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YiXi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

在张文宏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

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

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

2025年，卞灼完成了自己的电影首作《翠湖》。影片缘起于他外公去世后留下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沉默老人对亡妻横跨数十年的深情，以及对家庭和谐的卑微祈愿。

卞灼以此为坐标，刻画了家族三代人之间极其微妙的阶级性，也捕捉了中国家庭「不会好好说话」的典型：有的以吵架代替关心，有的以溺爱消融边界，有的以成功者的姿态俯视子女。

对他而言，创作《翠湖》是一场缝补遗憾的旅程，也是他带外公回家的一种方式。卞灼至今无法言说真的与父母达成和解，但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痛苦，有时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投射。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

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南沦陷区的劫余书籍，开始流入上海“孤岛”。日本在华的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前来抢书，日本本土机构也派遣学者来华搜集文献。

在这场图书文献争夺战中，吴真发现了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郑振铎。在国家力量暂时失效的上海“孤岛”，郑振铎决定涉险投入这场文化暗斗，乔装打扮出入书市、委托中间人斡旋、秘密交易，数次在最后关头拦下稀世古籍，比如孤本《古今杂剧》。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90甚至00后的农村户籍青年务工群体。他们自小离开农村，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长大，曾短暂地脱离乡土与父权的束缚，享受恋爱的浪漫与消费的自主，那几乎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明亮的一段时光。

然而城市并未将明亮的未来许诺给他们。从他们结婚生育开始，现实才真正露出锋利的一面：土地城镇化不断推高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房子涨价，教育涨价，唯有劳动不涨价。

他们之间曾经的浪漫逐渐消失，而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和浪漫意象，又不断撩拨着他们孤独的内心，进一步冲击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

王欧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超过十年，试图用一个微观视角来彰显结构的无情和残酷。他期待社会能够继续进步，希望城市能有一个安放农民工家庭和情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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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努力、上进、有规划”，以至于教育似乎不再指向生命、自由和精神的展开，而是成为了优化人生的手段。

家长们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计划如何挤进优质学区，赢在起跑线，学生刚进大学就开始计算参加哪些活动、积累多少段实习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们一路埋头苦行，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突然和眼下的日常拉开距离，忍不住质问：这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尼采早在1872年就明确批判过当时的普鲁士教育模式：学校不再培养独立的人，而是培养顺从而“有用”的国民，教育被目的、效率和国家机器绑架。余明锋认为，这150年前的批判放到当下来看仍有其预见性。

如果教育不是为了变得有用，那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究竟该引领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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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竹，科普作者

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

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医学越进步，死亡越复杂”，临终路途上不仅站着医生护士、伴侣子女，甚至还有机器和制度，死亡由此变成了一连串选择题：开不开刀、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住不住安宁病房……

这一系列决定的背后，意味着观念、博弈，更意味着金钱、资源和权利。直到今天，雪竹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生出了更多犹疑和不安——到底谁有资格“好好死去”。

写作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回答，至少我们应该提供故事的多个角度。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确保每一分善意都能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改变？

在捐赠方面，我们常常依赖直觉与感动。据统计，全球有75%的公益项目在接受评估后显示弱效、无效或有害，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更是只有10%的项目显示有效。

这正是益盒工作的起点。李治霖希望益盒像「公益侦探」一样，通过系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经科学验证的高效干预——比如，为农村老人换一包低钠盐，就能把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12%；投资1000元在留守儿童的早期养育上，未来能获得17倍的社会回报。 

李治霖相信，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通过理性的选择，用微小但真实有效的行动一点点地改变世界。

【时间轴】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别人的生活，将他人的生活片段当做一个理想化的景观去观看。于是，我们看到屏幕中远处的光点、熠熠生辉的东西，而回看自己的时候，看到的永远只是缺陷、错误、只是那个焦虑的充满着内心惶恐的自我。

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自觉地沉沦比较——比较成就、比较状态、比较人生进度。这种比较往往带来持续的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不够好、不够酷、不够有趣、不够有钱......

