了日本的深度担忧和关注。

木原稔官房长官在6日表示：“今天上午，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接到中国国防部的通知，对方说明将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我方已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严重关切。”

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联合发出题为《关于中方通知将发射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的通知，通知表示：1、7月5日（星期日），日本海上保安厅接到中国航海主管部门通知，称“将在潮岬以南等海域划设因航天器残骸坠落而实施管制的区域”。经确认，所划设区域的一部分包含了位于潮岬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此外，日本国土交通省根据中国民航主管部门的通报，已发布航空情报通告（NOTAM）。2、7月6日（星期一）11时30分（日本时间），日本驻华大使馆接到中国国防部说明，称上述事项涉及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日方表示，对中国军事活动日趋活跃深感关切，并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有关弹道导弹发射训练计划，确保不会出现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危及日本安全的情况。3、基于上述情况，日本政府将继续由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努力确保日本领空和海域的安全，并要求防卫省切实做好警戒监视工作。

为什么日方对此表示深度担忧和关注呢？首先日本担心该导弹飞跃日本上空，这样无论从现实的威胁程度和对日本民众的心理压力来看，都是重度的。2017年8月29日，朝鲜试验火星12导弹，经过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上空，这是朝鲜的导弹第一次飞过日本领土。一般来说，飞行器在未进行通知的情况下无故穿越他国上空将被指严重挑衅外国主权，这样的行为引发日本乃至国际震惊。导弹升空后4分钟，导弹轨道附近区域的日本民众手机上收到蜂鸣警报，警报声吵醒了一些睡梦中的人。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表态称：“这种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的鲁莽行为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2022年10月4日早上，朝鲜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横越其领域，最后落入太平洋，日本政府呼吁公民寻找掩体，日本北部也暂停列车行驶。日本方面还立即通过驻北京大使馆管道，向朝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最强烈的表现方式予以谴责”。如果中国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将表明中国对日本的威胁陡然上升，是拦截、击落还是听之任之，让日本面临外交与安全保障方面的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四个坐标点：其中一个位于菲律宾外海，两个位于所罗门群岛附近，另一个位于距离和歌山县最南端约370公里的海域。其中有一部分区域与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发生重叠。中国于5日曾向国内发布两处可能有坠落危险的区域通知，其中一处位于辽宁省外海、包括渤海在内的北部海域；另一处位于广东省外海的南部海域。日本方面有分析猜测：如果将这两处区域与中国向日本通报的导弹落点连接起来，可能会经过日本海、东北日本附近、本州东北部附近，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导弹会飞越日本上空呢？但后来日本方面证实，此次中国的潜射洲际导弹并没有越过日本上空。

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又联合发出题为《关于取消因中方通知将发射弹道导弹而发布的各项警报的相关信息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截至目前，日本政府掌握的情况显示，未确认导弹飞越日本领土上空，也未确认飞入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日本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二，这次中国发射潜射洲际导弹是针对以岛链封锁中国的日美一次令人震撼的举动。凤凰网7日报道，据凤凰卫视报道，中国海军7月6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

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JL-3）是中国研制的海基战略核导弹，2025年9月3日首次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该导弹射程超过8000公里，可达1万公里以上 ，采用多弹头分导技术，可携带6-10个分导式弹头，并与096型战略核潜艇配套使用，服役标志着中国潜射弹道导弹进入洲际时代。此导弹可在近海发射覆盖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的国家目标，使战略核潜艇具备近海区域执行二次核反击的能力。二次核打击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遭受敌方核打击后，仍然具有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能力。按照相关理论，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就可有效威慑和遏止敌方，显著提升核威慑效能。

几十年来，美国和日本等依靠太平洋上各大岛屿连结的岛链，建立了美国及盟友的一个战略地理空间，以抵御中国解放军向太平洋移动。美日等在中国东出太平洋的航道上布满了反潜巡逻机和攻击型潜艇，利用P-3C、P-1、P-8A等海上巡逻机进行大范围巡逻，投放声呐浮标，由配备反潜声呐的护卫舰、驱逐舰开展搜索，利用水下监听网等固定式传感器，对潜艇通过海峡进行监视和持续跟踪，力图在关键时刻封锁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把中国战略核潜艇堵在近海，使其无法展开第二次核反击的战力，而中国核潜艇一个弱项就是噪音较大，无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让携带核武器的潜艇出海入洋，因此导链封锁使美国的核战力维持了对中国最大的威慑力，也可以保障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保护下的日本的安全。

而关于这次中国发射潜射洲际导弹的地点，目前尚无官方信息证实发射海域。部分军事分析人士根据航行警告和飞行轨迹推测，发射地点可能位于渤海湾，据香港新闻网7月8日发表题为《“罕见实力展示”！美媒聚焦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文章（编辑 李雪萍）报道，维也纳研究机构“开放核网络”分析师徐天然称，根据中国航空和海事机构发布的通告，该导弹很可能从中国东北部的渤海湾发射，并飞向南太平洋。在他看来，本周进行的导弹试射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形成了“巨大反差”——中国以往通常在境内沙漠地带试射导弹。“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展示或信号传递。”

渤海平均水深不到20米。如果海水只有20米左右，潜艇几乎没有上下调整深度的空间，稍有误差就可能接近海底或露出水面。渤海虽然并非所有海域都如此浅，但整体属于浅海环境。如果这枚导弹真的发射于渤海湾或其他浅海，则可以表明中国战略核潜艇在浅海姿态控制方面已有较高水平，冷发射系统能够适应较复杂的浅海环境，中国具备在受保护海域（即所谓的“堡垒海域”）实施战略核反击能力，说明中国不需到数千里外的大洋就可以在中国近海发射潜射导弹，并覆盖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达到如此成熟的高度，会大大对冲核弹头在数量上少于美国的劣势，美日联手，以日本为最近基地的核威慑力也会大大降低。

日本时间6月30日晚10时左右，在距冲绳本岛西北约290公里的钓鱼岛附近，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 （EEZ）内，海上保安厅测量船“拓洋”号正在实施海洋调查时，多次收到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停止调查要求。

日本海上保安厅还表示，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4时20分左右，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光洋”号在距离冲绳县钓鱼岛鱼钓岛西北偏北约80公里的日本认为是“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海洋调查时，中国海警局船只通过无线电要求其“立即停止调查并马上离开”， 此后，截至2日凌晨0时，中方共4次提出类似要求。测量船回应称：“我们正在依据国际法开展正当的调查活动。”

中国如此频繁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或曰钓鱼岛水域日中有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内，要求日本政府测量船停止作业并离开，实属罕见，那么，中国在释放什么新的信号呢？

据悉，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在日本认为是“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遭中国公务船要求停止作业，是自2012年2月以来，时隔14年多再次发生。