在程乐松看来，这种否定往往来自于「自我理解的偏移」。我们永远向往着远方和他人，而忽略日常生活的具体与琐碎，抽象地理解他人生活，也抽象地评价自己。

同时，高度竞争的效率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进步就会被淘汰。我们困于其中，习惯用一个精确的未来指导当下的生活，常常想象出一个未来更成功、更好、更值得的自我，而后急不可耐地否定当下的自己。

但最起码的道理是，所有未来的自我都是由当下自我积累起来，善待自己是一种责任。

�2025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或许正想象着来年的奋发进取，又或仍在苛责自己今年的懒散怠惰。但在又努力撑过一年的当下，我们更该做的可能是以一种更友善的目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赵玉顺，B站up主「遇真纪事」的主创之一

他们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农民变成了工人。

2021年，赵玉顺和袁真真离开了影视媒体行业，在B站开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拍摄他们在乎的小地方和小人物。

从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开始，他们实地走访了全国各地超过1000个村镇，在水田、旱地和果园，跟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对话。

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赵玉顺“好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离开村镇，但从未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这四年，他感觉自己不仅理解了我之为我的缘由，也理解了爷爷奶奶那一代中国农民：

他们生于 1940-60年代，青壮年时进城务工，六十岁之后又返乡务农。现在，他们要退场了。这可能是最后一代中国小农。遇真纪事所记录的一切，就是要为这个时代的交接处留下存证。

陈宇慧（田螺姑娘），美食作家

我们被通勤距离、周边配套设施、社会结构和生活节奏局限，不知道该吃什么。出门吃饭的时候，面临越来越像的菜单和预制菜的漩涡。看似对于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你有多久没有走进过厨房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地在餐桌前吃过一顿饭了？当吃饭成为一件可以被牺牲的事，生活的价值感也随之丢失。

“吃饭还是一件重要的事吗？”从小跟着父母在厨房打下手的陈宇慧感到困惑。成为美食博主十年，她发现我们好像很难再将做饭视作日常的一部分了。工作压力、合租环境、标准化生产和运输……种种因素正在让做饭失去乐趣。

陈宇慧没有找到答案，她只希望用自己的视频和文字告诉大家：做饭不难、也可以很快乐。

【时间轴】

00:09 从产品经理到田螺姑娘：写菜谱比写产品需求文档有意思

02:13 邪修菜谱是做饭的捷径吗？

叶晓阳，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

过去十几年，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推动重大教育政策的变革。它是可能的，但它是漫长的。

所以我不断在想，能不能在政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去寻找一些缝隙？我们可以修补这些缝隙，做一点小的事情，或许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如何让读书变得有用，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2016年夏天，叶晓阳和团队研究发现，因信息缺失，高分低录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考生中。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他们设计了详细的信息干预方式，最终帮助受干预的考生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上了更好的学校和专业。

这件事给了叶晓阳极大的信心，他开始做更多类似的教育行动研究实践。在复杂而宏大的教育问题里，他希望找到那道可以改变的缝隙，做一点小事，改变一些人的教育命运。

【时间轴】

00:12 读书有没有用？怎么让更多的人上大学？

晋美，半素人艺术家

我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说，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应该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找对表达的方法，所以把这种表达的欲望寄托在了羽辰爸爸和羽辰身上。我相信我是一直不死心的。

晋美重新拿起画笔是在50岁。此前二十年，她一直沉在生活里，托举丈夫和女儿的艺术梦想。她认为，他们是天才，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力支持。

直到生活得闲，被抑制的表达欲开始以一种难以预料的形式自然流淌。无意识的线条和色彩在纸张上铺展开，看似随意却蕴藏着难以名状的力量。女儿常羽辰被母亲画中陌生的力量撼动，决定为这些画做一本书。

2024年10月，63岁的晋美在香港马凌画廊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人展。创作的欲望没有退潮，生活也在继续。她仍旧在买菜做饭的琐事里见缝插针地画画，仍旧为远方的女儿默默鼓掌，却也学会看见自己过去所忽视的才华。

生命的力量蕴藏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里，总能期待新的枝桠。今天是重阳节，愿大家安康自在️

【时间轴】

何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

“同样是汉族，为什么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墓葬非常不一样？北方多是简单的坟堆，南方则会修很大很豪华的墓，而且还有很独特的捡骨改葬习俗，这是为什么？”

从1991年至今，何彬走过了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县市，观察各地的葬礼，拍摄和测量山林间的坟墓，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墓制和墓葬文化。

在30年的田野行走中，既有遭遇眼镜蛇的生死瞬间，也有因长途车抛锚夏夜坐在路边数星星的旅途记忆。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地感受到被村民们理解和接受的愉快，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民间丧葬习俗背后民众的情感和传统礼俗文化的厚重。

【时间轴】

00:08 偶然的开始：一个墓坑里为什么埋葬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6:04 灵骨分离：日本人觉得一定期限之后灵魂会离开遗骨

09:31 「椅子坟」：没有自然的背山面水的宝地，就自己创造

姚灏，精神科医生、心声公益创始人

精神疾病的复元，不只是病症的痊愈，更要从疾病所导致的病耻感中痊愈，从失业、失学的负面影响中痊愈，从梦想的破碎中痊愈。

从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的那天起，姚灏就感受着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偏见与污名。即便症状得到控制，被医院判定可以回归社会，患者也难以被真的接纳和信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社会区隔开。

2017年，姚灏创办心声公益，致力于精神健康科普，也试图搭建临床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桥梁。精神障碍患者到底在经历什么？他们的家庭照护者又承受了什么？到底怎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

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关照，其实是对精神健康友好社会的一种想象。我们都曾经历创伤与挫折，都或将面临自我的残缺与重建，我们又能否真的接纳不够完满的自己？

�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愿大家健康，关照世界的同时记得关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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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赛，工人

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

2003年，初中毕业的张赛开始打工。他待过好几家卫生厂，进过漂染厂，当过保安，也送过快递。

进工厂之前，他对工厂生活有巨大的想象，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但二十二年里他从没遇到过和他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工友叫他书呆子，嘲弄他是大学生。

结婚生子后，为了支撑家庭，他开始送外卖。疫情期间，在武汉送外卖的经历让他重新拿起笔，写同事、领导、客户和家人，写下了一整年的武汉日记。

从工厂跳到外卖，现在又想跳回工厂，如此打工二十年，他已经参透：反复横跳才是生活的对策。

【时间轴】

00:09 不读书的人不迷糊，我迷糊，干不了这个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一个国家惩罚机制的目标是为了“杀鸡儆猴”，那跟它相伴相生的一定是重罚和重刑。而重罚重刑或者过度预防，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国家惩罚权的泛滥、惩罚权约束机制的松弛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弱化。

作为行政法研究者，赵宏收到过许多当事人的邮件，述说他们被违法记录改变的人生：或是误入赌球App，或是一时冲动与人打架，行政违法记录就像刻在他们脸上的红字，让他们无处遁形。而一旦被拘留，就不能考研、考公、评优，甚至影响三代。

过去几年里，赵宏一直呼吁治安管理处罚记录消除制度。她多次撰文，提醒警惕公权力不受约束的扩张而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吞噬。

今年6月27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

【时间轴】

02:07 犯罪是违法当中最严重的类型，违法则很平常，闯红灯也是违法

03:45 行政违法记录几乎相当于现代墨刑，持续影响日常生活

岜農，音乐人

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

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村子里的小孩们唱歌。他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以农具的敲打为节奏，一把琴，一些童声，就是音乐的全部。这个没有编制、随来随去的音乐团体就是「土人合唱团」。泥土不脏，农民也不卑微，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不精致，但有生命。

在这场演讲里，岜農会和土人合唱团一起唱快乐的歌，也会分享歌曲背后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

【时间轴】

00:05 �《谁会飞》：谁在唱歌 我们在唱 在唱什么歌 我们在唱快乐的歌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