而中国现在频频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展开活动，两艘中国海警船于6月3日进入了与那国岛南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EEZ）。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就其目的等进行了询问，据称中方反复主张其拥有“管辖权”。自6月3日之后，这两艘海警船仍持续在附近海域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厅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中国海警此前于6月1日曾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了“执法巡航”。

在6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中国海警在日本与那国岛以南“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领土主张“不可接受”。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郭嘉昆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决不允许。

中国最近频繁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活动的目的，正像郭嘉昆所说，中国宣称其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要行使管辖权，而在钓鱼岛水域频繁要求日本政府测量船停止作业，并离开该水域，也是在以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的这一前提下，强调已钓鱼岛为陆路边界划定的专属经济区，是属于中国的。

而中国最近频繁采取类似行动的一个起因，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于日本时间5月28日发表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日菲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已就启动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及大陆架海洋边界的谈判达成一致。为此，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这里所说的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洋边界，可能是指从日本与那国岛附近向南，到菲律宾伊特巴亚特岛（Itbayat）及其北侧的雅米岛（Yami Island）再往北的海域，其宽度不足400海里，因此双方的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主张依据（即可能拥有EEZ的法律基础）发生重叠，需要进行边界划定，可能涉及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群——与那国岛、波照间岛等及菲律宾吕宋海峡之内、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等。

吕宋海峡的宽度大约为370公里，但如果只看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到台湾台东县兰屿乡所管辖兰屿之间的巴士海峡，宽度大约为140公里，两边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相互重合的，至今菲律宾还和台湾方面仍有争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海域，日本正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牵制中国的海洋执法网络，在南海和东海的广阔海域形成对中国的“联合牵制”，与菲律宾启动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及大陆架海洋边界的谈判，也是形成对中国“联合牵制”的一环，而台湾分别与日本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虽然中国政府认为台湾周边海洋权益属于中国整体海洋权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台湾作为独立主体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但是日本和菲律宾承认台湾长期按照专属经济区制度管理周边海域的权利，台湾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以这些协议为基础，与两国就海事问题展开协商。

而中国非常担心日本、菲律宾、台湾在这一中国舰艇进出西太平洋的关键水域联手对抗中国，因此最近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加大在这一海域的执法范围和力度与之抗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新华社6月6日称，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7月4日表示，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这表明中国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常态化。

就此，台湾陆委会7月4日透过新闻稿指出：“中共在台湾以东海域不存在任何主权与相关权利，中共在此海域没有管辖权，中共公务舰艇在此也没有执法权。中共号称‘执法巡查’，本质上是违反国际法的扩权、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陆委会强调：“违法的行为做再多次还是违法，也不会被国际承认。”

中国这些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日本、菲律宾、台湾将要在这个地区联手对抗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强调以钓鱼岛为基点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及以台湾为基点的专属经济区，岛屿如果具有产生海洋权益的资格，可以拥有12海里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EEZ）以及大陆架。中国正在积累在这些地区可以实行管辖权的既成事实，阻止日菲台建立这一海域联合对抗中国的执法网络，试图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上台后，特别是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表示可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以后，中国强烈反弹，日中关系急转直下，不仅两国政府几乎已经断绝官方交流，也危及到两国民间人士。

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1月加强了对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管制，并于2月下旬进一步收紧相关措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6月20日公布的贸易数据，5月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体（稀土永磁材料）数量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这是自去年因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出口管制加强、出口量大幅下降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于6月24日发表公告2026年第26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有关事项》，事无巨细限制稀土及其稀土产品出口，今年5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当地海关部门拘留两名日本大型电机企业富士电机的员工，他们涉嫌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出境外，因此可能被认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

这一事件对当地日本企业冲击很大，大连历来与日本联系密切，长期积极吸引日资企业进驻。据日本驻大连领事事务所介绍，目前约有1700家日资企业在当地设有据点，在大连长期滞留的日本人约3000人。

稀土有17种，是电动汽车（EV）、混合动力汽车（HV）和家电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电机和磁铁材料，应用于飞机、机器人、手机、空调、军工等多种领域，是使用电力和磁力旋转的电动机的核心部件，遍布在各种产品，而中国相关法律界限模糊，是否违反中国法律很难厘清，因此这一事件以后，有关在华日本人安全问题再一次引起广泛议论。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23年4月26日，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界定间谍活动范围扩大，行政执法职权增强，但是对于具体哪些资料属于国家机密，具体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违反反间谍法，还有相当大的迷糊空间，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与中国有密切经济与人员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企业人士等的担忧。自中国于2014年制定《反间谍法》以来，迄今已有15名以上日本公民被拘留。尤其是最近5年来，相关案件所涉罪名愈发成为“黑箱”，外界难以获知具体案情，而被拘留对象也越来越多地扩展到民营企业高管和日资企业驻华人员等民间人士。在两名富士电机员工被拘留后，日本企业人士纷纷表示：“究竟什么行为被认定有问题？”“这样下去是否还能开展商业活动？”“是不是要把企业驻华员工大量减少或者撤回？”“是不是要在中国把全体员工都换成中国人”等。

另一方，高市政权上台后，紧锣密鼓出台严控外国人法规，旨在强化情报活动（Intelligence）统筹指挥功能的《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于5月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正式成立。高市早苗首相一直表示有意加强日本的情报能力。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其事务机构“国家情报局”，并成立有关《反间谍法》等问题的专家会议，以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为目标推进准备工作。

日本推动制定《反间谍法》的“促进制定反间谍法议员与专家恳谈会”成立于1984年，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前首相岸信介担任会长，成为推动立法的主要倡导者。自民党于1985年向国会提交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规定，对泄露国防、外交等机密信息给外国等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然而，由于法案中由政府决定的“国家秘密”范围可能无限扩大，被批评会侵犯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因此遭到强烈反对。除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反对外，自民党内部也存在谨慎意见，最终法案于同年成为废案，而现在，这一有可能涉及控制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法案呼之欲出，作为在日外国人人数最多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高市自民党及与其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力推限制外国人来日及在日活动的政策。1月23日，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与外国人秩序共生社会推进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政府已决定汇总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的《综合应对措施》。她表示：“成果在于，我们以‘秩序是共生社会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全面提出了各项政策措施。”《综合应对措施》列出了符合高市政府所倡导“加强管理”方针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提高取得日本国籍和获得永久居留许可的条件；加强防止拖欠医疗费用、税款及社会保险费的措施；研究重新审视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允许外国人领取生活保护（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等。

高市早苗首相在竞选期间也一直主张：“要进一步严格入境管理。”

截止2025年底，日本长期滞留外国人人数达到4,125,395人，较上年增加356,418人（增长9.5%），其中，中国籍在留外国人为930,428人，较上年增加57,142人，占全体外国人约23%。