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

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

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过去，柱子哥是一个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人，每一分钟，好像都必须有产出、有进步。确诊癌症后，“病人”的身份成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将她与不断向前的社会生产区隔开。没有人告诉她，癌症病人除了焦虑地等待死亡还能做什么？

她一边探索，一边记录，袒露因病症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也重新思考安宁疗护的价值与困境，不断为自己争取生存时间的同时也试图改善同处境病人的主观时间。“正是因为记录和探索作为普通人的抗癌经历，个人的痛苦经验才成为了也许可以被参考借鉴的公共认知。”

她只身趟过疾病与死亡，投下石子，期待能让后来人摸着过河。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

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

与此同时，批评接踵而至：“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这一代人不够坚强”“年轻人就是矫情”……可是，把一切问题推给学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就结束了吗？

每一张年轻的脸庞背后，都有一段隐秘幽微的心事，对于那些具体真实的困境，王佳莹也无法给出“该怎么做”的标准答案。但感受到每个人的无助、困境和生命力，是看见他人的第一步。

【时间轴】

00:08 大学生为什么来做心理咨询？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

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

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

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

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

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

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时间轴】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

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

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

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

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

“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

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

【时间轴】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刘汶蓉从不认为年轻人在各项人生选择上的状态是消极被动的。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代际关系的处理，还是婚恋与否的抉择，年轻人除了情感维度的衡量，还会进行理性的计算。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缺少除了家庭以外的社会正式支持资源，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的“避风港”。与之相对的，婚姻成为一项风险投资，他们谨慎地计算着成本和可能的回报，不敢轻易投身其中。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旧紧密的代际纽带影响着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随着研究的展开，刘汶蓉也开始好奇，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又将给中国的代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

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客观的真理、被动的自然、无限进步的科学。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生活中意义的匮乏，单一的价值标准和优绩主义的社会。如此境况下，我们原本具身的、具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被不断抽象和贫瘠化，生命力被掏空，精神危机降临。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感，它有永不遗忘的知识、出色的逻辑推理，它不知疲倦地学习，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心灵。但王俊则在危机中看到了更多反思的可能——当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不再被社会发展所急迫需要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人的生存意义何在？我们如何用哲学来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生存境况，又如何寻找摆脱时代困境的出路？

【时间轴】

00:07 生命力被掏空、充满塑料感的共同体、孤独感，数字时代在提供给我们全新生活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

鲁雯泋，建筑师

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

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让住宅小区里的猫听见了。

2019年，从外企辞职后，鲁雯泋与朋友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开了一家建筑工作室。在走出办公室、穿过大街小巷时，她发现了摊开在公共空间里的野生设计：空调外挂、缝中停车位、能屈能伸的雨棚……比起标准化的设计方案，这些未经规训的芜杂生态表达了更加真实立体的使用需求。

胡同居民在局促的空间里寻求开拓，也与街道一同维系着价廉但高效、粗野而有序的生长。凭着建筑设计的专业嗅觉和分析图的解剖术，她识别出材料与构造、节点和连接处所透露的曲折心思。那些叫人不敢轻慢的日常，原来就藏在街角、门前和窗边。

2024年，工作室所在的整条胡同都被“腾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北京，但鲁雯泋的野生设计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记忆得到彻底的更新改造以前，她还想再多走几条胡同。

听完这场演讲，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北京超无聊」，你觉得呢？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退休，开始写下长辈的故事，写完了父母，接着写从曾祖父到众位姨妈、干爹……好像是“请君入瓮”。

熊家可谓云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熊廷权是晚清进士、民国初年的丽江知府，曾进藏协同平叛；祖父熊光琦担任过云南六县的县长，推动地方发展。外公苏涤新则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助力教育革新。

除了这些“大人物”，还有更多平凡的长辈：四姑奶奶在指腹为婚的丈夫去世之后，北上读书，后留学斯坦福大学；大姑姑爱上了国民党员，两党斗争延烧进家庭；还有在提笔之前就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写的人——妈妈苏尔端。虽然因病卧床十八载，但妈妈的病榻有着魔术般的力量，令家人、亲友都乐意来向她述说心事，她像一个“箍桶索”维系着小家庭、大家族。

熊景明希望有更多人拿起笔，做这件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世间无人能代替你写下对往事的回忆，记下先辈的人生故事。」

【时间轴】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需要盲杖；但无法在开放、陌生的环境里行走，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引领。无法独立出行，严重影响视障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

作为一位完全失明、却能自如行走的盲人，杨青风认为，比起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更大的障碍来自观念。家长、学校、社会的过度保护虽然出自善意，却让视障者失去了锻炼的机会。

2018年，杨青风和同事们创办了“金盲杖”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让视障导师带领视障营员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探索。从如何使用盲杖、借助非视觉的路标和线索、过马路，到用导航、乘坐公交地铁，以及如何有效求助，帮助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

视障者不能等无障碍设施完善了才出门，就像不能因为空气不好就不呼吸。改进设施的同时，社会观念也需要更新。有时视障者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又把他们重新推了回去，问“需不需要帮忙”才是支持和促进。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试图汲取力量和勇气，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被迫重新思考“理想”的意义。

她曾经笃信，不论身在怎样的处境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向往会引领着人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但房君睿的出现，击溃了她的信念。断断续续跟拍了他四五年，这个梦想做文物修复师的青年仍旧被困在自己的“巢穴”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拍摄结束，想象中的励志情节也并未发生。

秦潇越这才发现，在真实的生活里，现实是一堵又一堵的高墙，即使怀抱理想，也可能会被困在原地，失去继续向前的力气。

在新的创作中，她不再鼓吹理想的力量，只想呈现更丰富的生命状态。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

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

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

比如常听到但没留意的“咕咕咕～”原来是珠颈斑鸠；北京的白头鹎爱唱“遵守纪律”；擅长模仿的乌鸫会发出猫叫、狗叫、电话铃声、电动车警报，可以想象它都经历了什么；再过几天，从南方飞来的黄腰柳莺就会占领北京的行道树，这种无敌可爱的小鸟唱的是成龙打醉拳一样的歌……

如果说观鸟是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图层，听鸟则给这个图层又添了一个维度。在平凡如自家小区的地方，只要推开窗户，也能别有一番天地。

【时间轴】

宋明蔚，记者、作家。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

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长久地沉默。这个攀登界的“自由之魂”，陨落时只有28岁。

严冬冬是中国阿式自由攀登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自由攀登者并不追求高度功利主义的登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获得快乐，并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他们大多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却拥有一份最纯粹极致的理想主义，徘徊在死亡边缘，寻找自由与自我。

在严冬冬去世后的数年，宋明蔚开始走进这群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生命世界，在历史中打捞往事。他想知道，他们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凝结在《比山更高》一书中，长久地回响。每个人的故事都写满了悲情与荣耀，又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张沁文，ED Healer发起人

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

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的患者。

进食障碍，是精神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并非简单的挑食或偏食，而是一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等。

在康复的过程中，张沁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同样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生。ED Healer由此而生，组织不只是张沁文和同伴们抱团取暖的渠道，也承担着向外界科普进食障碍的职责，与高校、学者合作，希望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措施。

陈小雨，编剧、导演

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

自以为是自由，反而是被困住了。

先后经历家庭破产、父母离异等变故，2008年，14岁的陈小雨随父亲迁往阿联酋。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又令他陷入孤独与困惑。生活时常处于动荡之中，创作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绳索，也成为他寻找答案的路径。

到底要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心灵的自由？长久以来，陈小雨徘徊在价值光谱的两端，找不到平衡。

他曾在迪拜和大理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共享“失败者的天堂”名号的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迪拜为失败者打造“东山再起”的财富幻梦，大理则以自然山野的质朴无华吸引着从城市逃离的疲倦者。陈小雨用镜头记录下两种人生选择，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享受乡村生活的平静，却也不甘被这样的平静束缚住。

陈小雨将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都融入到《乘船而去》的创作中。2024年，这部影片上映，借由一位老人即将到来的死亡引发的家庭震荡和观念碰撞，他试图探讨：在充满分歧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生活当中的安定和自由？