在日本严格入境管理和收紧外国人政策及日中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下，人数最多的在日中国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日中国人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现在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希望取得和已经取得经营管理签证的中国人由于拿不到签证，很多人被迫回国。

经营管理签证（在留资格）是指将在日本担任公司经营者（如代表董事、董事、监事等）或管理者（如分公司经理、分店店长、部长、工厂厂长等）的外国人取得的签证种类。不仅是在已有企业中担任上述职位的情况可以申请，在申请人新设立企业创业时也可以申请。

过去，对于创业者而言，只要在日本设立营业场所，并且满足“准备500万日元以上的注册资本”，或者“雇用2名以上全职员工”这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即可获得最长5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即使公司尚未设立，日本也设有作为“筹备期间”发放4个月签证的制度。此外，经营管理签证的一大特点是可以无限次续签，这一政策原本目的是大量吸收国外资金。

自2025年10月16日起，日本政府 实行“经营・管理”许可的新的标准，投入事业的注册资本等金额较以往大幅提高，要求达到3000万日元以上，此外，还新增了以下要求：雇用至少1名符合条件的全职员工（对象仅限日本人、永住者、日本人配偶等、永住者配偶等以及定住者）；具备一定水平以上的日语能力（不仅能够理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语，还应能够在较广泛的场合理解并使用日语）；具有经营经验或相关专业学位；提交经专业人士确认的商业计划书等。

2015年取得该签证的中国人为约7000人，到2024年6月末达到20,551人，10年间增长至约3倍。取得经营管理签证者中，超过一半为中国人。在制度修改之前，外国人每月平均申请件数约为1700件，从去年年底左右开始，每月平均申请量下降至约70件，申请数量下降了约96%，中国人首当其冲，取得或续签该种类的签证的中国人在严格审查下等大幅减少。

很多中国人长期在日本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经营、生活，并建立了生活根基，建立家庭，生儿育女，但是由于从去年年底开始，许多中国人拿不到此签证，不得不回中国，他们许多子女原在

在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16日在七国集团及受邀国参加的题为“构建新的伙伴关系与重建国际团结”的会议上表示：“对于中国针对日本采取的措施可能影响七国集团（G7）及理念相近国家供应链的状况，日本深感担忧。”她点名提及中国，强调有必要协调步调，共同应对中国通过限制稀土出口实施的经济胁迫的行为。

中国政府将稀土作为战略资源实施出口管制，对日本的稀土类出口正在急剧减少。受日中关系恶化影响，今年3月至4月的出口量同比下降超过80%，而钨主要品种中的部分产品，以及作为稀土类的镝和铽，5月份对日出口为零,其他稀土产品的出口量也处于异常低的水平。另一种稀土元素钇5月份虽对日本出口了少量产品，但今年以来的出口规模与2025年相比仍然极为有限。某一涵盖多种稀土材料的广泛海关商品类别，其过去3个月的移动平均出口数据更降至自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了确保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核心部件生产所必需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日本企业正加快将采购来源转向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

由于日本在稀土上深受中国的限制出口的压力，因此高市首相在峰会上矛头直指中国，希望与会的所有国家联合起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但是她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也许正是因为她把矛头直指中国，使一些与会国家顾及对华关系，没有签署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发表的《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宣言》。舆论普遍认为：最积极推动这一宣言发表的，就是高市早苗。

6月17日发表的《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宣言》，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表达了对“经济胁迫”的担忧。声明明确指出：“其中包括任意性的出口限制和报复性措施，这些行为正在削弱经济安全保障的韧性。”日本提出的建立关键矿产联合储备机制的主张，也几乎全面写入了声明。

声明指出：鉴于市场高度集中、相关资源存在脆弱性，以及任意贸易限制不断增加，我们再次强调供应链多元化和构建集体韧性的紧迫性。澳大利亚以及G7伙伴国家也支持本声明。

我们对利用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损害经济安全与经济韧性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其中包括针对关键矿产及相关军民两用产品实施任意出口管制和报复措施，以及经济胁迫行为。

对于七国集团和美国来说，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在稀土等重要矿产供应链方面和中国对立深刻，但是也都意识到了在这一重要供应链上不能过度依赖中国，自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去年10月9日，发布《商务部公告2025第62号 公布对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对部分矿产实施出口管制，美国、欧洲、日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商务部还在今年1月6日，宣布加强对向日本出口双用途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因此日本收到的冲击最大。

欧盟领导人于6月18日讨论了新的、更严格的措施，以抑制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以及对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过度依赖。自中国对部分矿产实施出口管制以来，美国一直主导推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和寻找新的供应来源。

自2025年4月起，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提高进口关税为谈判筹码，要求全球各国和地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并扩大对美投资。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换取美国降低本国产品的关税，不得不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中国则保持了强硬的谈判立场。美国提高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提高对美关税，一度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达到145%，中国对美关税达到125%。经过多轮谈判后，自11月10日起，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被下调至20%。中国能够维持强硬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掌握着稀土这一强有力的谈判筹码。

在中国以外的大规模稀土生产企业中，目前西方主要只有两家公司：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Lynas Rare Earths）和拥有美国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矿区的MP材料公司 （MP Materials）。

这次七国集团首脑峰会，除法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外，还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巴西、肯尼亚、埃及、卡塔尔、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的首脑参加。

在批判中国的问题上，参加G7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度差。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依赖；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避免全面对抗，在首脑会议（峰会）上，虽然就稀土进口问题达成一致，即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在相关供应中的占比不得超过60%，但与会各方尚未就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政策框架达成一致。

而另一些七国集团以外的参加国，除澳大利亚以外不愿公开站队，韩国、巴西、印度、埃及和肯尼亚没有签署此文件。在G7通过的8份文件中，韩国仅未签署这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宣言》，其余7份均已签署。虽然该文件没有像高市早苗那样直接点名中国，但显然是针对事实上正在限制稀土出口的中国。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2026年2月5日宣布，韩国正在探索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关系，以确保先进技术产业所需稀土的稳定供应。该部门表示，为帮助韩国企业更快速、更稳定地进口中国矿产资源，将推动建立与中国主管部门之间的热线机制和联合委员会。

据该部门介绍，韩国拥有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和石油化工等重要产业，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稀土供应链体系。韩国政府已指定17种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矿产，并将加强供应状况监测与分析，以防止突发性供应短缺。

韩国对中国矿产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极高，韩国方面似乎判断，如果全面参与该文件，可能会面临中国的强烈反对以及贸易报复，从而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

而巴西和印度都是中国及俄罗斯主导的金砖国家成员，中国目前正引领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在深层次、宽领域里发展，越来越多转向共同发展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智能工厂。5月27日至28日，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举行。

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肯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印度的制造业对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和原材料依赖度仍然较高。2025年以来，双方讨论了稀土、化肥、工业设备等关键产品供应问题。直航恢复、签证便利化、旅游交流等议题也重新提上日程。

这些国家都不愿意因为签署此文件引起中国的敌对情绪。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首相提出的内容几乎都被纳入这份声明中了，这是日本G7外交的一个巨大胜利，但是这份声明也造成了参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分歧。

在6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的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问：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林剑表示：“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于日本时间5月28日发表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日菲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已就启动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及大陆架海洋边界的谈判达成一致。为此，日本时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为什么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开始海洋划界谈判，而为什么中国会强烈抗议呢？日菲海洋划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所说的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洋边界，可能是指从日本与那国岛附近向南，到菲律宾伊特巴亚特岛（Itbayat）及其北侧的雅米岛（Yami Island）再往北的海域，其宽度不足400海里，因此双方的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主张依据（即可能拥有EEZ的法律基础）发生重叠，需要进行边界划定，可能涉及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群——与那国岛、波照间岛等及菲律宾吕宋海峡之内、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等。

从国际法角度看，日本与菲律宾启动海洋边界划界谈判本身是符合国际法的行为。依据联合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两国海岸相向或相邻时，如果双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EEZ）或大陆架主张发生重叠，应通过协商划定海洋边界。《海洋法公约》第74条（EEZ）和第83条（大陆架）都规定：应通过协议实现公平解决。

吕宋海峡的宽度大约为370公里，但如果只看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到台湾台东县兰屿乡所管辖兰屿之间的巴士海峡，宽度大约为140公里，两边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相互重合的，至今菲律宾还和台湾方面有争议。

台湾外交部于6月5日再次强调，日本及菲律宾未来相关划界谈判与结果均不影响台湾依国际法及海洋法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也不影响台日或台菲双边既有渔业协定的执行。这不仅已获得相关国家公开确认，也是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国际司法判例中，双边条约或协定仅对缔约国有效的法律依据。

但是中国认为：在菲律宾以东、台湾以南及巴士海峡周边海域，中国拥有相关海洋权益，中国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认为不能把中国放在一边由日菲双方划界。

从表面上看，双方划界后，渔业管理更明确，海底电缆铺设更容易，海上能源开发更方便。

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对抗的问题，首先是第一岛链问题。

第一岛链是指东亚的海岸线往东延伸向太平洋的列岛线，北段为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段为台湾岛，南段为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大巽他群岛）等。 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1951年提出在海上遏制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岛链，被视为这一战略的开端，太平洋上各大岛屿连结的岛链，提供了美国及盟友一个战略地理空间以抵御中国解放军往太平洋移动。

但是，当下中国的军事力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根据部分战略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分析，随着远洋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海军已突破传统近海防御范围，活动范围从连接冲绳、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海域逐步扩展至由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等构成的所谓第二岛链以西海域，其长期战略目标之一是建设具备持续远洋行动能力的海军力量。随着中国海军活动范围扩大、中国海警在菲律宾周边海域执法活动增多，中国舰艇乃至航空母舰编队频繁通过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等国际水道。2025年6月7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在硫磺岛以东南鸟岛海域首次开展活动。同时，中国另一艘航母“山东号”7日下午出现在距离冲绳县宫古岛东南约550公里的海域，9日则航行至小笠原群岛的冲之鸟岛北侧、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范围内。这是中国航母首次进入从日本延伸至关岛、印尼的所谓“第二岛链”。此外，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在太平洋展开行动，也是首次确认。中国两艘航母同时逼近日本近海，引起日本方面的深刻担忧。

日本、台湾和菲律宾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日本与菲律宾不断深化安全合作，并已就启动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达成一致，其中连接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吕宋海峡是谈判的一个重要海域，该海域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吕宋海峡以及连接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都是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吕宋海峡中的巴士海峡是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深水航道，也是中国潜艇和水面舰艇进入西太平洋的重要路线之一；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属于国际水道，是中国航母编队和大型水面舰艇前往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的重要通道；与那国岛周边海域位于琉球群岛西端，靠近台湾东北方向，也是中国海军舰艇往返西太平洋活动时经常经过的海域之一，因此，美日两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对这些海上通道的监视与警戒。

从战略层面看，日菲完成海洋划界后，虽然无法阻止中国舰艇依据国际法通过相关国际水道，但有助于双方明确海上执法权限，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推动情报交换、海空监视、联合巡逻以及海洋态势感知能力建设。随着日菲同盟关系与美日同盟、美菲同盟之间的协调不断深化，三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合作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并可能在台海等地区安全议题上加强信息共享与行动协调。

日本为此正在加强这一地区的国家展开军事与海上执法合作，5月5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签署了《有关进一步推进日菲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的日菲防长联合声明》。双方还一致同意设立工作组，就包括日本阿武隈级护卫舰和TC-90教练机在内的防卫装备转让事宜展开讨论。2016年至2018年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项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应对能力强化计划”，向菲律宾提供了10艘44米级巡逻船；2022年，作为该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又交付了2艘97米级大型巡逻船等，截至目前，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提供的巡逻船总数达到12艘，并预定将再提供5艘大型海岸巡逻船。日菲也在最近签署或准备签署各种军事协议，加强联合对抗中国海上霸权的力度。《日菲部队间合作便利化协定》（RAA）于2025年9月1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提高了日本自卫队（JSDF）与菲律宾武装部队（AFP）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效率；《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于2026年1月15日签署，6月6日在日本国会正式通过，该协议将使自卫队与菲律宾国军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双方还同意启动有关保护军事秘密信息协定的谈判，该《军事秘密信息保护协定》是进一步深化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提升两国之间以及与其他伙伴互操作能力的重要框架。

6月1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举行了日马首脑会谈，会谈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发表了《日马联合声明》,两国政府还签署了两国海上保安机构之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就能源合作及强化对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海上交通线（Sea Lanes）的安全保障达成共识。日马两国政府还签署两国海上保安机构之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对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海上交通线（Sea Lanes）的安全保障。

日本正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牵制中国的海洋执法网络，在南海和东海的广阔海域形成对中国的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此事是否会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的规定，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时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

这以后日本方面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开始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这一定性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试图改善日中的尝试似已无法入手。

去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指出：

高市的涉台谬论绝非孤立的政治妄言，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偏执和狂妄。近年来，日本在强军扩武道路上疾行狂飙，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在此背景下，高市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钩，是为日本军事扩张寻找借口，蕴藏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苗头。

这以后中国舆论围绕“军国主义”这一关键词万炮齐轰，不断升级，说高市政权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战略出现“危险转向”，日本有重新军事化倾向，亚洲国家必须警惕日本战略走向等等。

这些文章虽然一开始还主要使用“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招魂”等说法，但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指出：中方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任何复活军国主义和形塑“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行径，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这应该是中国官方将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首次定义为“新型军国主义”。