李昀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

在我的研究中，很难说有谁真的找到了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识到，对年轻子女来说，父母为什么会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解的。很多苦难之所以苦，也正是因为无解。

2014年，母亲因病突然离世，李昀鋆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沉重的昏暗。她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但却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份伤痛，身边的人似乎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直到后来到港中大读书，她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种情绪和伤痛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叫作“哀伤”，而且它是一门被认真研究的学问。

从那时起，她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下定决心做一个关于丧亲和哀伤的研究。她想知道，死亡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经历丧亲的人又是怎样处理自己的哀伤？经过了重重波折，她招募到了44位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倾听他们几乎从未向人诉说的哀伤故事。

她看到，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在青少年或成年初期失去父母，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生的巨变。哀伤并不会随着时间消退，甚至十年之后，那份痛楚依然清晰如初。她也意识到，哀伤并非仅由“父母离世”这一死亡事件永久地决定，而是被家庭互动、社会环境、文化禁忌、生命历程等多重因素持续地塑造着。

但无论哀伤呈现怎样的形态和变化，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时间轴】

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2019年和2024年，周轶君用两季《他乡的童年》带我们前往世界诸国，探访当地的家庭、学校和公共空间，希望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

在德国和法国，孩子们早早地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和哲学；在日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被不断教导集体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新加坡，学生们面临的是更早的分流和激烈的竞争。

成为母亲之后，周轶君开始不自觉地为孩子的教育而焦虑，她希望通过这趟旅程，给自己一个答案。在看到不同社会塑造的不同教育模式后，周轶君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

或许并不存在理想的教育，但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理想的答案。

蒋政宇，麻醉医生

不同于专注于某一个疾病的内外科医生，或者关注某一类人群的儿科、妇产科医生，麻醉医生的工作贯穿了从婴幼儿到中老年的生命历程。我在手术室里听到过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也送走过器官捐献患者的最后一声心跳。从这个角度来说，麻醉医生守护了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麻醉医生并不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他们在手术室中默默地关注着病人的每一项指标变化，为手术保驾护航。他们不直接治疗特定疾病、不关注单一器官部位，但从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到生命的尽头，麻醉医生参与了人生全程的守护。

伴随着“舒适化医疗”的提出，麻醉医生开始走出手术室，参与到无痛分娩、无痛胃镜、麻醉门诊等更加日常化的场景中，每个人都越来越多地开始与麻醉医生打交道。

为了揭开麻醉医生的面纱，蒋政宇开始了他的科普之路，讲述麻醉医生与患者的互动，也思考医生的职责、生命的意义。

【时间轴】

00:10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麻醉医生在手术中到底负责什么，“麻醉医生为什么会猝死？麻醉医生不是打一针就走了吗？”

姚璐，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区，我的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她们眼前，让她们真实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过一种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做风光摄影师时，姚璐经常被问到“你一个女生，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呢？”性别成了左右生活方式和评判能力的标准，这令她十分费解。她决定去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度，看看那里的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时代和战争左右。

2016年到2020年，姚璐去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她采用“沙发客”的旅行方式，住进了31个陌生的中东人的家里，深入体验和感受当地的生活。

在伊拉克巴格达，她看到沙发主姐妹精心装扮罩袍下的自己；在大马士革，她听到一位男青年讲述在袭击频发的时期，去剧院听音乐会的经历。她遇上了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第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圣诞节，也赶上了沙特阿拉伯的变革期，在大街上亲眼看见了首批女司机。新闻之外，存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中东。

国境线、语言、文化隔绝了天南海北的人们，但即使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也有机会打破人为划定的界限，互相交流，修正偏见。

【时间轴】

00:08 沙发客旅行的五年间，我住进了31位陌生中东人的家里：中东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动荡之中维系日常生活的？他们的命运如何被时代所左右？他们又如何看待那些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