之后官媒等迅速跟进，将“新型军国主义”这一定性不断系统化。

202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题为《“新型军国主义”将把日本再次引向深渊》的文章，这是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系统地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的标志性文本，文章指出:日本右翼执念不改，推动国家在穷兵黩武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深渊。

202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题为《必须遏制日本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必须引起所有爱好和平的国际正义力量的高度警觉。

系统性论证的正式提出，基本可以视为官方定性的完成。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这种说法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发酵，频繁出现在中央媒体的评论与报道系列及政府的外交问答中。

《人民日报》3月17日在快手平台账号“人民日报国际”上发表题为《四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指出2026年可能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 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欺骗性、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扩张的国内外背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入系统性实施的危险阶段、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成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变量之一这四个方面定性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寰宇平”的评论文章《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是现实威胁，必须遏制其成势》，可以说是上述文章的扩写版。

中国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日本不是旧日本帝国式的军国主义，而是21世纪条件下的推向的新的“军国路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月31日宣布在日本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表示，中方对日方上述动向严重关切。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026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使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这一表述。郭嘉昆当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随后，5月12日外交部进一步升级措辞，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6月1日，外交部又专门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对“新型军国主义”指控的辩解，说明这一表述已经成为官方固定用语。

中国官方批评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危险”，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存在，但是现在已上升为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的高度，这是中国对日本有关“军国主义复活”的升级版定性，是把复杂政策争议压缩成一个容易传播、容易动员国内外公众情绪的升级版标签。

在5月14日于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主席点名批评高市首相，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在5月20日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指出：“敦促日本政府应从中汲取教训，基于自身惨无人道的侵略历史，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成果，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因为这曾经给世界各国人民和日本自身带来深重灾难。”由此把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定性正式写入了外交文件。

首先，中国希望通过把高市政权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激励日本国内反高市势力，提高日本政府继续推进相关政策的政治成本，因为许多日本人并不支持大规模扩军，卷入台海战争及持续增加防卫费等。

再一个就从历史脉络上拉近与受过日本侵略的韩国、朝鲜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牵制这些国家和日美联合对付中国。

而日本在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后，一直希望日中关系能走上正常轨道，但是高市政权上台后，日本国内失去了以往能与中国密切沟通的管道，公明党已高市政权分道扬镳，曾在自民党内对促进日中关系改善做出很大贡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原自民党骨干都被边缘化。高市政权没有办法，只好把希望放在因国际会议等访华的大臣等通过与中方有关人士的“不期而遇”举行会谈等改善关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自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就“台湾有事”作出国会答辩以来，这是日本阁僚首次访华。他在出发前于羽田机场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方发来了十分郑重的邀请函。”并说明将像往年一样，以主管阁僚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与中国方面并无正式接触。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成功举办。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沢亮正5月23日透露，“曾与中国阁僚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阁僚首次接触。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

5月26日至29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二世及夫人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双方在海洋问题上都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压力，管辖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2025年12月30日发布消息称，在位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处于日本领海外侧的毗连区内，确认中国海警舰全年航行天数累计达356天，刷新了自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以来的最高纪录，中菲围绕菲律宾专属经济区（EEZ）内的部分海域和岛礁的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争端不断，双方在黄岩岛、仁爱礁等争议海域多次发生对峙、水炮喷射和船只擦碰等摩擦，因此日菲双方都有强烈的合纵连横，制衡中国的意向，这次马科斯访日，双方讨论了多项在军事上合作事项。

首先，日本政府于4月21日修订了规定防卫装备海外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使具有杀伤和破坏能力的武器原则上也可以出口，而向菲律宾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等，将是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后第一桩具有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项目。

在会见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为推动“阿武隈”级护卫舰以及TC-90教练机等装备的移交，加快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日本与菲律宾两国政府已就向菲律宾出口阿武隈级护卫舰达成一致。

阿武隈级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旧型舰艇，根据日本于2022年12月制定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级舰将于2027财年前全部退役，但是对于海军舰队较弱的菲律宾来说仍有用武之地，阿武隈级优势包括：① 减少舰员编制（省人化）；② 采用轮换舰员制度（目前尚未实施）；③ 多功能化（包括具备反水雷作战能力）；④ 通过隐身化和高速化设计，能够在高威胁环境下执行作战任务；⑤ 具备远程航行能力；⑥ 建造成本较低，但物美价廉等。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大部分主力舰艇也多为进口的二手舰艇或吨位相对较小的舰艇，例如，作为菲律宾海军主力的何塞·黎刹级护卫舰虽然较为现代化，但仅有2艘，该级舰由韩国现代重工建造。

而阿武隈级护卫舰，虽然说是日本将要退役的二手舰，但可以在物美价廉的前提下保证数量，并提升专属经济区（EEZ）监视能力，确保在南海的持续存在（常态化部署），获得反潜作战能力及加强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合作。

TC-90教练机是以美国的通用航空及军事航空生产商比奇飞机公司（Beechcraft）“空中国王”（KingAir）  C90为基础改装而成的训练机，主要用于仪表飞行等导航训练。该机型目前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第202教育航空队配备有28架。

美国海军也装备了以“空中国王”（King Air） C90为基础开发的T-44教练机，作为大型飞机飞行员的训练用机，可以帮助菲律宾培养优秀的飞行员。

第二，双方在共同声明中表示：日本将继续通过提供海岸巡逻船和开展联合训练等方式，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升能力。为了支持与船坚炮利的中国海警船对峙，2016年至2018年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项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应对能力强化计划”，向菲律宾提供了10艘44米级巡逻船；2022年，作为该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又交付了2艘97米级大型巡逻船等，截至目前，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提供的巡逻船总数达到12艘，并预定将再提供5艘大型海岸巡逻船。

第三，两首脑表明，将继续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推进合作，并同意尽早召开下一次外交、防务部长会议“2+2”会议）。日本外务省在2026财年最初预算案中，为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等无偿提供防卫装备等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编列了181亿日元预算，较本财年初始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其目的是在应对中国海洋扩张的背景下，提升支援对象国的军事能力，确保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航道）的稳定。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依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于2023年4月设立，以支援“友军”特别是“对中国抱有担忧的国家”，以强化日美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推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形成“同志国”的海上防线，将日本的影响力投射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以提升“印太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对华威慑力，具体设想是以发展中国家为支援对象，无偿提供卫星通信系统、警戒监视雷达、巡逻船以及帮助建设军民共用港口等，提高对象国的军事能力。

最初的援助物资主要是雷达和海岸巡逻船，但内容正逐步多样化。随年度预算增加，除了扩大所支援的国家外，还提供性能更高的雷达。

第四，双方领导人欢迎《日菲部队间合作便利化协定》（RAA）于2025年9月1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提高了日本自卫队（JSDF）与菲律宾武装部队（AFP）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效率。双方还欢迎该协定生效后已被应用于多项联合演习。

第五，双方欢迎《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于2026年1月15日签署，并就尽可能早日使其生效保持密切协调。该协议将使自卫队与菲律宾国军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该协定已于6月6日在日本国会正式通过。

第六，双方认识到，《军事秘密信息保护协定》是进一步深化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提升两国之间以及与其他伙伴互操作能力的重要框架，因此同意启动有关保护军事秘密信息协定的谈判。

虽然日本现在极力在军事上支持菲律宾，但是菲律宾仍然无法与军事上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抗衡，但是随着菲律宾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安全合作，南海问题已不再只是中菲双边争议，而越来越具有地区和大国竞争及合纵连横的色彩，日本希望这个问题与东海问题联动，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制衡中国，在日本看来，多一个与中国抗衡的棋子，日本的安全系数就会有所增大。

为了支持高市政权，日本自民党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于5月21日成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该组织意在形成由支持高市早苗首相（党总裁）的议员构成的“主流派”，加入者竟然趋之若鹜，超过了自民党国会议员总数的八成，达347人，形成了“高市一强”的政治局面。

自民党内部历来派阀林立，但是由于自民党派阀将政治资金宴会收入变为议员“小金库”的“黑金事件”，2023年12月，检方对自民党两大派阀安倍派和二阶派事务所进行搜查，对两派的会计负责人进行略式起诉，对多名自民党议员进行立案侦查，这样，从2014年初开始，以最大的派阀安倍为首，原森山派、原岸田派、原茂木派、原二阶派相继解散，麻生派则就派阀政治资金宴会收入方面表示，“收支报告书中没有未记载情况”，因此继续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约有60人，而支持高市早苗的新联盟“国力研究会”达347人，如果也把在这个组织也成自民党的派阀，那就是自民党史上最大的派阀，用自民党某干部的话来说，就是“诞生了史无前例的超大型集团”。

“国力研究会”由前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干事长代行萩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官房长官木原稔担任事务总长。

“国力研究会”的简称“JiB”，源自高市首相去年秋天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的口号“Japan Is Back（日本回来了）”，其“支持高市”的目的十分明显，再加上将内阁核心人物官房长官木原稔安排为事务总长、把与市最亲近的山田宏（党中央政治大学院院长）安排为事务局长，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巨大高市集团的成立”。

由于高市首相原本并不拥有牢固的党内基础，明年秋天还将面临自民党总裁选举，因此高市与党内心腹们才策划成立这一议员联盟，为高市连任自民党总裁继而连任首相铺路。据称，这一团体事务局向自民党全体国会议员发出了参加邀请，结果有超过八成、即347人加入。参与事务局工作的一名自民党中坚议员表示：“报名申请蜂拥而至，汇总工作非常困难。”

为什么自民党议员们蜂拥而至，加入巨大的支持高市的政治集团呢？

在高市上台之前，自民党历经艰难苦涩的路程。由于自民党派阀“黑金事件”，自民党在三次选举中惨败。在2024年10月众议院总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的议席数较公示前的势力（279席）大幅减少，跌破了过半数（233席），自民党时隔约30年再次沦为少数执政党；在2025年6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自民党仅获得21席，创下历届都议会选举最低纪录，比原有的30席大幅减少；在2025年7月20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惨败，此次参议院选举共改选125个议席，执政联盟自民党与公明党把“维持执政党在参议院整体过半数”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但结果却从改选前的66席（自民52席、公明14席）大幅减少，仅获得47席，遭遇惨败，再加上此次未改选的75席后，总数仍未达到过半数（125席），沦为少数执政党。在这些选举中，执政党许多大佬、骨干纷纷落马，首相石破茂被迫辞职，自民党面临解党危急。

但是高市早苗当选总裁继而担任首相后，主导了今年严冬时期的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得史上最多的316个议席这一令人惊叹的结果。

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国会议员来说，领袖在选举中的强与弱，关系自己的政治生命，而高市上台半年多，顺风劲吹，据时事通信于5月5日至18日实施的5月舆论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达到59.4%。

而根据JNN于5月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月调查上升2.7个百分点，达到74.2%。虽然高市就任首相已经过去半年，但支持率依然维持在高位，与历届政权相比，在执政半年后仍能保持如此高支持率的情况也仅有3例，可谓极为罕见。成立“巨大高市政治集团”，就是希望支持高市长期执政，为其长期执政铺平道路，也带来自民党和自民党议员们的稳固江山。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5月13日开始访问中国北京，并于次日14日及1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应对伊朗局势、台湾问题以及美中经济与贸易关系等进行了讨论，虽然也存在意见对立，但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对话，美中关系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后，中方说明称，双方确认将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美中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日本时间15日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地在特朗普访华后返回美国的途中，正在处于飞行中的空军一号中的特朗普进行了15分钟的电话会谈，询问访华的细节等。
 

那么，日本对特朗普访华有什么期待呢？首先，日本也期待美中关系安定，减少风波，这样会减轻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军费的压力以及中国对于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的军事与经济的压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5月14日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能够有助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种安定，必须是在日美同盟对中国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上的抑制力量，并保证台湾海峡稳定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特朗普政权奉行的政策是“交易胜过同盟”，如果特朗普重视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胜过日美同盟，那么对在领土和经济安全保障上与中国存在对立因素的日本就是一个噩耗，因此日本十分关心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是如何表述的？

在这次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将台湾问题定位为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日本十分关心美会不会将原来美方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加以更改。有观点指出，美方可能会被要求将原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改为“反对台湾独立”。部分专家认为，特朗普可能会作出让步，或顺应习近平脱口而出，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政府虽然明确表达过“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在由日本政府明确发布的外交文件或政治人物代表政府的谈话中，没有发现这种表现。

日本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基于《日中联合声明》第三项中写的那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基于《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如果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湾独立”，那么日本是否要跟随同盟国做出同样的表达？这对日本政府会形成很大的压力。

再一个就是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中方强烈要求美国停止或限制对台湾的销售武器，特朗普本人也曾表示：“习主席并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会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总统自2025年12月起，已经连续5个月暂缓规模创历史新高的对台武器销售，美国国会在2026年1月已经批准一项约140亿美元的新对台军售案，但特朗普政府至今（2026年5月）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正式通知国会，特朗普本人在最近访华后也公开表示“还没决定”。

如果美国在向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上和中国进行“事前协商”，就有可能触犯自里根政府时期以来持续实行的对台政策重要原则——“六项保证”。

美国于1982年、里根政府时期向台湾提出了“六项保证”：

美国并未同意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美国并未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进行协商；