郝南，卓明信援创始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

能够亲手影响到一个生命的生还，是很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来从事这项事业的目标，但在这么多次的灾害当中，我们很少明确地知道，某个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得到拯救的。我们希望的不是说大家被困了，然后我们把他救出来，显现了某种英雄事迹。更成功的救援是，大家提前就转移走了，不要被困在那。

卓明信援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灾害援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公益组织。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卓明已响应了200多次灾害，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大型灾害的救援。

卓明的线上志愿者团队通过给受灾村组打电话、发布紧急求助表单等方式，了解受灾情况和需求，进行核实、回访，区分紧急度和救援难度，为一线队救援队、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减少救援扎堆、捐赠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卓明响应的主要灾害类型从地震转变为洪涝、台风等气象灾害，包括2021年河南水灾、2023年京津冀水灾、今年的梅州龙岩洪灾等。

目前国内大多数机构仍遵循地震灾害的响应模式，灾害发生后才行动，而洪涝灾害具有一定可预测性，洪水有演进过程，更应做好预判和提前响应。为此，卓明专门设立志愿小组24小时监测降水量和水文站水位数据，研判雨水流向、预测洪水地点，在近年的洪涝灾害中实现了预先响应。

今年是近十年里重大气象灾害次数最多的一年，但大规模洪涝灾害的应急响应，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一个新课题。“以前经常有洪水的地方，可能以后要面对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超常的洪水，需要所有人一起来探索，超出经验的洪水灾害该如何准备和应对。”

【时间轴】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包产到户政策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全国范围来看，用一刀切的方式制度化之后权力关系会被固化，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就很难纠正，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有学者说，中国的小土地所有制可以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我个人认为保护农民生存权最重要的方式，是赋予他们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一个“小岗村神话”——1978年底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农业“大包干”，第二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1982年，国家顺应民意，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拉开农业改革的序幕。

但是，郦菁的研究发现，在1978-82年的关键“政策制定时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改革的方向，当时至少有三种政策方案进入了角逐，包括依靠财政投入的投资方案、允许各地灵活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多样化方案和最终在全国推广的包产到户。

每种方案背后都有支持和反对者，比如当时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富裕或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反对拆除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框架，江苏甚至在苏皖两省边界用高音喇叭抵制“单干风”。那么，包产到户这一最为激进的方案为何最终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郦菁根据最新的回忆录，并采访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回溯了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详细过程，分析了主要行动者如何在结构性和偶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改变各自对于利益的认知，最终达成了“激进的共识”。

�本期演讲推荐大家前往一席公众号或app观看演讲视频，配合ppt观看体验更佳。

【时间轴】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传统故事里，路人都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短视频里的男主人公都叫大壮、小帅、阿强，女主人公叫小美、翠花，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叫作女人。黑社会叫丧彪，小喽啰是卡拉米，所有的理发师都叫托尼，隔壁住的那个人永远姓王。

施爱东本科毕业于大气科学专业，却机缘巧合地走上了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最近20年中，他一直耕耘在故事学领域，关注民间故事的发生、传播与变异。

他总是像一位侦探，发掘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他曾从一个贵县乡绅曾国光的诗集中抽丝剥茧，分析出歌仙刘三妹最初的记载源头；也曾辨析南宋末年温州的一座土地庙中，当地人何以让杜甫嫁给了伍子胥。

2010年代初期那个网络谣言翻陈出新的阶段，也是施爱东眼中谣言研究的黄金时代。他将谣言视为民间文学的分支，深入细致地追踪了数十则不同类型的谣言，探索背后的传播路径、文本语法和传谣心态。他也运用故事学理论分析金庸作品和当下喧嚣的网络短视频和短剧，解释其人物和情节设置。

施爱东甚至将田野的眼光对准了民俗学界本身，对学界生态运作进行了深切观察与精辟总结，被誉为学术圈“葵花宝典”。但是在他眼中，立偶像、攀学缘、混圈子、建学派，只不过是学术这个特殊行业的民俗，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世俗生活。

【时间轴】

00:08 故事的预设-固定角色与结局：密闭时空中的语言游戏/四种主要角色/所有故事都是难题型故事