美国不会担任台北与北京之间的调停者；

美国并未同意修改《台湾关系法》；

美国并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

美国不会向台湾施压，要求其与中国展开谈判。

日本非常希望美国协防台湾，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也是协防台湾的重要举措。台湾是第一岛链中的关键，在第一岛链处于中枢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掌握台湾能有效遏止东海与南海咽喉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与第二岛链内海域形成有利航道，同时也是前往远洋的便捷之路。在地缘环境下，台湾扮演防止中国海上力量不当扩张的安全阀，这里也是一条没有能源的日本从中东等地运送能源和物资的海上“生命线”，日本92%及韩国65%能源需经过台海与南海运往本国。台湾如被大陆拿下，美国在西太平将完全处于劣势，日本与关岛也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也随时可以被中国切断。

围绕台湾问题，根据第二次安倍晋三政府（2012年至2020年在任）时期建立的安全保障法制，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多次进行了以“台湾有事”为设想的联合演习。高市早苗首相在2025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针对当时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的提问表示，如果中国“动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则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暗示日本可能动武。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也加紧了联合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合纵连横”，对抗中国。日本政府于4月21日修订了规定防卫装备海外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使具有杀伤和破坏能力的武器原则上也可以出口。日本首先通过武器出口，增强与美国在武器运用上的共通性和互用性，以增强日美同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上抑制力，再一个就是日本会向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周边国家出口武器，增加对中国的制衡力。日本现在正在和菲律宾商讨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的事宜。

而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放软身段，不断削弱对台湾的武力支持，那么在亚洲领导与中国抗衡的角色，就要由日本扮演，这让日本面临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巨大的地缘政治上风险。

但是此次特朗普访华，日本所担心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发生，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外务省内部普遍认为，中国方面的发言“基本在预料范围之内，与以往主张并无变化”。一名外务省干部表示：“特朗普没有发表超出预期的言论，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但是美中有关“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新说法也使日本忐忑不安，同时也无法获知奉行“交易胜过同盟”的特朗普，暗地里向中国做出了哪些许诺。

黄金周大型连休期间，在由19名阁僚组成的日本内阁中，高市早苗首相以及10名阁僚纷纷启程出访海外，高市早苗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赤泽经济产业大臣前往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联酋，茂木敏充外相将访问肯尼亚等4个非洲国家，林芳正总务大臣将访问比利时等3个欧洲国家，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而出访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解决能源和资源危机问题。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陷入泥沼状态，承担着日本94%的原油和6%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被封锁，日本面临着空前的能源危机和石油衍生制品危机，同时，高市首相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国会答辩后，中国加紧了对日本的重要矿产如稀土等的出口限制，因此解决能源与矿产资源等来源的多元化问题，是日本吃紧的课题。

首相高市早苗5月1日至5日访问了越南和澳大利亚。越南是包括医疗物资在内、日本供应链的重要据点，也是世界的稀土埋藏量排行第六的矿产资源大国。由于中东石油断供，日本面临着石油衍生产品、特别是医疗用石油衍生产品供应紧迫的危机。在高市访问越南期间，双方一致同意，由日本支持越南炼油厂采购原油，越南确保医疗相关的石油制品向日本的出口。在越南，日本企业等正在生产透析用导管、采血针等石油衍生医疗物资，并出口至日本。

澳大利亚是资源大国，是日本液化天然气（LNG）和煤炭的重要采购来源国，日本40%的液化天然气和70%的煤炭依赖澳大利亚供应，也是日本国内所需求的约三成轻稀土和部分重稀土的来源国。在这次访问中，双方通过首脑会谈确认，将在中东局势恶化背景下，就能源稳定供应展开合作。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关于经济安全保障合作的日澳联合宣言》还指出：“我们将以政府支持的投资伙伴关系为基础，认识到日本企业参与澳大利亚包括稀土、镓等关键矿产项目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我们将寻求进一步的投资与承购机会，包括开发新项目、确保现有项目稳定运营，并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伙伴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开展合作。”

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首脑确认，将确保日本依赖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与澳大利亚依赖对外采购的柴油等液体燃料实现相互顺畅流通。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于5月4日至5月5日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在沙特阿拉伯，他在5月4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就实现能源稳定供应交换意见。会谈中，赤泽大臣转交了高市首相致穆罕默德王储的亲笔信。双方一致认为，应进一步推进面向能源韧性强化的合作基本方向。在此背景下，赤泽大臣于5月7日与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举行线上会谈，并达成协议，将成立工作组，研究确保原油稳定供应的具体措施。

双方表示将于下一周初开始讨论相关议题。赤泽大臣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强调：“将切实确保我国原油的稳定供应。”

5月5日，赤泽与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长、兼任日本事务特使的贾比尔、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集团CEO兼日本事务特使苏尔坦·阿尔·贾贝尔会谈，会谈中，赤泽大臣转交了高市首相致穆罕默德总统的亲笔信。

在此基础上，赤泽大臣根据亲笔信提出：

（1）扩大原油等资源的稳定供应；

（2）迅速补充产油国共同储备；

（3）增加日本国内原油储备；

（4）基于“Power Asia”计划，扩大亚洲各国原油储备；

（5）就恢复与扩大原油生产、运输能力及建设替代运输路线展开合作。

赤泽在与阿联酋方面的会谈中，就追加采购2000万桶原油（约相当于日本8至9天的消费量）达成协议。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航线受阻的情况下，日本计划利用替代性的富查伊拉港确保供应。富查伊拉港于位于阿联酋狭长的海岸线上，地处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面向阿曼湾，是阿联酋一条输油管道的终点，该管道使其能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并且拥有大型的石油储备设施。

赤泽在会谈后表示：“截至5月，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整体替代采购比例，已恢复至中东局势紧张前的大约六成。我们也要求其在6月以后继续稳步增加。”

赤泽大臣还提议，迅速补充已经释放的位于日本国内的产油国共同储备，并将阿联酋的储备规模从目前的800万桶大幅增加，得到对方的同意，据称，日本也向沙特方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日本的原油有94%依靠中东进口，其中约43.3%来自阿联酋，3约9.4%来自沙特阿拉伯，两者加在一起占原油来源的约82.7%，如果日本通过外交活动得到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通过富查伊拉港运送原油的保障，伊朗问题带来的能源危机基本上就可以解决。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4月29日至5月6日访问赞比亚、安哥拉、肯尼亚及南非。

在赞比亚，茂木敏充访问的最大的成果是将日本在第九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9，2025年）提出的“提案型合作”——“通过开发纳卡拉走廊强化全球供应链韧性”，从构想推进到更具体的项目阶段。纳卡拉走廊是一条国际物流通道，将内陆国家赞比亚和马拉维的货物，经由莫桑比克纳卡拉港运往印度洋。2025年8月20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第九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9）期间宣布，正式启动面向莫桑比克、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广域“提案型合作”项目——“通过纳卡拉走廊开发强化全球供应链”。日本此前已持续支持纳卡拉走廊开发，包括通过日元贷款实施的纳卡拉港整备项目（已于2023年10月完工）。近年来，纳卡拉港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作为南部非洲运输路线的纳卡拉走廊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此外，纳卡拉走廊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日本启动的“提案型合作”，旨在推进纳卡拉走廊地区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强化以及产业振兴，通过加强区域内联通性，提升纳卡拉走廊作为矿产资源等运输通道的价值，从而强化日本在各类资源领域的全球供应链韧性。

在安哥拉，双方同意继续在稀土领域开展合作，并支持日本企业参与安哥拉原油交易。访问肯尼亚的核心内容，是在内罗毕发表面向非洲政策演讲——《“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与开创日非关系的未来》。在南非，茂木于5月5日在比勒陀利亚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拉莫拉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铂、锰等关键矿产供应链，并推进企业投资合作。

在访问之前的2026年4月30日，茂木外务大臣向赞比亚《姆韦班图报》和《赞比亚每日邮报》投稿《共同前行、共同构建未来》一文，文中指出：

非洲大陆所拥有的重要矿产、石油等天然资源，不仅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经济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资源，同时也是非洲自身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拥有包括铜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的赞比亚，其存在感正日益增强。为了让赞比亚的矿业以能够改善赞比亚人民生活的方式发展下去，日本也将以官民合作的形式提供支持。

在5月5日的记者会见中，茂木敏充表示：此次行程包括往返日本在内，为期5晚8天，访问了赞比亚、安哥拉、肯尼亚和南非。此次一系列访问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是深化与非洲的合作。非洲是“全球南方”中影响力和发声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地区之一。其次，是与拥有丰富重要矿产等资源的非洲各国开展资源外交，加强面向

高市首相于5月1日起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日本时间2日下午，高市首相在河内与越南总理黎明兴及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举行首脑会谈，关于关键矿产，双方一致同意，就强化包括越南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开展合作。高市首相3日开始访问澳大利亚，配合这次访问，日澳两国政府已于5月1日决定，将稀土和镍等6个开发项目指定为优先项目，双方正加快推进对华依赖度较高的稀土等重要物资供应链的多元化。越南和澳大利亚两国均有扩大稀土生产的意向，同时两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稀土储量。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5-2026年最新报告，目前世界的稀土埋藏量排行如下：

1位 中国　约4400万吨

2位 巴西　约2100万吨

3位 印度　约690万吨

4位 澳大利亚　约570万吨

5位 俄罗斯　约380万吨

6位 越南　约350万吨

日本目前在稀土方面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进展顺利，日本的双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双日”）已通过日澳稀土株式会社（JARE）与澳大利亚大型稀土企业莱纳斯（Lynas Rare Earths Ltd）达成基本协议，启动新的稀土矿山开发研究。双方还同意扩大面向日本的中重稀土品种及供应量，将从各个方面推进稀土供应链的多元化。

双日自前身“日商岩井”时代的1960年代起，便开始经营稀土业务。2011年，双日公司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共同出资成立了日澳稀土株式会社（JARE），并通过该公司向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Lynas）投资约200亿日元，使稀土年产最高9000吨，日本国内所需求的约三成轻稀土的供应得到了可预期的保障。双日还与莱纳斯签署了来自西澳大利亚州芒特韦尔德矿山轻稀土的日本市场独家销售协议，此后，双日通过日澳稀土株式会社多次向莱纳斯提供融资和投资。2023年3月，日本首次在 “重稀土”方面获得了权益，获得澳大利亚莱纳斯重稀土（镝、铽）权益， 此次合作使日本企业首次获得重稀土权益，确保了用于永磁体（钕磁铁）等产品中的重稀土镝和铽的供应，权益占比最高可达65%，并已于2025年10月开始出口日本。

但是在稀土精炼方面，澳大利亚急需日本的合作，从目前的情况看，澳大利亚生产稀土的成本偏高，无法与中国竞争，因此需要日本的技术和投资。

拥有稀土和天然气等资源的澳大利亚北领地官员，北领地贸易商务及亚洲事务部长罗宾·卡尔4月在东京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与日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其重要。”并展现出推动资源开发合作的积极态度。

稀土的精炼对环境造成的负担极大。据称，每精炼1吨稀土，就会产生2000吨矿渣以及1000吨含有重金属的废水。此外，由于稀土往往与放射性元素共生，因此这些废水中通常也含有放射性元素。因此，各国长期以来都放弃在本国进行精炼，而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最初也是在污染环境的情况下进行精炼，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发出了从开采到精炼全过程减少环境负荷的技术。而日本也正在开发突破这一“环境与成本壁垒”的日本独有精炼技术。如离子交换法利用特殊树脂，像磁铁一样高精度地吸附并提取所需金属。在2024年日本原子能机构（JAEA）的实验中，铽的选择率超过93%，显示出能够大幅缩短工艺流程。还有离子液体萃取法，即使用挥发性和毒性较低的“离子液体”，与传统溶剂萃取相比，可减少80%的废液，并有望降低20%至30%的成本。

越南为了发展稀土产业，也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外国投资。越南政府机构强调，与拥有稀土分离、精炼及下游制造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合作很重要，尤其欢迎能够支持现代化处理技术转移、深加工设施建设以及在国内建立完整稀土价值链的投资者。

2011年日本与越南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越南稀土资源采矿与开发领域研究及技术合作备忘录》，，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共同向越南提供勘探及冶炼技术，支持越南稀土开发。2011年至2016年3月的5年间，三井金属集团旗下日本钇业株式会社的技术人员参与了从矿石处理到稀土分离精炼的联合研究，负责稀土回收所需的溶剂萃取分离与精炼试验，并因在稀土回收技术指导及技术人员培养方面作出的贡献而获得越南方面的认可和表彰。

在越南稀土金属市场上，也有包括东海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100%日本企业“SRE Vietnam Company Limited”在内的其他外国企业进入。该公司于2008年开始投资位于越南红河三角洲的河南省的一座稀土处理工厂，当时工厂年产能为1198吨，当时计划到2025年将产能扩大至3倍。

现在中国正在加紧对日本实行稀土出口控制，中国商务部1月6日宣布，加强对向日本出口双用途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3月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量约为184吨，比前一个月约222吨减少了17.3%。目前，尽管日本努力寻求稀土来源渠道多元化，但中国依然控制着全球约70%的稀土供应和90%以上的精炼产能。日本约60%-70%的稀土进口依赖中国，其中在制造高科技产品、电动汽车电机所必需的镝、铽等重稀土方面，依赖度高达90%-100%。

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压力下，正在加紧稀土来能源的多角化外交活动，这次高市首相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共同建立稀土等重要矿物原料的供应链是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